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是怎样的？
先秦时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
相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建立之前，即虞舜时已有刑法。皋 陶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 ‘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夏代的刑法，称做“禹刑”。所 谓“禹刑”即夏代法律的总称，不一定是禹时制定的。古书记载 “夏后肉辟三千”“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夏刑三千条”等 等，恐系后人揣测，未足凭信。为了加强刑法的威慑力量，夏代统治 者常以“天”的名义实行惩罚，所谓“天讨”“天罚”。 当时刑罚较 严酷，动辄即“诛”“杀”或罚为奴隶。例如，对不服从军令、拒绝 作战的人，不仅惩罚本人，而且戮及妻、子。
商代的刑法较夏代...全部
先秦时期关于犯罪与刑罚的法律规范。
相传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朝代夏建立之前，即虞舜时已有刑法。皋 陶曾被舜任为掌管刑法的官。《左传》昭公十四年载：“《夏书》曰： ‘昏、墨、贼、杀。’皋陶之刑也。
”夏代的刑法，称做“禹刑”。所 谓“禹刑”即夏代法律的总称，不一定是禹时制定的。古书记载 “夏后肉辟三千”“夏后氏正刑有五，科条三千”“夏刑三千条”等 等，恐系后人揣测，未足凭信。为了加强刑法的威慑力量，夏代统治 者常以“天”的名义实行惩罚，所谓“天讨”“天罚”。
当时刑罚较 严酷，动辄即“诛”“杀”或罚为奴隶。例如，对不服从军令、拒绝 作战的人，不仅惩罚本人，而且戮及妻、子。
商代的刑法较夏代有新的发展。《左传》昭公六年载：“商有乱 政，而作汤刑。”汤是商朝的建立者，“汤刑”指有商一代的法律， 或因最初制定于汤时，故以汤为名。
由于商代法律已初具规模，以至 于周朝建国之初还强调沿用殷法统治商族遗民，即刑罚断狱要用殷之 常法。
商统治者对于危害社会秩序的行为处刑极重。从殷墟甲骨文看， 商代似已有墨、劓、剕（刖）、宫、大辟等五刑。
墨，又名黥，即刻刺肌肤，填墨。有人认为甲骨文“妾” “童”
等字所从的“刖”就像墨刑所用的刑具。
劓，即割鼻。甲骨文有“自”字。“自”本象鼻形，“削”从自 从刀，象征割鼻之意。
剕（刖），即断足。
甲骨文有像用锯截断人足的字。
宫，男子割掉生殖器，女子幽闭。甲骨文有像用刀割去生殖器 的字。
大辟，即杀、斩。甲骨文“伐”字即象以戈砍人头之形。
商代末，统治者还施用其他种种残暴刑罚。纣王设“炮烙之法”， 即铜柱上涂油，用炭烧红，令罪犯行于上，堕炭火中。
商统治者还在 各地设置监狱，并以刑具拘系囚犯。甲骨文“孰”“圉”等字所从的 “民r，即古文献中的“梏”字，意为効手的刑具。《周礼•掌囚》郑 玄注：“在手曰梏，在足曰桎。”
西周时期，国家制度进一步完善，法律制度也有新的发展。
传说 西周立国之初就订出“刑书”九篇，周穆王时司寇吕侯又作《吕 刑》。鉴于商末重刑辟曾激起人民的强烈反抗，周族统治者认识到仅 依靠暴力镇压并不能维持其统治，于是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 产生了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的思想，在刑法中初步划分了故意 (非眚）和过失（眚）、一贯（惟终）和偶犯（非终）的区别。
