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你对我国当前金融形势的认识？
谈谈你对我国当前金融形势的认识？如何防控可能出现的金融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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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金融市场也呈现出总体平稳运行的态势。中国人民银行日前发布的金融数据报告指出，当前中国经济并未受到地震灾害的明显影响，金融市场总体平稳。其中，５月末广义货币供应量（Ｍ２）余额同比稳步增长，当月新增贷款持续增加，银行存款大幅增长，银行间市场人民币交易活跃，人民币汇率稳中有升。
今年以来，货币当局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综合措施，正确把握金融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力度，金融调控取得显著效果，金融改革、金融监管和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推进，金融体系继续保持稳定，促进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日前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指出，既要正确估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坚定做好各项工作的信心；又要充分认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积极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充分准备。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尤其要对当前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国际因素予以高度关注。 央行在日前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就将“防范国际及周边金融市场动荡引发的传染性风险”作为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要务。
近期邻国越南因通胀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全球通胀的加剧，都增加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不确定性。通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问题，也正在逐步取代经济低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所关注的重点。 因担心通胀压力，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日前暗示今后可能会维持现行利率不变；欧洲央行在宣布继续维持主导利率４％不变的同时，表示不排除今年７月份升息的可能性。
中国央行也于汶川地震后、国家统计局发布５月份ＣＰＩ数字之前，于６月７日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表明央行极力控制通胀的决心。 自去年起，中国就连续１５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６次上调基准利率，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显著效果。
不过，欧美为应对通胀采取的停止减息和可能加息的诸多举措，无疑会令国际游资更加频繁地进出新兴经济体，并给这些国家金融安全带来压力。对此专家警示说，应密切关注资金的反向流动，资金倒流一旦形成其影响将远高过大量热钱涌入。
毫无疑问，以上国际金融形势考量着货币当局的金融调控能力。同时，由于年初的冰雪灾害以及地震所引起的投资力度的加大，会对物价上涨带来新的压力，对偏快的宏观经济形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给金融形势带来新变化，这进一步给中国金融调控提出新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表明，中国流动性过剩压力比过去有所加大。 相比一季度，５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继续反弹。这一表征市场流动性的数据显示出当前市场流动性依然充裕，过多的流动性将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未来调控压力依然不减。
千方百计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必须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当前货币政策仍要立足于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要为防止全面通胀提供一个偏紧的总需求约束环境，促进物价稳定。 总而言之，当前信贷增幅回落的基础并不稳固，需要坚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考虑到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带来的灾后重建，金融信贷还要有保有压，要对受灾地区予以充分的金融支持。
