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什么
人们把“进化”一词定义为：“生物逐渐演变，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这里的“由低级到高级”一般被理解为“由劣到优”“由落后到先进”。例如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高级先进的优秀人类是从低级落后的劣等生物“进化”而来。 那么，生物为什么要作这样一种进步性运动？或者问：推动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动力是什么呢？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那是因为人有思维，人认为“高处”是“好的”所以要往高处走。然而，没有思维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或者说，藏在生殖细胞核里的遗传基因，它们又如何知道“高处”是“好的”？为什么也会“往高处走”呢？是什么动力在“推动事物积极向上”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全部
人们把“进化”一词定义为：“生物逐渐演变，由低级到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的发展过程”。这里的“由低级到高级”一般被理解为“由劣到优”“由落后到先进”。例如很多人就是这样认为：高级先进的优秀人类是从低级落后的劣等生物“进化”而来。
那么，生物为什么要作这样一种进步性运动？或者问：推动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动力是什么呢？
俗话说“人往高处走”，那是因为人有思维，人认为“高处”是“好的”所以要往高处走。然而，没有思维的动物、植物、微生物，或者说，藏在生殖细胞核里的遗传基因，它们又如何知道“高处”是“好的”？为什么也会“往高处走”呢？是什么动力在“推动事物积极向上”呢？
为了解答这一问题，许多学者提出过不同的“动力模式”，但终究不能自圆其说。
最近（2002年）法日两国研究人员又提出一种理论认为：“遗传信息复制”将有望成为生物进化的动力。但是，他们能真正找到生物进化的动力吗？我们对此表示怀疑。
怀疑的依据是：不论什么理论，只要它自称能够解答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什么，它就必须回答：为什么地球上还有那么多生物没有进化或者进化那么缓慢？为什么同一种动力只对一部分生物起作用，而对另一部分生物不起作用或者只起很小的作用？为什么进化会出现停滞和爆发的不同阶段？当进化停滞的时候这种动力到哪里去了？当进化爆发的时候这种动力是怎样聚集到一起来的？……
这是生物进化中的“动力怪圈”。
如果没有这种能“推动事物积极向上”的动力存在，生物“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性进化在理论上是讲不通的；如果有这种动力存在，又没有哪一种理论能够解释：为什么地球上还有那么多生物没有进化或者进化得那么缓慢。
面对这个绕不出去的“动力怪圈”我们不得不提出这样一个猜想：这种能“推动事物积极向上”的动力根本就不存在。生物的进化根本不是人们想象的那种“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性进化，而是一种无所谓进步与退步的中性进化。
所谓“中性进化”是指生物利弊得失各向都同时均衡发展的一种演变过程。当有利的方面越来越多时，有弊的方面也越来越多，其结果表现为事物的利与弊总是均等。把进化前后的利弊得失叠加起来，其实际进化的总值为零，其进化结果整体向外显现为不好不坏的中性。
（注意：这里的“中性”是“有利有弊”的，与木村资生中性学说的“无利无弊”是有区别的。）
当生物的进化不再是“由低级到高级”的进步性进化，而只是一种利弊均等的“中性进化”以后，各物种之间的关系就还原成了一种平等的和谐关系。
“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什么？”这一问题的实质，也就不再是“生物为什么会越来越高级？”，而是“生物为什么会演化（或称中性进化）？”这样，我们不仅走出了“动力怪圈”，而且我们还发现，有许多曾经十分棘手的问题竟意外地得到了解答。
二
生物的进化之所以是中性的，其根源在于推动生物进化的动力是中性的。事实上，自然界的所有力都是中性力，例如电磁力、万有引力等等。它们或者推动事物运动或者保持事物静止（相对），不论是运动还是静止，它们的作用都是使事物在某种力量上获得平衡，而不是打破平衡去推动事物“由低级到高级”发展。
