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为什么又叫陪都？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1，由于都城偏居边地，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西周的洛阳。
2，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建都在边区，后来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如清之盛京，元之开平府。
3，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全部
“陪都”是我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上的重大创举，又叫“两京制度”，它始于西周。
西周都城在关中的镐京，周武王为了加强对东方诸地的控制和防止商朝残余的复辟，因而在洛阳首建陪都。此后，历代的大小王朝等，无不模防周朝的两京制度，且许多王朝或政权不只两京。
综观历代陪都的设置，大体分为四种情况：
1，由于都城偏居边地，不利统治者管辖全境，有必要在位置适中的地方建置陪都，加强对全国的控制。如西周的洛阳。
2，由于该政权兴起于边疆地区，建都在边区，后来该政权强大，入主中原，为了便于控制全国而迁都内地，之后将原都改为陪都，如清之盛京，元之开平府。
3，都城别为全国政治军事的中心，但随着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在接近经济文化中心且交通便利的地方营建陪都，如隋唐时的东都洛阳。
4，皇帝或政府因巡幸或躲避战乱临时住过的地方，如唐朝的南京成都，清朝的承德和民国的重庆等。
重庆，在抗战期间和解放前，却具有“双都”的身份，即“战时首都”和“永久陪都”。
从1937年11月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简称“国府”）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到1946年5月5日发布《还都令》（还都南京）的八年半期间，重庆一直是中国的“战时首都”。
此外，在国府于1940年9月6日定重庆为“陪都”至解放军于1949年11月30日解放重庆的九年多期间，重庆也是中国的陪都。
抗战前，中国的首都是南京，重庆是行政院直辖市，1937年“七七芦沟桥事变”后，日本大举侵略中国，直逼南京，形势非常危急。
1937年11月17日，国府主席林森率领大小官员撤离南京，并于三日后在武汉发布《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宣布迁都重庆，重庆正式担负起中国战时首都的责任。
1940年9月6日，国府发布《国民政府令》，正式颁令“明定重庆为陪都”、“还都以后，重庆将永久成为中国之陪都”，既明确了重庆担负“战时首都”的法律地位，也宣示了即使还都南京后，重庆作为陪都的地位也不会改变，即“永久陪都”。
“陪都”实为“战时首都”
重庆市社会科学院文史研究所所长，著名历史专家张凤琦，日前在接受本报专访时强调，重庆在中国八年抗战时期的主体功能是“战时首都”，而不是“陪都”。
她解释说：“战时首都”的历史长达八年多；国府“移驻”重庆，实质上就是把首都的功能由南京迁移到重庆 。
因此，八年抗战时期，重庆是中国政治与文化中心，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也是中共中央南方局和第二次国共（国民党与中共）合作的所在地。
对于为何选择重庆作为陪都，她说：“这与重庆特殊的地理位置有关，重庆四周环山，长江和嘉陵江环绕，易守难攻。
尤其是长江三峡，是一个天然屏障，日本的陆军和海军始终没有攻入重庆。只有靠空袭。后来日军对重庆进行了长达五年的大轰炸，造成几十万平民死伤。”
今天，如果你来到重庆市中心解放碑附近的较场口，就能看到一幅巨型雕塑，它生动地再现了当年日本大轰炸期间，躲避在防空洞的百姓挣扎求生的惨烈景象。
至今，老一辈的重庆人一提到重庆大轰炸就义愤填膺。许多受害者还在向日本政府要求赔偿。
谈到重庆在抗战期间的地位，张凤琦表示，除了作为中国战时首都，重庆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线远东指挥中心。当时，盟军中国战区司令部就在重庆，美军顾问团也常驻重庆。
1942年，同盟国宣布蒋介石为盟军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任指挥中国、泰国、越南等地联合部队的指挥任务，由美国史迪威将军担任最高统帅参谋长。史迪威同时担任中缅印战区总司令。
了解中国抗战历史的人，都对宋氏三姐妹携手慰劳军队伤员的一张历史照片留有深刻印象。
当时，重庆经历日军大轰炸，每天都有军人和平民死于轰炸，当时宋氏三姐妹——宋霭龄、宋庆龄和宋美龄，捐弃前嫌，携手抗日。这体现了中国人在面临国家民族危难时刻，共同抵抗外敌的决心和勇气。
“铁血西迁”
撑起工业“脊梁”
用张凤琦的话说，就是重庆作为中国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政治中心，国共两党直接沟通，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形成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一致抗日。
重庆对抗日战争的另外一个贡献，是为前方战场提供了急需的枪支弹药。抗战开始后，上海、南京等沿海地区成百上千家工厂辗转迁移到重庆，实现了中国近代工业史上规模空前、意义深远的“铁血西迁”，成为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形成了以重庆为中心的新工业区。
今天重庆许多大企业前身，都是当年南迁的企业。如当年的钢铁厂迁建委员会（今重庆钢铁集团公司）、第25厂（今嘉陵厂）、第1厂（今建设厂）、第24厂（今特殊钢厂）、第21厂（今长安厂）、第20厂（今长江厂）等。
成为战时文教中心
张凤琦表示，伴随着重庆作为当时中国政治中心的形成，重庆的文化与教育发展迅猛，空前繁荣，重庆也因此成为战时中国的文教中心。
当时中国几乎所有顶尖的艺术家都荟萃重庆，创作出一大批艺术精品，如郭沫若的《屈原》、陈白尘的《大地回春》和阳翰笙的《天国春秋》等。
抗战前，重庆只有重庆大学，陪都期间，北京、上海和南京的著名学府迁移重庆，使当地高等教育出现空前的繁荣，光大学数量就达到31所。中国顶尖的教授、学者云集重庆。当时著名的中央大学、中央政法大学和复旦大学都迁移到重庆。
二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联合国，将它的资料交给每个成员国保管备份。
由于重庆是中国战时首都，1947年成立的“国立罗斯福图书馆”（重庆图书馆的前身）自然也就成了联合国指定的资料寄存馆，一直未间断过，使重庆图书馆为成为中国国家图书馆（当时称“北京图书馆”）外，迄今为止中国保藏联合国资料最早的另一图书馆。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