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压缩投资、控制总需求，更好地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平稳运行。 一、探索建立内外均衡决策新体制，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开放的经济大国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承担外汇市场的干预职能，其逻辑是：一是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项政策目标，因此内外均衡决策的分离似乎更为可取；二是在严格的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优于实现对外均衡，而货币政策则优于实现对内均衡，因此应由财政部门主导汇率政策，货币部门主导利率政策。
我国目前照搬国外体制的条件不成熟，但改革的方向必须明确。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购汇转化外汇储备的做法，调整了财政、央行、中投公司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弥补了货币机制自我调节能力的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特别国债的发行具有强化财政部门在汇率干预中地位的潜在含义。如果将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划分为释放流动性和回收流动性两个环节，目前财政部门显然已经进入了第二个环节。 可沿着这一改革方向，继续拓宽干预外汇市场资金来源渠道，逐步降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比例，缓解冲销压力，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减少相机决策，制定新的货币政策规则，根据明确的货币政策框架指导落实反通胀目标 1996年央行正式采取M1、M2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实践证明，此目标在可控性、可观测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关联度上，与最初的预期都相距甚远。
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开始变化。至此，货币供应量、固定汇率制这两个货币政策“名义锚”全部失去作用，相机决策成为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特征。 金融形势越是复杂，越是需要按照简单的规则行事。
当前应着手研究将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中介目标，明确通胀目标的上限、下限及具体持续时间，设置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的触发点，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信度和有效性，给市场明确的预期。 如果月通胀水平持续超过8%，可考虑对一年期以上存款采取保值贴补措施，逐步缓解实际利率为负的状况。
鉴于本轮通胀的成本驱动特征，也应加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更多采取区域性、行业性政策，加强窗口指导实施精确调控。 三、切实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汇率，在市场预期较为平稳的时间点扩大资本项目开放，避免三元冲突引发货币危机 两年多来的人民币持续升值没能实现当初汇改的主要目标，金融领域的某些矛盾甚至有所激化，但爬行升值确实没有对实体经济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年内只能考虑切实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汇率调节，不追随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进一步贬值。 理论模型难以预测按照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人民币汇率何时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综合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以及各主要货币的利率形势，预计下半年美元可能出现反弹，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出现围绕某一水平波动的局面。 届时应积极考虑显著降低干预外汇市场的力度，扩大汇率浮动幅度，推出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
形成“较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汇率弹性”三者的结合，从制度上降低三元冲突引发全局性风险的可能性。 鉴于外汇储备规模庞大，资本开放仍应采取非对称、结构性开放策略，即：资本流出限制，少于资本流入限制；长期资本流动限制，少于短期资本流动限制；居民在国外的交易限制，少于非居民在境内的交易限制；有真实交易背景的限制，少于无真实交易背景限制。
在制度设计中，应包括管理层在特殊情况下中止、逆转开放进程，恢复管制的内容。 此项改革可能导致短期内金融风险上升，但这一关口迟早要过，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出现更加成熟的改革环境。
