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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教一下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的情

缘起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于南昌发表演说，为历时十五年的新生活运动揭开了序幕。“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 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是以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两日后，即二月十九日，蒋介...全部

  缘起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于南昌发表演说，为历时十五年的新生活运动揭开了序幕。“新生活运动”这个名词，最早见于一九三四年二月十七日蒋介石在南昌于调查设计会所作的演说〈新生活运动发凡〉。
  在这次演说中，蒋介石指出“所谓革命者，即依据一种进步的新思想（主义），以人力彻底改进各个人以至整个国家之生活形态之谓。简言之，革命即生活形态之改进也。吾国革命之所以迄今尚未成功，即在于全国国民之生活形态始终无所改进。
  ”，是以蒋介石提出的“新生活”是“先求全国国民于食衣住行四项实际的基本生活能澈底改进之一种社会教育的运动”，是使国民革命得以成功，中华民族得以复兴的手段。两日后，即二月十九日，蒋介石即在南昌行营扩大总理纪念周以〈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作演说，一般视之为新生活运动的正式开始。
   事实上，与新生活运动有关的准备，尤其在思想方面，则早已有迹可寻。早在一九三二年四月蒋介石对中央政治学校学生所作的演说〈人格与革命〉中，即已提出除了“亲爱精诚”四字以外，尚要加上“礼义廉耻”方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我们革命的基础”，因为在蒋介石的眼中，当时的中国人实在是没有礼义，不知廉耻，自私自利，所以才会面对亡国亡种的危机。
  后来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时以“礼义廉耻”为其中一端重要的思想，可说是他对于挽救中国危亡之方的一贯看法，他强调这是和孙中山思想一脉相承的，可以说，国民党奉为圭臬的《三民主义》是新生活运动的合法性来源与理论权威。
  孙中山在《三民主义》里即提出恢复中国人的民族地位的方法之一乃系恢复固有的道德。孙认为，中国人在接受新文化的同时，万不能将旧文化中的精华——例如固有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即后来蒋介石口中之“八德”）等旧道德——视为糟粕一并放弃，必须予以保存且发扬光大之，方能使民族地位得以恢复，因为这些正是中国比外国优越之处。
   在新生活运动开始前夕，蒋介石发表了〈复兴民族之根本要务——教养卫之要义〉一演说，亦着重说明教育人民明乎“礼义廉耻”的重要性，蒋谓唯有教育和“礼义廉耻”“才是复兴的唯一工具”，又从古人所谓“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引申出“四维既张，国乃复兴”的结论，进一步打稳“礼义廉耻”作为日后新生活运动的指导思想的根基。
  有谓新生活运动在思想层面而言糅合了中国传统礼教、鼓吹以国家利益为最大考虑，服从效法唯一的领袖的法西斯式观念、日本传统的武士道精神以至基督教价值观的元素，此诚的论，亦可见之于蒋介石发起新生活运动过程中的言论与做法。
   有谓蒋介石之发起新生活运动，是因为他某天在巡视时看到一个吸纸烟的小孩，有感于国民生活的不堪所致。对蒋介石这件“轶事”的说法甚多，但实有将蒋介石推行新生活运动的动机过份简化之嫌，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事道出了新生活运动的出发点——从国民的基本日常生活做起，务求达致一个全面的社会风气的革新。
   新运内容 “礼义廉耻”（四维）是新运的中心思想。蒋介石要民众把“礼义廉耻”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运想要做到的，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1。
  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运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 三化 如果说“礼义廉耻”是新运的理论基础，则“三化”就是实践理论的行动指引。所谓“三化”，就是“生活艺术化、生活生产化、生活军事化”。
  蒋介石在〈新生活运动纲要〉的结论中提出了三个目标来概括“新生活”之“使国民生活合理”，即为“艺术化”、“生产化”与“军事化”；而三者之中，又以“军事化”最为重要。 所谓“艺术化”，就是以“艺术”为“全体民众生活之准绳”，告别“非人生活”，力行“持躬待人”并以传统之提倡“礼、乐、射、御、书、数”六艺为榜样，以艺术陶养国民，以达“整齐完善，利用厚生之宏效”。
   所谓“生产化”，则旨在“勤以开源，俭以节流，知奢侈不逊之非礼，不劳而获之可耻”，从而“救中国之贫困，弭中国之乱源”。 而“军事化”在〈新生活纲要〉中列于最末，但却是“新生活”的核心所在。