推动生物作中性进化的中性动力，也是一种能够推动事物运动但没有好坏优劣之分的作用力。中性动力只能将事物从一个中性位置推向另一个中性位置，或者将事物保留在中性状态之中不让事物游离于中性状态之外。
在推动生物作中性进化的过程中，有两种中性动力在起作用。
第一种是可以促成生命起源也可以促使已有生命发生变异的动力（简称第一动力或变异的动力）。例如来自宇宙间或者来自地球内部的某种射线、某种物理的或化学的刺激等等。
第一动力引发的变异与达尔文主义认可的变异一样，不具有方向性和适应性；所不同的是，这种变异不再是只有利没有弊或者只有弊没有利的“单向”变异，而是利弊均等的“双向”变异。因为它是将有利有弊的旧物种变异成为有利有弊的新物种，所以它是一种将事物从一个中性位置推向另一个中性位置的中性动力。
第二种是大自然赋予所有生物求生存的本能释放出来的一种动力（简称第二动力或求生存的动力）。这种动力是显而易见的，是自然界必须存在的。如果生物没有求生存的本能，起源以后的生命就不会存活，不会延续，自然界也就没有生命。
第二动力与拉马克主义认可的动力一样，具有方向性和适应性；所不同的是，它的作用不是促使生命发生变异，而是促使在变异之后只显现弊没显现利，造成生存困境的生命，把变异中的有利部分发掘出来，让变异后的利与弊均等，从而求得生存。
当生物得以生存以后，由变异引起的利与弊都得以显现，求生存的动力也就自行消失。因此，求生存的动力并不会推动生物去追求“更好的”生存。这一点与拉马克主义认为的生物都内在地和必然地趋向于完善化（不断向上）有着本质的区别。
因为这种动力是给予面临生存困境的生物以求生存的本能，将只有弊没有利的生存条件改变成为有利有弊的生存条件，所以它是一种将事物保留在中性状态之中，不让事物游离于中性状态之外的中性动力。
第一动力引发的变异虽然是利弊均等的双向变异，但是，它显现出来的利弊却不一定均等，有的变异将“利”隐藏起来了，只向外显现“弊”，有的变异将“弊”隐藏起来了，只向外显现“利”，这样，生物的变异从外表看起来就是利弊参差不齐的。
然而，被隐藏起来的利或弊总是存在的，这是一切事物的共性。
当第一动力引发的变异最初向外显现为“利”时，它表现为能够让生物很好地存活下来，隐藏着的“弊”则随着生物的存活而迅速显现出来；当第一动力引发的变异最初向外显现为“弊”时，它表现为生物的生存十分艰难，这时就必须依靠第二动力——求生存的动力将隐藏的“利”发掘出来，生物才能得以生存。
任何一种生物都只能在有利有弊的条件下生存，只有利没有弊或者只有弊没有利的生存都不符合自然法则，都是不真实的。
被求生存的动力发掘出来的“利”当然不是额外多出来的“利”，而是后到的“利”对先来的“弊”作出的补偿。
当利弊均等以后，求生存的目的达到了，求生存的动力也就自动消失。因此，“第二动力”虽然具有方向性和适应性，由于它只是推动利弊不均等的事物变成利弊均等的事物，所以它仍然只是一种将事物保留在中性状态之中不让事物游离于中性状态之外的中性动力。
事实上，如果生物要在利弊已经均等的条件下再去追求更多的“利”就必然相应地产生出更多的“弊”，这是不值得的。所以，生物的进化都是以发掘出来的“利”与先前出现的“弊”刚好啮合互补为最佳方案。
让我们用大脑进化的例子对中性动力的作用进行更直观的描述。
虽然现在的人们都认为大脑的进化是一件很有利的事，但是，当这种变异刚刚开始，也就是当第一动力刚刚发生作用，生物的脑容量刚刚增大时，这种变异带给生物的并不是利而是弊。因为脑容量大的生物在各方面的生长发育都比较迟缓，出生后的幼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不能独立生存，它们一旦失去父母的喂养和保护就会夭折。
特别是脑容量最大的人，生长发育更慢，要依赖父母很多年以后才能独立生存。如果在这么多年里，体弱力小的人类只能餐风露宿地生活在深山野外，与豺狼虎豹共寝，那么，要保护好后代不夭折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第一动力让脑容量增大的变异给人类带来的首先是弊，是灭顶之灾的弊。
在这种生死关头，为了求生存，早期人类才不得不去设法挽救自己的命运：去建造能遮风避雨防御敌害保护幼仔的房子；去打制有效的狩猎种植工具，提高劳效，迅速返回家中……以此保护幼仔，延续种族。这样，人类就在第二动力的推动下，发掘出了隐藏在脑容量变大后面的“利”。
这时，后到的“利”与早到的“弊”相互啮合，互补均等，人类才得以生存。
由变异带来的弊越大，求生存的难度也越大，以后获得的利也越大，反之亦然。因此，我们相信，当猿向人进化的时候一定经历了极其艰难困苦的挣扎，否则不可能产生出与猿相差甚远的人来。
现代人类的基因之所以十分相近，就有很大可能是因为当时只有极少数的人熬过了那一次脱胎换骨的劫难（变异）。