四、管理层应进一步超脱于市场之外，采取中性政策应对国内证券市场波动 从2007年以来的情况看，境内外资本市场变动的相关性和因果性已经显著上升，年内，国内外资本市场继续大幅震荡在所难免。
而与2007年10月的高位相比，目前的股票市场回调已经相当到位，进一步下行寻求支撑的惯性不大。 应围绕实体经济运行的需要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采取中性政策应对市场波动。
货币政策不针对资产价格，不迁就证券市场的要求，不因市场波动而变动。财政政策方面，鉴于去年印花税政策调整不是中性的政策，将印花税率回调至去年上调前的水平，减少“漏斗效应”，具有合理性；印花税政策回调后，不应再出台新的财税政策打压或刺激市场。
监管方面，除继续强化监管职能外，应进一步放松证券市场自身的管制。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增加需求，以给市场利好，但不能以损害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为代价抑制供给来支撑大盘指数。失去IPO、再融资功能的市场纯粹是投机市场，对实体经济没有意义。
五、坚持和稳定现有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避免信贷等政策松动引发房价报复性反弹，防止泡沫进一步膨胀 强化房地产调控和金融调控的协调。 严格限制境外主体直接用外汇购买房地产，规范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市场准入，控制房地产开发经营用汇总量。
加强房地产企业资本金比例、居民第二套房贷款，尤其是贷款申请者收入的核实。如果继续加息，应注意利率调整的结构性，避免贷款者还款压力过快增长。 六、主动参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大的问题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持续发生和缓、低调但实质性的变化。
长期对货币纪律的遵守，使得欧元的价值尺度职能进一步完善，其取代美元地位的实力逐步增强。欧元成为最主要国际货币，缺少的只是意愿和时间。市场和各国货币当局对货币格局变动心照不宣，在是否持有美元问题上“只做不说”、“多做少说”。
伊朗宣布全面停止石油贸易美元结算后，如果多数石油出口国采取类似举措（如原油欧元报价、贸易欧元结算等），美元地位将显著下降。 IMF在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按照目前IMF的调整股权和发言权分配节奏，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难以在该制度框架下谋求与经济总量相称的地位。我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加紧与周边经济体的货币合作。除现有区域性集体外汇储备安排外，应研究内地和港、澳、台等地集体外汇储备体制或货币互换安排的可能性，建立周边的货币合作小环境。
在对美欧日的经济对话中可考虑主动涉及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问题，扭转我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七、关注境外人民币业务发展，支持香港成为境外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美元类似，人民币在境外的沉淀、境外各类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必然对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稳定造成影响。
一是人民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离岸人民币利率与境内非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形成利差。二是境外各NDF市场、外汇衍生产品必然对人民币的汇率决定造成影响。三是金融监管有效性下降，境外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开展游离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四是境外银行体系中存在大量人民币流动性，为投机者攻击我外汇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提供了条件。 但是，人民币区域化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面对境外人民币规模越来越大的局面。
应采取积极的管理措施，一是抓紧建立完善与周边经济体的人民币清算体系；二是除继续采取措施促进人民币回流外，还要通过规范的途径促进人民币流出，维持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三是鼓励香港发展内地暂不具备条件开展且境外其他金融中心已经推出的、与内地有关的衍生产品业务，提高香港在相关定价中的地位；四是着眼于与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推进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支持香港成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从国家的长远发展看，一个具有较强影响力、控制力，能够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诞生，有助于我国金融风险的化解与防范。至于该金融中心是香港还是上海，或者两者都是，则有待于市场的选择。
