杨贵妃是哪里人？有的人说杨贵妃是容县人
杨贵妃到底是哪里人？她的为人怎样？一千多年来，史论家见仁见智，还没有定论。这里，从历代的碑文诗词、史章典籍的记述，以及地方的名胜古迹，民间传唱等方面，加以一一考证论述，以就正干高明。
（一）关于籍贯的论订
一、唐代遗碑
记述杨贵妃事迹最早的是唐天宝四年四门助教许子真所写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 据《元一统志》载：“杨妃容县碑记，在普宁县东一百二十步。”后为《永乐大典》所援引。碑文不长，现抄录如下：“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维尝谓先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许，逢一术土，忘其姓名，云：‘此坟若高数尺，必出贵子；惜太低，生女亦贵’。 妃母怀娠十二月始生，初诞时...全部
杨贵妃到底是哪里人？她的为人怎样？一千多年来，史论家见仁见智，还没有定论。这里，从历代的碑文诗词、史章典籍的记述，以及地方的名胜古迹，民间传唱等方面，加以一一考证论述，以就正干高明。
（一）关于籍贯的论订
一、唐代遗碑
记述杨贵妃事迹最早的是唐天宝四年四门助教许子真所写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
据《元一统志》载：“杨妃容县碑记，在普宁县东一百二十步。”后为《永乐大典》所援引。碑文不长，现抄录如下：“杨妃，容州杨冲人也。离城一十里。小名玉娘，父维，母叶氏。维尝谓先人云：“葬其祖去此十里许，逢一术土，忘其姓名，云：‘此坟若高数尺，必出贵子；惜太低，生女亦贵’。
妃母怀娠十二月始生，初诞时，满室馨香。胎衣如莲花，三日目不开。夜梦神以手拭其眼，次日目开。眸如点漆，抱出日下，目不瞬。肌白如玉，相貌绝伦。后军都督杨康见之，以财帛啖其父，求为女。妃家素窭，不得已与之。
康有二子读书，妃三岁，日夜同坐，听其诵读。渐长，通《语》、《孟》，康夫妇惜如珠玉。时杨长史琰摄行帅事，闻之，左右令其母皆来。一见大奇，私谓厥妻曰：‘此女姿质异常，貌有贵相，吾二女远弗逮也。’遂给以金帛与康，求为女。
康不从，乃胁取之。举家号泣送去。居无几何，长史秩满，携归长安，与二女同教。惟妃性昭慧，谙音律，明经史。后进入寿王宫。开元二十四年，明皇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天宝间，册为贵妃。”（1）
然而，有许多说法却与此不同。
《旧唐书·杨贵妃传》说：“玄宗杨贵妃，高祖令本，金州刺史。父玄琰，蜀州司户。妃早孤，养于叔父河南府士曹玄璬。”（2） 没有明确提出籍贯。《新唐书·杨贵妃传》说得较清楚： “玄宗贵妃杨氏，隋梁郡通守汪四世孙，徒籍蒲州 （即永济，今山西蒲坂），遂为永乐人。
”（3） 《杨太真外传》则说是“弘农华阴人，后徙居蒲州永乐之独头村。”这里说到村，算是较具体的了。后来又说到：“其父元（玄）琰蜀州司户，贵妃生于蜀。”（4） 因此后来又有杨妃是四川人之说。而《旧唐书》和《新唐书》的《杨元（玄）琰传》则说杨元（玄）琰是虢州阌乡人，即现在的河南陕县人。
