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维民所止，有何典故，基本含义是什么？
“维民所止”与清代文字狱
裴毅然
民间盛传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引怒龙颜罪获戮尸，满门抄斩，家族被株连者达几十人。 近三百年来，这则文字狱故事在民间广为流布。其时，称摘引他人文句检举诬告者为“文伥”。伥者，助虎为恶之鬼也。民间又传此案伥者乃浙江官员李卫。据说他与查嗣庭早有一段疙瘩，原来查嗣庭有一美貌才女，李卫前往求婚，遭到拒绝，故而寻机构陷报复。
查嗣庭原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是年因雍正认为“江西大省，人文颇盛，须得大员以典试事”，于是指派查嗣庭出为江西学政，主持江西乡试。在民间故事中，多疑的雍正接到举...全部
“维民所止”与清代文字狱
裴毅然
民间盛传清雍正四年（1726年），江西乡试主考查嗣庭引用《诗经》中“维民所止”为考题，被人诬告为“雍正去头”，引怒龙颜罪获戮尸，满门抄斩，家族被株连者达几十人。
近三百年来，这则文字狱故事在民间广为流布。其时，称摘引他人文句检举诬告者为“文伥”。伥者，助虎为恶之鬼也。民间又传此案伥者乃浙江官员李卫。据说他与查嗣庭早有一段疙瘩，原来查嗣庭有一美貌才女，李卫前往求婚，遭到拒绝，故而寻机构陷报复。
查嗣庭原为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是年因雍正认为“江西大省，人文颇盛，须得大员以典试事”，于是指派查嗣庭出为江西学政，主持江西乡试。在民间故事中，多疑的雍正接到举报后，也觉得查氏有可能心怀不满，故意出这样的考题。
但他并未就此动手，因为仅凭四字定罪，恐怕人心不服。于是，便密令搜查其宅，翻出查氏两日记，从中找出两条“罪证”，这才正式开刀。
日记中的一条罪证是为《南山集》作者戴名世喊冤。戴名世乃进士、翰林，他在《南山集》中记载了南明诸王的一些史实，又用了南明永历年号，结果被人告发，以“大逆”罪处死，孤儿幼女发配为奴，还牵连被诛300余人。
查嗣庭在日记中认为《南山集》所记只是一些客观史料，并无大逆不道之处，牵连被诛这么多人实在过分。这样，便犯下“同情逆臣”之罪。另一条罪证是写其时热河水灾，淹死官民人等800余口，属于暴露阴暗面。
日记二罪佐以“维民所止”，总算可名正言顺地喝问查氏之罪，天下众人之口也就被堵上了。
然据文史研究者苏虹《“维民所止”试题冤案内幕》披露，查嗣庭所出四题为：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次题来自《易经》的“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矣”；三题也来自《易经》“其旨远，其辞文”；四题出自《诗经》“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雍正是以想当然之法推此及彼前后联系，认定查嗣庭“心怀怨望”而“大肆讪谤”。原来雍正的心病来源于雍正三年（1725年）的汪景祺文稿案。举人汪景祺在《历代年号论》中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如金代海陵王的“正隆”、金哀宗的“正大”、元顺帝的“至正”、明英宗的“正统”、明武宗的“正德”，年号中带有“正”字的这几位皇帝，都没有得享延祚。
因此，汪景祺认为这些带“正”字的年号“皆非吉兆”。雍正认为汪景祺纯属“咒诅之语”，他举例反诘：“汉之元鼎、元封，唐之开元、贞元”莫非“‘元’字有一‘兀’之象乎”？雍正再举例：“汉世祖以建武纪元，明太祖以洪武纪元，武字即有‘止’字，难道可云‘二止’乎？”因此，汪景祺的《历代年号论》文稿，分明是攻击他的年号，咒诅他逃不出“一止之象”。
汪景祺胆敢发此“悖逆之语”，自然免不掉被戮之厄。查嗣庭试题中先有“正”，后有“止”字，与汪景祺的“一止之象”用意完全相同，而且第三题中还有“其旨远，其辞文”，分明是叫人产生言此及彼的联想。再则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雍正也认为“尧舜之世，敷奏以言，取人之道，不外乎此。
况现在以制取士，非以言举人乎”？“显与国家取士之道大相悖谬”。如此这般，雍正断定查嗣庭“逆天负主，讥刺咒诅，大干法纪 ”。查氏9月26日被革职拿问，依大逆罪本应凌迟处死，查氏因病死监中，故“戮尸枭众”，所有财产查没入官，亲戚16岁以上男丁皆斩，15岁以下及女性皆流放三千里之外。
（参见林白、朱梅苏《科举史话》附录二：《关于“维民所止”试题冤案真相》）
而所谓“维民所止”，想必是当时士子悲愤之余，索性虚拟出一道“维民所止”的试题，更加简练，一目了然。此语一出，八方响应，认为比初始事实更直接更生动，也更强烈更典型。
相沿既久，弄假成真，反倒掩盖了最初的史实。
据统计，康雍乾三朝，较大的文字狱就有80多起，其小者不可胜数。翰林徐骏误写“陛下”为“狴下”，立即革职下狱。扬州举人徐述夔夏日晒书，风吹书页，随笔诗云：“清风不识字，何事乱翻书。
”被人告发“恶攻”清室文化程度太低，斩首弃市，家族株连。就是常为乾隆润色御诗呼为“老名士”的沈德潜，只因《咏黑牡丹》中有一联：“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遭到开棺戮尸抄家株连之祸。
文字狱集中发生在这一时期，其实有着更大的历史背景。
清兵入关后，因各地反抗激烈，迫使清室千方百计消弥降低民族矛盾。此外，鉴于历代少数民族统治中原难以为久的史训，清廷竭力笼络前明遗臣，对汉族士子采取怀柔政策，乌纱帽儿几乎强邀强送，惟恐拒绝接受。即便如此，仍然有一批汉族士人不予合作，如著名的“清初三儒”黄梨洲、王船山、顾亭林。
这使清室上下均感受气不浅。康熙中期以后，各地反抗趋静，政权渐稳，这时候清廷就感到没有必要再做筋骨自我约束了，没有必要再让汉族士子感到自己有多么了不起，得让他们看看究竟谁才是天下的主宰，好好抽打一下他们所谓的士林“脊梁”。
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之下，在这样的清帝心态之下，才发生了这么多纯属无事生非的“欲加之罪”。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