今年以来，货币当局执行从紧的货币政策，采取综合措施，正确把握金融宏观调控的节奏、重点、力度，金融调控取得显著效果，金融改革、金融监管和金融对外开放稳步推进，金融体系继续保持稳定，促进经济金融的协调发展。
不过，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今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面临十分复杂的局面，不确定因素有所增加。 中共中央、国务院在日前召开的省区市和中央部门主要负责人会议上指出，既要正确估计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积极因素，坚定做好各项工作的信心；又要充分认识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增强风险意识和忧患意识，积极做好应对各种困难局面的充分准备。
金融是经济发展的血液。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这就需要进一步加强金融监管，切实防范金融风险，尤其要对当前影响中国金融稳定的国际因素予以高度关注。 央行在日前发布的金融稳定报告中，就将“防范国际及周边金融市场动荡引发的传染性风险”作为当前防范金融风险的第一要务。
近期邻国越南因通胀所面临的困境，以及全球通胀的加剧，都增加了中国金融发展的不确定性。通胀以及由此产生的经济问题，也正在逐步取代经济低迷，成为全球主要经济体所关注的重点。 因担心通胀压力，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日前暗示今后可能会维持现行利率不变；欧洲央行在宣布继续维持主导利率４％不变的同时，表示不排除今年７月份升息的可能性。
中国央行也于汶川地震后、国家统计局发布５月份ＣＰＩ数字之前，于６月７日宣布再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一个百分点，表明央行极力控制通胀的决心。 自去年起，中国就连续１５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６次上调基准利率，从紧的货币政策取得显著效果。
不过，欧美为应对通胀采取的停止减息和可能加息的诸多举措，无疑会令国际游资更加频繁地进出新兴经济体，并给这些国家金融安全带来压力。对此专家警示说，应密切关注资金的反向流动，资金倒流一旦形成其影响将远高过大量热钱涌入。
毫无疑问，以上国际金融形势考量着货币当局的金融调控能力。同时，由于年初的冰雪灾害以及地震所引起的投资力度的加大，会对物价上涨带来新的压力，对偏快的宏观经济形势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并给金融形势带来新变化，这进一步给中国金融调控提出新要求。
中国人民银行最新公布的金融数据表明，中国流动性过剩压力比过去有所加大。 相比一季度，５月末中国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速继续反弹。这一表征市场流动性的数据显示出当前市场流动性依然充裕，过多的流动性将成为推动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未来调控压力依然不减。
千方百计抑制价格总水平过快上涨，必须继续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当前货币政策仍要立足于防止货币信贷过快增长，要为防止全面通胀提供一个偏紧的总需求约束环境，促进物价稳定。 总而言之，当前信贷增幅回落的基础并不稳固，需要坚持实施从紧的货币政策，同时考虑到冰雪灾害、地震灾害带来的灾后重建，金融信贷还要有保有压，要对受灾地区予以充分的金融支持。
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控制信贷规模、压缩投资、控制总需求，更好地促进金融与经济的平稳运行。 一、探索建立内外均衡决策新体制，提高货币政策独立性 开放的经济大国倾向于由财政部门持有外汇储备，并承担外汇市场的干预职能，其逻辑是：一是一种政策工具只能实现一项政策目标，因此内外均衡决策的分离似乎更为可取；二是在严格的浮动汇率制下，财政政策优于实现对外均衡，而货币政策则优于实现对内均衡，因此应由财政部门主导汇率政策，货币部门主导利率政策。
我国目前照搬国外体制的条件不成熟，但改革的方向必须明确。2007年发行特别国债购汇转化外汇储备的做法，调整了财政、央行、中投公司间的委托-代理关系，弥补了货币机制自我调节能力的不足。
更为重要的是，特别国债的发行具有强化财政部门在汇率干预中地位的潜在含义。如果将央行干预外汇市场的行为划分为释放流动性和回收流动性两个环节，目前财政部门显然已经进入了第二个环节。 可沿着这一改革方向，继续拓宽干预外汇市场资金来源渠道，逐步降低外汇占款在基础货币投放中的比例，缓解冲销压力，提高货币政策的独立性。
二、减少相机决策，制定新的货币政策规则，根据明确的货币政策框架指导落实反通胀目标 1996年央行正式采取M1、M2作为货币政策调控目标，实践证明，此目标在可控性、可观测性以及与最终目标的关联度上，与最初的预期都相距甚远。
2005年7月汇改后，人民币盯住美元的汇率安排开始变化。至此，货币供应量、固定汇率制这两个货币政策“名义锚”全部失去作用，相机决策成为货币政策决策的重要特征。 金融形势越是复杂，越是需要按照简单的规则行事。
当前应着手研究将通货膨胀率作为货币政策最重要的中介目标，明确通胀目标的上限、下限及具体持续时间，设置数量型工具、价格型工具的触发点，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公信度和有效性，给市场明确的预期。 如果月通胀水平持续超过8%，可考虑对一年期以上存款采取保值贴补措施，逐步缓解实际利率为负的状况。
鉴于本轮通胀的成本驱动特征，也应加强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更多采取区域性、行业性政策，加强窗口指导实施精确调控。 三、切实参考一篮子货币调节汇率，在市场预期较为平稳的时间点扩大资本项目开放，避免三元冲突引发货币危机 两年多来的人民币持续升值没能实现当初汇改的主要目标，金融领域的某些矛盾甚至有所激化，但爬行升值确实没有对实体经济造成大的负面影响。