此外，还有说杨贵妃是湖南醴陵人的。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种种的说法，究竟应以哪一种较为可靠呢？笔者认为应以许子真的碑记为最可靠。理由有四：一、碑文内容有根有据，来龙去脉，十分清楚。
而且细节翔实。文中虽有某些传奇色彩，这正同史传上的许多帝王将相、英雄豪杰的事迹，多少附带有某些传奇甚至是迷信色彩一样，不足为怪。二、碑记是杨贵妃同时代的人所撰，是此历史的权威见证。其它一切杨妃籍贯的歧说，均远后于许子真的人所作，许子真是杨贵妃生活时代最有资格的发言人。
三、这是一块确确凿凿的碑文，它有着一般书本文字所没有的特殊的文献价值。这总是先有其人其事并有其缘才能有其碑，唐当代的人对于一位贵妃，是不能随便以伪说勒石铭碑的。这是人们常识以内的事。四、许子真当时任四门助教，是有地位的学门教长。
四门学唐代前原为大学，隶属于国子监，以传授儒家经典为职责。到了唐朝“始合于太学”，助教为三人。据柳宗元在《四门助教壁记》中说：“四门学之制，掌国之上士中士下士凡三等，侯伯子男凡四等，其子孙之为胄子者，及庶人之子为俊士者， 使执其业而居其次，就师儒之官而考证焉。
”（5）因此，许子真是当时有颇高地位的人，撰这样的碑文是要负责的，决不会凭空捏造。
古例，生不立传，所以此碑应系作于杨妃死后。碑文体例，传后必加评赞，正文之后必勒作碑年月，此碑独无；其纪事至入宫封贵妃，亦无结束语，可见并非全文，其后必有缺佚。
碑文说杨贵妃“进入寿王宫”，再“诏入内，号太真，大被宠遇。”是历史的正面记载。对杨妃入寿王邸后，成了寿王的妻子，玄宗父夺子妇，先令她出家当道士，号太真，到天宝间再册为贵妃这一乱伦的丑行，碑文只隐约其词，没有挑明，这也是“为尊者讳”的缘故。
至于许子真碑记之外的各种杨妃籍贯的歧说，既有北方的山西、陕西、河南的分歧，又有南方的四川、湖南等地的涉及，内容简单，毫无细节。其依据，都是沿着杨玄琰的家族一脉相承来分说，不是随从“高祖令本”而出，就是跟着杨玄琰和杨玄璬的迁居与宦游而定，莫衷一是。
那一家都没有说清楚杨贵妃的具体来历。更应指出的是，这些都是后人的编述，五代刘昀编旧《唐书》时，距杨妃之世已一百八十多年；宋太宗朝乐史作《杨太真外传》时，更已在杨妃既死二百八十多年之后。年代久远，材料间接，因而各自说法混乱，根本不能同当时许子真亲身经历的实录碑文相比。
就是时距杨贵妃死后五十年白居易写的《长恨歌》，以及陈鸿写的《长恨歌传》，都没有明确肯定杨贵妃的籍贯。《长恨歌》只说“杨家有女初长成”，但没有谈到这个杨家女从何而来，生父是谁，家在何方。因此，我们不能作出贵妃是杨玄琰亲生女的结论。
《长恨歌传》也只说“得弘农杨玄琰女子于寿邸”（6）。实际上这个弘农（今河南灵宝县）是唐代的一个郡， 是杨玄琰被封为弘农郡公时的爵邑，并不是他的故里，以此作为杨贵妃的籍贯是错误的。
二、后世的记载
许子真在碑记中所说的容州普宁县是什么地方呢？据《读史方舆与纪要》载：“普宁废县，今县治，唐初属容州，州盖治北流县。
开元中，升州为都督府。”（7）这里所说的县、府、州，均同碑记相符。这就是现在的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地区容县。北流县与容县毗连，亦容州所治。