对故 意和一贯犯罪，虽是小罪也处重刑；过失和偶犯，即使情节严重亦可 减刑。当时还提出了较为明确的定罪概念，如“毁则为贼，掩贼贿为 盗，盗器为奸;”。主张断狱定罪，须有事实根据。有关五刑的讼辞， 也须核实，验证可信，方可实施刑罚，难于确定的疑案，更要慎重处 理。
西周时期基于“明德慎刑”“庶狱庶慎”思想所确立的一些刑法 原则，是对中国古代刑法理论的巨大发展。
西周时期，为了加强国君的统治地位，凡侵犯君主的行为，均被 认为是最严重的犯罪，处以最重的刑罚，所谓“放弑其君则残之”。
为了维持贵族世袭统治，加强宗法等级制度，西周时期还出现了“不 孝”“不悌” “不睦” “不姻”“不敬祖”等罪名，认为“不孝不友” 为“无恶大憝”，“刑兹无赦”。为了保护贵族私有财产免受侵犯，周 代刑法加重了对侵犯私有财产的处刑。
《尚书•费誓》：“无敢寇攘， 逾垣墙，窃马牛，诱臣妾，汝则有常刑。”
据文献和铜器铭文可知，西周时期除“五刑”之外，还有鞭、赎 等刑罚。鞭，相传周代以前就定为刑罚。西周晚期铜器《僻匍》铭文 有“鞭汝千”“鞭汝五百”等，证实西周确用鞭刑。
赎，是用财物抵 消肉刑或死刑的刑罚。《尚书•吕刑》有“墨辟疑赦，其罚百锾”， “大辟疑赦，其罚千锾”。《僻匝》“今大赦女（汝），便（鞭）
(汝）五百，罚女（汝）三百爰（锾）”，与《吕刑》篇所记相合。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用西周时的法律，中叶以后，社会政 治、经济的深刻变革促进了法律制度的变化。各诸侯国执政的统治者 适应新的形势，陆续公布了新的成文法。《左传》昭公六年记“郑人 铸刑书”，杜预注：“铸刑书于鼎，以为国之常法。
”此后30年，郑国 大夫邓析为了贯彻自己的主张，曾自行修改旧法，另编刑书。因书写 于竹简上，史称“竹刑”。后为郑国采用。继郑铸刑书之后，公元前 513年，晋赵鞅、荀寅也将范宣子执政期间制定的法律铸于鼎上，史 称“刑鼎”。
“刑书”“竹刑” “刑鼎”均不传世。但从立法者所推行的政策来 看，春秋各国颁行的新法，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发展。而且公布成文法 的本身，就突破了“刑不可知，则威不可测”的旧传统，是对贵族垄 断法律特权的沉重打击。
战国时期，各诸侯国继春秋中叶以来公布成文法的潮流，陆续制 定了实质上是君主专制国家的法律。魏文侯时李悝所著《法经》，则 是春秋以来各国立法之大成。《法经》分盗、贼、囚、捕、杂、具6 篇，前4篇为“正律”，内容主要是惩治“盗” “贼”的法律规定，
“杂律”规定的是除“盗” “贼”以外的其他各种罪名与刑罚。
“减 律”是根据不同情节加重或减轻处罚的规定。《法经》的出现，是中 国古代法制史上的一大发展。在体例上，《法经》以罪名为纲，所谓 “皆罪名之制”。较以前以刑名统罪名，即将处相同刑罚的罪名列入同 一章节，更为科学。
是法典编纂的重大变化。《法经》以刑法为主， 杂以诉讼法和其他法律内容的体系，对后代的立法有深刻影响。
在战国时代法家轻罪用重刑和“以刑止刑”思想影响下制定的刑 法，极其严酷，故有“战国之世，刑法深苦”之说。
以秦国为例，当 时的刑罚已有徒刑和死刑的初步划分。徒刑中有“隶臣、妾”“鬼 薪、白粲”“城旦、舂”等。判处徒刑时常附加肉刑，如“黥为隶 臣” “刑为鬼薪” “黥劓为城旦”等等。判处徒刑的囚犯，实际上就 是为官府服役的奴隶。
死刑有车裂、剖腹、枭首、腰斩、抽胁、镬烹 等等。此外还有“夷三族”和连坐等规定。
中国现存最古的成文法律是20世纪70年代在湖北云梦睡虎地秦 墓里发现的秦律的部分抄本。其条文大都制定于战国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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