当然，这种极其艰难困苦的时间应该是越短越好，否则，求生存的时间拉得太长就达不到求生存的目的。
这就是说，在生物进化的求生存阶段，或者说在新物种形成过程的转折阶段，进化应该是迅速的甚至是跳跃式的，而不是缓慢的或者渐变式的。并且当求生存越艰难时，进化速度应该越快，否则新物种就很可能在形成之前夭折。
只有当新物种已经基本形成，求生存已不再成为主要矛盾以后，由小尺度的求生存引起的缓慢的、渐变式的进化才有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生物进化史上会普遍出现“地质记录不完全”的“化石缺环”现象。因为新物种在形成过程的转折阶段，也正是求生存最艰难的阶段，最艰难的阶段当然不能太长，要么迅速地形成为新物种，要么灭绝。
因此，转型期的物种很少有机会留下化石，这就是“缺环”的成因。
不论什么样的变异，其利弊总是同时存在的。显现利而隐藏弊的变异，能够让生物顺利地得以存活却不能让生物得以进化；显现弊而隐藏利的变异，不能让生物轻松地存活却能让生物得以进化。
所以，生物的进化并不是一件美好的事，而是一件不得已的事，是因为有了让你不得生存的“弊”，求生存的动力才逼着你去把隐藏的“利”发掘出来。如果因为懒堕或者因为这“弊”的来头太大，来不及把隐藏着的“利”发掘出来，这种生物就将面临自然选择的淘汰。
不过，这里被淘汰的不仅仅是显现的“弊”，还包括隐藏着的“利”。这就告诉人们：生物进化过程的实质是历尽千辛万苦去求生存，而不是天降一大堆“有利的变异”让你享受生存。
前面提到的，被研究发现的，在草履虫、枯草杆菌和大肠杆菌身上发生的所谓“获得性状遗传”和“适应性突变”实际上都是第二动力引起的效应，是求生存的动力将遗传物质中早已存在的、没有显现出来的利（或称潜能）发掘出来了。
这种利是在第一动力引发的变异中已经具有的，并不是后来“获得”的，也不是后来“突变”的，这就如同，人本来不具备吃泥土的性状，但饥饿难耐的人却会去吃泥土，如果他的后代也饥饿难耐也会去吃泥土。然而，这种“吃泥土”的性状既不是“获得性状遗传”也不是“适应性突变”，而是遗传基因里本来就包含着这种潜能。
只是到了不如此这般就不能生存的危急时刻，求生存的动力才将这一潜能发掘出来。因此，所谓实验证实的“获得性状遗传”或“适应性突变”现象都只可能发生在“求生存”那一刻，它是生物求生存的结果，在“求生存”范围之外这种现象是不可想象的。
求生存的动力之所以要“逼”着生物去发掘隐藏着的“利”，还有一个更根本的原因，那就是由自然界的均等法则使然。
当变异最初显现为“利”时，因为生物能够存活，隐藏着的“弊”会随着生物的生存而迅速显现出来，因此，利弊是均等的，是符合自然界的均等法则的。
但是，当变异最初显现为“弊”时，生物就很难存活，如果没有求生存的动力把隐藏着的“利”发掘出来，这种只有弊没有利的“不均等”现象就会破坏均等法则。因此，自然界的均等法则必然通过“求生存的动力”将隐藏着的“利”发掘出来，把所有生物都置于利弊均等的中性状态。
这样，自然界的均等法则既是引发“求生存的动力”的直接原因，更是推动生物进化的真正动力。
从这里我们看到，当变异后的物种其利弊显现为“均等”时，生存压力小，生物得以存活，但是，生物却还是原来那个生物没有什么改变，即这种生物没有进化或者进化缓慢。
当变异后的物种其利弊显现为“不均等”（弊多利少）时，生存压力大，生物难以存活，但是，在“求生存的动力”发掘出隐藏的利，将“不均等”变成“均等”以后，生物不但因此存活了，而且生物有了很大的改变，或者说，生物因此进化了。
可见生存压力越大，生物越容易进化，当然，前提是不被生存压力压垮。
生物的中性进化模式可以这样表达：
有利有弊的旧物种→第一动力（变异的动力）→第二动力（求生存的动力）→自然选择（筛选掉有利有弊的不适者；保留有利有弊的适者）→有利有弊的新物种。
第一动力是生物进化的根本，第二动力是生物进化的保证。第一动力告诉人们：生物进化的基本单位只可能是群体而不可能只是个体；第二动力告诉人们：不论是群体还是个体，只要生物感受到了生存危机就必然去求生存。
并且，第一动力与第二动力在生物进化的过程中相互配合，共同发挥作用。
“第一动力”和“第二动力”在生物进化中的作用不再具有“由低级到高级”的超自然性和只作用于部分物种的神秘性。它们与自然界的其它作用力一样，对所有生物都一视同仁，不论“高等”“低等”，在可能变异的时候都给予变异的机会，在需要求生存的时候都给予求生存的本能。
并且，有了它们，就足以保证地球上的生命得以起源、繁衍和演化。
有了这样一对普普通通平平常常的中性动力，生物进化中许多看似矛盾的现象也因此得以解答：为什么一些生物进化了一些生物没有进化？为什么一些生物进化快，一些生物进化慢？为什么一些物种的性状变化是连续的，一些物种的性状变化是间断的？……等等这些疑问都不再是难题。
这就是生物进化的动力。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