说杨贵妃是容县人的，并不单是许子真一家。从唐代到清代，不少文人学者加以撰述，许多史章典籍为之详加记载。
自许子真碑记被作为历史文献载入元史乘类书《元一统志》与明百科全书《永乐大典》、史乘类书《大明一统志》之后，在明代，还有曹学?绲摹豆阄髅ぶ尽罚嚎５摹读肽纤黾恰罚约摆髀兜摹冻嘌拧返仁橹荆嵌加芯鞑橐院蟮姆⒀匀āＴ?缢担骸把钌皆谙兀ㄈ菹兀┪髟屏枥铮蒲罟箦诖恕！保?）邝露还从他的家乡广东深入到容县去调查，在杨贵妃的出生地参观了杨妃井，并品尝了井水。
在清代，有关记载也很多，有权威性的是康熙年间钦命编撰的大型丛书《古今图书集成》。书中明确肯定：“贵妃姓杨，容州云凌里人， 小名玉环。”（9）与此同时，浙江名学者曾任桂林通判的汪森，在《粤西丛载》里引用了《梧州府志》也证实杨贵妃是“容州云凌里人。
”（10）汪森为了编写《粤西通载》（包括粤西文载、粤西诗载、粤西丛载，又称三载），曾经穷年累月，遍搜广西、浙江等地的文史资料，埋头研究，终于大功告成，是公认的研究广西问题的专家，有“广西通”之称。
到嘉庆年间，学者董浩等更把《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收进了有影响的《全唐文》。（11）在决定收录之前，董浩曾数度与寓居北京的容县文士周耀昌面谈，得到证实后始行收录。对此，周耀昌在他的《玉峰漫笔》中说：“贵妃，亦妇人耳。
嘉言懿行，书无著录，而为后世关注如此，迨亦悲其遇乎？”此外，出于广西的地方志如文渊阁钦定四库全书《广西通志》和《梧州府志》，以及《容县志》等等，记述杨贵妃是容县人的，就更多了。一个有争议的历史妇女人物，得到历代这么多的重要史章典籍的纪录和权威学者的关注考订，是不多见的，也绝不是偶然的。
即使其中有人受到许子真碑记的影响，但如果碑记不可靠，权威的学者是绝不会盲从的。
三、历史的赋咏
不仅如此，历代还有许多骚人墨客，在他们的吟咏中确认杨贵妃系生于容县。明代诗人徐?痹凇段嘀莼彻拧菲呗芍行吹煤茫骸巴跛锓疾葑蕴煅模丫破靖咛髀湎肌Ｔ评溆窕峰诱翰薪鸸让廊思摇５ど凹拍脱海咧穹鍪杳齑浠Ｎ┯胁晕喑巧显拢昴昵逵罢掌嘌弧！保?2）诗中的颔联，不仅描写了生在北流江（绣江）边的杨贵妃，而且旁及了生在南流江边的梁绿珠。
我国四大美人中的两个都生在广西梧州府的辖区之内。据《广舆记》载：当时的梧州府管辖苍梧、容县和玉林、博白等十个县。（13）以此，可具见此诗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和幽深的内涵。明代进士出身的浙江诗人彭清，于永乐十六年任容县知县时，曾写有《容县八景诗》，汪森的《粤西诗载》收了四首，其中的《云凌斑竹》咏的就是杨妃故里民间传说的遗迹。
诗云：“云凌竹，何斑斑？云是玉环幼时泪，挥洒点缀成斑斓。迩来千有百余载，犹自脍灸于人寰。天上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至今杨山麓，苍翠交林木。凤不下兮鸾不凄，只作琅玗耀人目。