当前国际金融形势动荡，年内只能考虑切实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汇率调节，不追随美元对其他主要货币进一步贬值。 理论模型难以预测按照目前人民币的升值速度，人民币汇率何时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水平。
综合世界各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形势，以及各主要货币的利率形势，预计下半年美元可能出现反弹，人民币汇率水平可能出现围绕某一水平波动的局面。 届时应积极考虑显著降低干预外汇市场的力度，扩大汇率浮动幅度，推出扩大资本项目开放的措施。
形成“较强货币政策独立性、较高资本自由流动程度、较大汇率弹性”三者的结合，从制度上降低三元冲突引发全局性风险的可能性。 鉴于外汇储备规模庞大，资本开放仍应采取非对称、结构性开放策略，即：资本流出限制，少于资本流入限制；长期资本流动限制，少于短期资本流动限制；居民在国外的交易限制，少于非居民在境内的交易限制；有真实交易背景的限制，少于无真实交易背景限制。
在制度设计中，应包括管理层在特殊情况下中止、逆转开放进程，恢复管制的内容。 此项改革可能导致短期内金融风险上升，但这一关口迟早要过，不能无限期地等待出现更加成熟的改革环境。
四、管理层应进一步超脱于市场之外，采取中性政策应对国内证券市场波动 从2007年以来的情况看，境内外资本市场变动的相关性和因果性已经显著上升，年内，国内外资本市场继续大幅震荡在所难免。
而与2007年10月的高位相比，目前的股票市场回调已经相当到位，进一步下行寻求支撑的惯性不大。 应围绕实体经济运行的需要考虑资本市场的发展战略，采取中性政策应对市场波动。
货币政策不针对资产价格，不迁就证券市场的要求，不因市场波动而变动。财政政策方面，鉴于去年印花税政策调整不是中性的政策，将印花税率回调至去年上调前的水平，减少“漏斗效应”，具有合理性；印花税政策回调后，不应再出台新的财税政策打压或刺激市场。
监管方面，除继续强化监管职能外，应进一步放松证券市场自身的管制。可以采取多种措施增加需求，以给市场利好，但不能以损害资本市场融资功能为代价抑制供给来支撑大盘指数。失去IPO、再融资功能的市场纯粹是投机市场，对实体经济没有意义。
五、坚持和稳定现有房地产金融调控政策，避免信贷等政策松动引发房价报复性反弹，防止泡沫进一步膨胀 强化房地产调控和金融调控的协调。 严格限制境外主体直接用外汇购买房地产，规范外资房地产开发企业市场准入，控制房地产开发经营用汇总量。
加强房地产企业资本金比例、居民第二套房贷款，尤其是贷款申请者收入的核实。如果继续加息，应注意利率调整的结构性，避免贷款者还款压力过快增长。 六、主动参与国际协调，防止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大的问题 当前国际货币体系正持续发生和缓、低调但实质性的变化。
长期对货币纪律的遵守，使得欧元的价值尺度职能进一步完善，其取代美元地位的实力逐步增强。欧元成为最主要国际货币，缺少的只是意愿和时间。市场和各国货币当局对货币格局变动心照不宣，在是否持有美元问题上“只做不说”、“多做少说”。
伊朗宣布全面停止石油贸易美元结算后，如果多数石油出口国采取类似举措（如原油欧元报价、贸易欧元结算等），美元地位将显著下降。 IMF在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有限。
按照目前IMF的调整股权和发言权分配节奏，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难以在该制度框架下谋求与经济总量相称的地位。我国应稳步推进人民币的区域化，加紧与周边经济体的货币合作。除现有区域性集体外汇储备安排外，应研究内地和港、澳、台等地集体外汇储备体制或货币互换安排的可能性，建立周边的货币合作小环境。
在对美欧日的经济对话中可考虑主动涉及国际货币体系稳定问题，扭转我国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的被动局面。 七、关注境外人民币业务发展，支持香港成为境外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欧洲美元类似，人民币在境外的沉淀、境外各类人民币业务的发展，必然对传统意义上的金融稳定造成影响。
一是人民币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下降，离岸人民币利率与境内非市场化的人民币利率形成利差。二是境外各NDF市场、外汇衍生产品必然对人民币的汇率决定造成影响。三是金融监管有效性下降，境外银行人民币业务的开展游离于我国金融监管体系之外，人民币资金跨境流动难以得到有效控制。
四是境外银行体系中存在大量人民币流动性，为投机者攻击我外汇市场及其他金融市场提供了条件。 但是，人民币区域化关系到国家长远发展，我们必须面对境外人民币规模越来越大的局面。
应采取积极的管理措施，一是抓紧建立完善与周边经济体的人民币清算体系；二是除继续采取措施促进人民币回流外，还要通过规范的途径促进人民币流出，维持境外人民币的流动性；三是鼓励香港发展内地暂不具备条件开展且境外其他金融中心已经推出的、与内地有关的衍生产品业务，提高香港在相关定价中的地位；四是着眼于与全球其他金融中心的竞争，推进香港发展离岸人民币业务，支持香港成为最重要的离岸人民币中心。
从国家的长远发展看，一个具有较强影响力、控制力，能够与纽约、伦敦并驾齐驱的世界级国际金融中心的诞生，有助于我国金融风险的化解与防范。至于该金融中心是香港还是上海，或者两者都是，则有待于市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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