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雎为什么能不辱使命?这是他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出发点,同秦王进行针锋相对斗争的结果。在这场斗争中,唐雎十分讲究说话的技巧,主要表现在下列三个方面:一是“巧”在言辞委婉,言之有“节”上。
秦王要求以五百里之地易安陵,纯是诈骗。当遭到安陵君拒绝后,“秦王不悦”,于是当着唐雎的面露出威胁之意,并盛气凌人地责备安陵君“轻寡人”。 对此,唐雎先用屈从的口吻说:“否,非若是也。
”这一回答,既缓和了秦王以强凌弱的气势,使会谈能够继续下去;又强调了不肯易地的原因。然后从容地说明安陵君不肯易地是因为“受地于先王而守之”,并非故意违背秦王的意愿。这一句答得委婉,言之有理,言之有“节”,一个“守”字,含义丰富;既说明愿忠于先王的遗业,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完整,宁“守”不“易”,这是一种崇仰先王、不为利诱的明显反映;又表明安陵国并无扩张之意,倒有御敌之心,这不仅婉言拒绝了秦王的易地要求,还暗暗告诫秦王不要轻举妄动。
“守”是一种坚持正义,不畏强暴的具体表现,显示出安陵国土的神圣不可侵犯。“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这一反语,十分有力,表明安陵国非但不想易地,而且根本不愿意易地。
因为安陵君明白秦王的“易”即是“抢”的同义语。可见,“守”是不畏强暴、坚守国土的具体表现。由于唐雎坚持原则,言之有“节”,从“道义”方面暗刺了秦王的不义,触犯了他的尊严,难怪他要“怫然怒”了。
二是“巧”在针锋相对、言之有“据”上。秦王见诈骗不行,便用“伏尸百万,流血千里”的所谓“天子之怒”进行威吓。唐雎正气凛然,针锋相对,用“伏尸二人,流血五步”的“士之怒”进行回击。
在这场围绕天子与布衣之“怒”的交锋中,唐雎很快就由被动而变为主动。当秦王以“亦……尔”的口吻鄙视“布衣之怒”时,唐雎立即驳斥:“此庸夫之怒也,非士之怒也”,提醒秦王正视“士之怒”。 接着用语势强烈的排比句,列举专诸刺王僚、聂政刺韩傀、要离刺庆忌的史实,对“士之怒”加以渲染说明。
这三个史实,犹如锃亮锋利的匕首,直刺贪生怕死的秦王心窝;又好似撼天动地的警钟,警告秦王必须吸取历史教训,不要自蹈死地。但是,这些有根有据的“士之怒”,毕竟是历史上的事,已经过去了,它对秦王虽有所触动(威胁),但还不足以使利令智昏的秦王幡然悔悟。
于是,唐雎又逼近一步:“此三子者”,“与臣而将四矣”。这是暗示他将效法三人,刺杀秦王。这样就把血淋淋的史实,变成对秦王的直接威胁,迫使秦王考虑自己的危急处境。三是“巧”在以行证言,言之有“力”上。
倘若唐雎只用文战,不辅以武攻,秦王势必会存侥幸
心理,绝不会轻易折服。 以行证言,就能使“言”更富于慑敌的威力。唐雎辅以“挺剑而起”这一义无反顾的行动,来证明“今日”欲刺秦王之“言”的实在性和尖锐性,这就从根本上彻底打破了秦王的一切幻想,迫使秦王不得不“长跪而谢之”。
总之,在这场斗争中,唐雎的说话技巧是十分高明的。他善于抓住对方的弱点,从“道义”和“威力”两个方面,针锋相对,据理力争,从而震慑论敌,不辱使命。 当然,如果唐雎手中没有真理,没有尊重客观实际的科学态度,那么,说话技巧再高明,充其量也只能是诡辩而已。
在矛盾冲突的发展过程中,展示人物性格变化的轨迹,是本文一个鲜明的特点。秦王嬴政在“灭韩亡魏”之后,雄视天下,根本不把小小的安陵放在眼里,他似乎不屑以武力相威胁,企图以“易地”的谎言诈取安陵。 在他看来,安陵君哪敢说个“换”字,更不敢说“不”,“安陵君其许寡人”,这种命令式的口吻,既表现了他的强横无理,又表现了他对安陵君的轻蔑。
不料在安陵君那里竟碰了个软钉子,因此当唐雎出使来秦,秦王便在强迫对方服从的基础上,增加了胁迫威逼的气势,“且秦灭韩亡魏,而君以五十里之地存者,以君为长者,故不错意也”。 秦王恃强凌弱,不可一世的嘴脸渐露狰狞,“而君逆寡人者,轻寡人与?”面对秦王的盛气淫威,唐雎则寸步不让,据理力争:“虽千里不敢易也,岂直五百里哉?”一个委婉的反诘句,既驳斥了秦王的无理要求,也表示了对秦王强烈的轻蔑。
这使本来就很尖锐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文章至此陡起波澜,读者顿生焦虑之情,为冲突的后果而担忧。 秦王自以为无人敢摸老虎屁股,而唐雎居然敢在老虎头上猛击一掌。秦王被激怒,于是以“天子之怒”相威胁,而唐雎则针锋相对以“布衣之怒”奋起抗争。
唐雎以布衣侠士为榜样,挺剑而起以死相拼,迫使秦王屈服。作者充分调动了对比、夸张等艺术手段以烘托气氛,同时对二人的情态举止的变化略加点染,强化冲突,精心营造戏剧性的惊心动魄的场面,成功地刻画出唐雎不畏强暴的鲜明个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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