”（14）诗人悲叹杨妃的幼年被卖：“天生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但又指出竹因杨妃洒泪成斑乃是无稽之谈：“定将遗迹说杨家，此事朦胧莫可考。”诗人说的完全正确，“云凌斑竹”无疑出于附会，但也表明了杨妃确系生于容县。
因为其地要是没有杨家“天生佳丽”其人，没有“父母生兮不自保”其事，也就不会有“云凌斑竹”的传说。凡属于附会的传说，必先有所附，然后始能牵合成词。不是出于对杨妃这个本地人怀有感情，容县人大概是不会编出这个传说来的。
主编《永乐大典》的解缙也写诗证实过杨贵妃出生于容县。他在《勾漏访古》中写道：“北流县下古铜州，平地山岩笼玉楼。谁为丹砂赴勾漏，人传青竹满罗浮。杨妃井塌风烟古，葛岭寺（应为葛令寺）荒草树秋。却忆故乡山更好，锦袍归去棹扁舟。
”（15）解缙是受贬而到容州北流来的，他经容州时看到了已湮废的贵妃井，所以有此吟咏。现在这首诗还刻在北流县勾漏洞内。这个井是指杨贵妃故里井，在容县杨皮村饶家屋角石堆下，附近有黄皮果树，离溪边村道不远。
后来由于风水先生说此井不利，村人每多口角；又谬说饮井水生美女会惹事生非，因而乡人用一大石坂把井口封盖住。
对于杨贵妃的籍贯，在诗歌中表达得最明确的，莫过于清雍正浙江诗人商盘的《杨妃井歌》了。
诗曰：“范阳战鼓边尘起，雨湿梨花葬妃子。杨氏当年掌上珠，生长容州普宁里。戚晚消亡历劫沙，行人犹自访杨家。倾域丽质归宫禁，隔代遗踪汲井华……此井炎云瘴雾中，古波不动虾蟆伏。君不见、梁家鬻女珠盈斛，坠楼不惜埋金谷。
一勺泉留双角山，萋萋蔓草含情绿。”（16）这首古体诗同样拿杨贵妃来与绿珠相比，说明古代诗人对我国这两个古代美人出生在南北流二江很感兴趣，而且对其惨遭不幸深表同情。此外前人从容县这一地方落墨为杨妃题咏尚多，在此就不能—一列举了。
四、古迹佐证
在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不但有许多诗文的记载，而且有名胜古迹可资考证。除了上述的杨妃井和云凌斑竹之外，还有梳妆台、杨妃山和杨妃庙等。梳妆台在容县城东门外唐代遗迹经略合真武阁附近，相传那是古代容州官暑所在。
杨贵妃被杨康和杨玄琰递相买养以后，都在那里住过一段时间。后人即名之曰梳妆台。可惜年代久远，加上天灾人祸，建筑物早已无踪了，但地基尚可辨认，人们的题咏尚在。清代容县诗人王维新唱道：“内殿春风扫十眉，名牵长史迹纷歧。
绣江亭榭分明在，镜匣芙蓉惝?U疑。汨汨温泉无锦槛，萧萧斑竹有荒祠。书生吊古如亲见，忧化初承恩泽时。”（17）诗的第二、三、四句，乃系针对杨妃籍贯的歧说而发。说由于杨妃名义上为杨玄琰（长史）的女儿，遂至对她的踪迹（指出生地）产生了纷歧的说法。
绣江旁边明明摆着她的遗迹，竟也使她的出身事迹成了疑案。诗的后半首还举出斑竹、杨妃庙两古迹为证，说使他这个本地人（书生）“吊古如亲见”，亲切之情，跃然纸上。清代江西诗人赵德湘在《容县杨妃梳妆楼》一诗的首联中，也说得很清楚：“群峰拔黛引游船，生长杨妃艳此邦。
”（18）杨妃山在杨皮村附近的金牛岭上，又名狮子山。这就是碑记中杨贵妃父亲说过的那座坟山所在地。上面葬有杨贵妃的祖先，其坟叫“王母点兵”，名堂很别致。从这里可以看出，杨贵妃祖籍容县，也是无可置疑的。