  在〈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中蒋介石即有这样的陈述： “我现在所提倡的新生活运动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使全国国民的生活能够彻底军事化！……勇敢迅速，刻苦耐劳……能随时为国牺牲！……养成这种临时可以与敌人拚命为国牺牲的国民，就要使全国国民的生活军事化。
  所谓军事化，就是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也必须如此，才能合乎礼义廉耻，适于现代生存，配做一个现代的国民！” 蒋举日本人民之能“洗冷水脸”、“吃冷饭”的例子来说明日本人“早已军事化了，所以他们的兵能够强”，故此要求中国人民达致同样的标准。
  由此可见提倡军事化生活之目的，乃在于“安内攘外”，希望能借此提高国民政府动员人民之能力，一方面与中共抗衡，同时也为准备对付来自日本的威胁。 蒋介石又谓： “救国之弱，惟有尚武！方今赤匪充斥，内乱未已，版土日蹙，外侮频仍，帝国主义者与汉奸赤匪，内外勾结，皆挟其全力，以压迫我民族，破坏我国家。
  吾人欲救此危机，完成其安内攘外之目的，亦非准备全国国民之军事化，不足以图存；而军事化之前提，即在养成国民生活之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迅速、确实之习性，以求其共同一致之守秩序、重组织、尽责任、尚纪律，而随时能为国家与民族同仇敌忾，捐躯牺牲，尽忠报国也。
  ” 至一九三六年，蒋介石又在演说〈新生活运动第二期目的和工作要旨〉中将“军事化”等同“现代化”： “所谓‘现代化’者，就是要‘科学化’‘组织化’和‘纪律化’，概括的说，就是‘军事化’……由此可知我们的生活要‘科学化’‘军事化’的意思，就是要彻底铲除过去一切虚伪自私含糊，因循苟且等一切不适合现代的积习，实实在在力行‘整齐清洁简朴勤劳迅速确实’的新生活。
  ” 总括而言，蒋介石的想法是从人民的基本生活开始改善其习惯与素质来达致所谓“救国”“复兴民族”的目标。纵使新生活运动所能达致的效果也并不如其所宣称，也招致社会上不少对新生活运动的质疑，但总的来说，新生活运动之提倡改良生活，某程度上仍具积极意义，纵使当时不少人对这种以旧道德改革生活的方式嗤之以鼻，但徐中约认为这种提倡至少能达致心理上的积极作用，即令国民在面对日本的威胁下有有所作为之感。
   新运总会曾于1935年3月发出三份对如何实行“三化”作了极详尽规定的文件。文件条目分明，内容琐碎，对人民生活方式规定严格，如生活艺术化的“有暇时常至野外旅行”；生活生产化的“年未满六十岁者，不得设宴祝寿”；生活军事化的“提倡冷水洗浴”。
   新运活动 除了由个人生活做起，新运促进会亦会举办各种活动。参考各省市的工作概况 ，战前的新运工作大致不外乎提倡清洁和守规矩。“规矩”方面有守时运动、节约运动、升降旗礼等；“清洁”则有夏令卫生运动、清除垃圾和污水、灭蝇竞赛等。
  亦有针对愚民陋习、不良风气的活动，如识字运动、禁烟消毒（即禁毒）运动等。由于新生活运动力图直接干涉物质生活与经济，有学者如James Thomson将新生活运动讥为“建基于牙刷、老鼠夹与苍蝇拍的民族复兴运动”。
   组织 1934年7月，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于南昌正式成立，统领全国各地新运之工作。蒋介石任总会长，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干事，设调查、设计、推行三个部门。1935年年底，蒋介石在南京就任行政院长，当时的新运已发展为全国性的运动，新运总会迁至南京，熊式辉因仍任江西省主席而不能赴京兼任新运职务，是以改由钱大昀任主任干事。
  次年2月，新运妇女指导委员会成立，由宋美龄任指导长。1937年3月，新运促进总会组织略有变更，改正、副主任干事为总干事、副总干事，由黄仁霖担任总干事；改设计、调查为学校、训练两部门。 战时新运 抗战开始后，新生活运动即与抗战前有著明显的分别。
   首先在思想方面，战前“四维”的定义为人民的日常生活定下规范，而战时的定义则强调纪律、节约和牺牲精神，要求人民无时无刻不忘抗敌。蒋介石曾将“礼义廉耻”口号释为“牺牲自己的全部利益，全心全意奉献给国家”，此外，也将“‘礼’是规规矩矩的态度。
  ‘义’是正正当当的行为。‘廉’是清清白白的辨别。‘耻’是切切实实的觉悟”，在一九三九年新运五周年时修订成“严严整整的纪律”、“慷慷慨慨的牺牲”、“实实在在的节约”、“轰轰烈烈的奋斗”，这都是为了鼓励军民奋力抗战的需要。
   此外，与抗战前比较，新生活运动促进总会迁到汉口甚至重庆后的工作亦超越了原本较为着重的道德生活教化的层面，成为一个“无所不包、无所不是”的运动，随著抗战期间国家的需要而开展，例如节约献金、空袭救济、抢救难童、成立伤兵之友社，以及在重庆成立陪都新运模范区等。
  虽然新生活运动的成效于战前一直不如理想，但新运组织的网络和动员能力却为战时的服务提供了方便，对抗战起了正面作用。 终结 抗战胜利后，中国旋即陷入内战，国民政府节节败退，对新生活运动也实在无余力兼顾。
  新运总会因此面临经济困难，致使蒋介石于一九四九年新运十五周年前夕悄悄指示总干事黄仁霖“暂停办理”，终于消声匿迹，新运再没有恢复，历时十五年的新生活运动无疾而终。196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推出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被认为是新运的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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