杨妃庙在杨皮树，保存时间最长。该庙又叫娘娘庙，规模相当可观，除了正殿还有附属廓屋，山前山后还有杨妃庙的园林地。庙的左右两厢，历代文人的题辞碑刻很多，其中一幅中间写着李白《清平调》的名句：“云想衣裳花想容……”旁有一首意境绝俗，脍灸人口的联语：“莫道空山环?寂，犹闻古井石泉香。
”庙内还供有一块银牌，上面刻着杨贵妃的生卒年月。此外，庙内还保存有不同年代的石碑数幅，只因保管不得其法，碑文剥落甚多，殊为可惜。无疑地，这些古迹都自然而然成为杨贵妃出生于容县的佐证。1950年笔者在容县地委工作期间，曾听下乡到杨皮村工作的同志回来说过杨妃庙的情况。
痛惜一场浩劫，现在听说已经荡然无存了！
我国历史上的四大美人，都有著名的同她们的出生地相关联的名胜古迹。如西施的故里浙江县有浣纱石、浣纱亭和西施谷；王昭君的湖北兴山县有昭君村、昭君井、望月楼、妃台山和梳妆台；绿珠的广西博白县有绿珠井、绿珠祠和绿珠江；而杨贵妃的故乡容县也有贵妃井、杨妃山、贵妃庙、梳妆台和云凌斑竹等。
杨贵妃同王昭君一样，与其相关的名胜古迹都是最多的。这都是因人而设的景物，是因人而流传下来的古迹，是千百年来广大人民群众公认的佐证。“西子院遗石，贵妃生有村。香泉红泪在，曾照马嵬魂。”（19）清代湖南诗人周志勋的五绝，多少道出了这个古迹的参证价值。
对此，民国初年广西诗论家梦秋，在《桂海百一诗话》中也有过肯定的论证。他在列举了绿珠、王昭君、西施和薛涛各在其家乡有其名字所冠的古迹之后，接着说：“容县有杨山、杨妃井，盖取美人出处为名。”（20）
五、家乡的嘉果
杨贵妃酷嗜荔枝。
本来，爱吃荔枝的人，不一定就是产荔枝的岭南的土著。苏东坡、白居易都盛赞荔枝，他们就都不是岭南人。但是，也有人因四川也产荔枝（质颇差），便以此证明嗜荔枝的杨妃是四川人，所以这里也就特地说一说。而且，从前人的诗文中，也可于此窥见杨妃生于容县的端倪。
荔枝是亚热带的特产，以广东、广西、福建最著名。其中尤以广州附近增城一带出产的挂绿和黑叶等品种至为名贵，这在汉晋朝代就是朝廷钦定的贡品。五代时，南汉状元梁嵩的《殿试荔枝诗》，就说明了杨贵妃与岭南荔枝的关系。
诗曰：“露湿胭脂拂眼明，红袍千裹画难成。佳人胜尽盘中味，天意偏教岭外生。橘柚远惭登贡籍，盐梅应合共和羹。金门若有栽培地，须占人间第一名。”（21）梁嵩是平南县人，同杨贵妃故里毗邻。杨贵妃的家乡容县，也是产荔枝的所在，县西离现在汽车站约三公里有村名荔枝根，就是古代有名的出产荔枝的地方。
杨贵妃进宫以后，唐玄宗为了取悦这位宠妃，于是下令广东进荔枝。在每年荔枝季节，便通过驿道，日夜兼程，一站一换人马，从广东远送荔枝到长安宫中。关于这件事，史学家司马光的名著《资治通鉴》写得最为确凿：“杨贵妃方有宠，每乘马则高力士执辔授鞭（高力士，广东高州人，家距容县甚近）……中外争献器服珍玩……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驿地致之。
比至长安，味色不变。（22）但，历来有不少人怀疑此事是否属实。因为，荔枝一经摘下，“一日则色变，二日则香变，三日则色、香、味俱尽矣！”（白居易《荔枝图谱序》）不论如何快的驿马，不论如何日夜兼程，也决不可能在三数日内把摘下的荔枝从广东运到长安。
然而，古人自有办法，故宫刊物《紫禁城》对此有档案资料。那办法很简单：把将熟的荔枝大枝大枝地斩下，以容器盛水，好似插花那样养着，然后装运。路上还要不时往叶上洒水散热，减少水份蒸发。用此办法，路上当然也还会坏掉不少，但总有一部份可以保鲜运到。
当时广东曲江人唐玄宗朝宰相张九龄的弟弟张九章，任岭南经略使，贡荔枝就是由他筹划运送的。他因积功得加三品，并升迁为光禄大夫。就连认为“妃生于蜀”的宋代乐史，在《杨贵妃外传》中，也曾多次提到荔枝是由南方的广州送去的。
说杨贵妃“尝荔枝，南海荔枝胜于蜀者，故每岁驰驿以进。”（23）杨贵妃缢死的时候，唐玄宗还叫高力士用岭南送来的荔枝祭奠。可见杨贵妃同岭南荔枝的关系是多么的深！然而苏东坡却说是由涪江送去的。他在《荔枝叹》诗中说：“永元荔枝来交州，天宝岁贡取于涪。
”（24）不知何据？《唐诗故事》曾说：唐代的荔枝“四川产的大多是早熟种，质量最差，果肉薄而酸，即使是最佳者，也只相当于福建下等品种。”（25）既然杨贵妃爱吃“美味水果荔枝”，岭南荔枝又是历来的贡品，决没有从涪州送去“质量最差”的酸荔枝的道理。
早在唐代，就有名诗人号称郑鹧鸪的江西人郑谷作过明白的解说。他在《荔枝》诗中写道：“平昔谁相爱，骊山遇贵妃。枉教生远处，愁见摘来稀。晚夺红霞色，晴欺瘴日威。南荒何所恋，为尔即忘归。”（26）诗中说的“生远处”，“瘴日威”和“南荒”、“忘归”等等，无疑地都是贵妃与荔枝同生于岭南的写照。
南宋四大诗人之一，曾任广西经略安抚使的范成大，在《桂海虞衡志》中说：“瘴，二广惟桂林无之，自是而南，皆瘴乡矣！”（27）这说明惟两广的荔枝才能“晴欺瘴日威”。清代道光年间的两广总督阮元，是江苏有名的学术权威，曾对苏东坡作过不太伤雅的嘲笑，他在《岭南荔枝词八首》的二首中写道：“岭外书传唐伯游，风枝露叶汉宫秋。
如何天宝年间事，欲把涪州换广州？”（28）如果苏东坡尚在，真不知作何答复。阮元接着写道：“新歌初谱荔枝香，岂独杨妃带笑尝。应是殿前高力士，最将风味念家乡。”这里不但明确地肯定了岭南荔枝为贡品，而且清楚地说明了杨贵妃和高力士这两个两广人，在贡荔问题上的密切关系。
好一个“最将风味念家乡”！何止是高力士，杨贵妃更是思念着品尝家乡的风味——两广的荔枝。苏东坡后半生的最大不幸，是远贬广东的惠州和海南岛儋县以及广西的合浦。但他在不幸中却尝到了名闻天下的岭南佳果荔枝，他大快朵颐之余，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既然涪州的荔枝堪为贡品，他何不“归作涪州人”呢？“最将风味念家乡”，杨贵妃之为容县人，是前人所确认的。
六、阿蛮何所指
杨贵妃的名字很多，她小时叫玉娘；成长后，取名为玉环；到了入宫修道，号曰太真。
但在宫中，她却被呼唤为玉奴和阿蛮。唐诗人郑隅在《津阳门》长诗中说：“三郎紫笛弄烟月，怨如别鹤呼羁雌；玉奴琵琶龙女拨，倚歌促泪声娇悲。”（29）这个三郎指唐玄宗，玉奴就是杨贵妃。奴，本是女子的卑称，但在当时的宫廷内，却含有爱称的意思。
这个玉奴，就是玉娘的变称。至于称呼叫阿蛮，就更说明杨贵妃是广西人的问题了。两广，古称蛮夷之地。西汉南越王赵佗，据有两广，他写信给汉文帝，就自称“蛮夷大长”。唐代光化中尚书左丞狄归昌在《题马嵬驿》一诗中说：“马嵬烟柳正依依，重见鸾舆幸蜀归。
泉下阿蛮应有语，这回休更怨杨妃！”（30）就是明确地把杨贵妃称为阿蛮的。当时唐明皇宫中除了杨贵妃之外，还有一个宫女叫谢阿蛮。因为她是广东新丰县人，所以也叫阿蛮。唐明皇帝为了讨好这两个阿蛮，还在宫禁戏称自己为阿瞒，以表示谐音名字的亲昵。
我国晚清大词人临桂的况周颐，在他的《蕙风簃二笔》一书中，对这个问题也作过了明确的论证。他在援引《鹤林玉露》所载上述狄归昌的诗以后，肯定地说：“玉环一名阿蛮，可谓粤产佐证。北人概称南省曰蛮也。
”（31）接着况周颐又援引了《永乐大典》所载的许子真碑记，最后他下结论说：“许子真与妃同时所记，得诸咫闻，必无舛误，而妃为粤产无疑矣！”（32）人们称杨贵妃为阿蛮，显然是因为她来自南方。所谓“东夷、西戎、南蛮、北狄”便是。
东晋范晔的《南蛮志》有过说明。在唐代也有好几个诗人写过广西是南蛮的诗，如宋之问的《过蛮洞》，刘禹锡的《蛮子歌》，以及项斯的《蛮家》等等。当然，这是大汉族主义对少数民族和僻远边民的辱称，但人们之称杨贵妃为阿蛮则与此不同，因她曾被唐明皇所宠遇，阿蛮之名又是首先从宫里叫开去的，所以辱称也就变成了爱称。
七、辩疑驳议
从上面所列诸多资料来看，说杨贵妃出生广西容县是有充分的事实根据的。可是光绪二十三年本《容县志》以易绍惠、王永贞等人为首的编纂者，在记载许子真碑记的同时，又在附录后对杨妃生于容县说加按语道：“其荒诞似不足深辨。
”并说“题咏流传、渐成故实；作庙立祠，其惑滋甚”，（33）这是唐许子真碑记、于元代见诸典籍，杨妃生于容县的事实为人所公认后，历时五百五十余年，又第一次被人斥为荒诞。但是斥之者举不出任何荒诞之处，只含糊其词说“似不足深辨。
”他们不敢碰到许子真的《容州普宁县杨妃碑记》，也不敢涉及历代史章典籍的记载。只死抱住《杨贵妃外传》不放，说“妃生于蜀”，并振振有词认为《杨贵妃外传》的作者乐史是“唐史官”应该没有错。对此，容县清举人刘荆山（也作京山、耕山）曾经有过评论：“其人（指上述作按语者）除帖括（应考科举的八股程式）外即不知有学问，于彭（清）、王（维新）诗乃不知所云！”（34）意谓写上述按语的人学识谫陋，连彭清的《云凌斑竹》和王维新的《梳妆台》两诗也没有读懂，以为彭、王也认为杨贵妃生于容县之说无稽、可疑，所以就发出了“其荒诞似不足深辨”、“为惑滋甚”等论调。
刘荆山与编纂《容县志》诸人同代而较年轻，熟知其人及编写情况，他的话是足够说明上述按语的来由的。彭清的诗有“定将遗迹说杨家，以事朦胧莫可考”两句，县志撰人以为是说杨妃生于容县是无稽之谈，他们没有理会诗题是“云凌斑竹”，句中的“遗迹”即指此。
句中的“此事”乃指杨妃洒泪于竹成斑这一传说，昧乎此，于是对诗作出了南辕北辙的理解。其实彭诗前面“天生丽质何颠倒，父母生兮不自保”两句，就是据许子真碑所载杨妃幼年被卖事，认定了杨妃系生于当地杨家了。
对此他们也没有理会。王维新诗有“镜匣芙蓉惝?U疑”之句，他们以为是王维新也怀疑说杨妃生于容县，在此梳妆是否有其事。其实恰恰相反，王诗正是指斥那些杨妃生于容县以外的歧说。词的第二句“名牵长史迹分歧”即明确指出这些歧说是由于杨妃挂上了杨玄琰这个养父而产生的。
接着“绣江亭榭分明在，镜匣芙蓉惝?U疑”两句对歧说作了驳斥：“杨妃的遗迹就分明摆在绣江旁边，竟也要怀疑她是否在此居住梳妆过。”彭、王两诗并不难懂，如果真如刘荆山所说“不知所云”，则其人的学问也就可想而知。
最笑话的是《容县志》的撰人竟把《杨太真外传》的作者乐史说成“唐史官”！稍通文史的人也不至于闹这样的笑话。乐史，字子正，江西宜黄人，是宋太宗朝的著作佐郎，后知凌州，召为三馆编修。他是一个著作家，写过四百余卷书。
名气很大。《容县志》撰人对之懵然。刘荆山说他们“除帖括外即不知有学问”，并不过份。还要指出的是，《杨太真外传》并不是史书，它是一部小说，是《顾氏文房小说》的一部份，不能作为正史，要说是史，也只能是野史。
试问：有虚构成分的小说怎能拿来作为历史重要人物籍贯的依据呢？据此而作出的推论，也就当然站不住脚。作为一个县志的编者，怎能够张冠李戴，轻率地去否定唐代见证人的碑记，再把宋人牵扯作唐人，奉之为权威证人呢？这些编者还把苏东坡《赠川妓杨姐》的诗：“须信杨家佳丽种，洛川自有落妃池”（35）用为“妃生于蜀”的依据。
这个洛川就是导江，即现在的灌县。那里是传闻有“落妃池”。即使传闻属实，那是杨妃跌落过的地，也只能说明杨妃曾随杨元琰在四川住过，并不能证明杨妃生于四川。苏东坡的诗，只是即兴赠川妓杨姐的酬酢之作，可见其中的戏谑程度。
以此作为掌故，似欠严谨，也难笃信。除了苏东坡，就再也役有多少人吟咏过这件事了。就算是一个依据吧！也是仅此一端，别无佐证。比起杨贵妃出生地容县历代琳琅满目的诗文和众多的遗址古迹来，那是差得太远了！翻阅现在流行的各种辞类书，如《中国历史名人辞典》、《中国人名大辞典》、《辞海》、《辞源》和《中文大辞典》等等，也没有哪里是记载“妃生于蜀”的。
这些辞类书宁可沿用各有说法的新旧唐书的观点也没有取宋乐史“妃生于蜀”的说法。因为那是出于《杨太真外传》这本小说的东西，而小说和野史都不能作为正史看待的。
杨贵妃并不是杨玄琰的亲生女，仅是一个养女。
养女隶籍于养父，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杨玄琰为什么讳言养女呢？很明显，是因为杨贵妃生得聪明伶俐，美丽标致，既“通语孟”，又“性昭慧，谙音律，明经史”，是一宗可居的奇货，是可以换取高官厚禄的无价之宝。
因为养女一旦为皇家所看中，就可以女荣父贵，全族享福无穷了。历史的发展，充分证实这一点。因此，杨玄琰一把养女杨贵妃带回了长安，就成了杨家的千金，与杨玄琰的两个亲生女等同一体，这不仅瞒过了皇家贵族，而且欺骗了唐代以后的一些史官和历史小说作者，以及一些地方志的编纂者了。
但这事瞒过了别人，却是瞒不过杨贵妃的，因为她被卖时已有三岁多，卖后又在容州官署住过一段时间，长到好几岁才带去长安。入宫以后，更得到玄宗的宠爱，可以想象，她总是要说出这些心里话的。玄宗在宫中叫她为“阿蛮”，也表示他知道杨妃的来历。
前几年，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的王翰章同志，是来自唐代京城杨贵妃长期居住过的西安的历史工作者，曾写有《杨妃籍贯考》（36）一文，发表在《人文杂志》1982年第一期上，明确地肯定了许子真碑记的真实性及其重要的史料价值，最后排除了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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