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在奥运会上得到第一名奏哪个国
“奥会模式”之由来：
事实上，我奥会本身并没有所谓“奥会模式”一词之存在。至于怎会产生“奥会模式”，事情要溯自一九八一年以前，我国大部份之国家运动协会(National Sport Association)，因使用 “中华民国○○运动协会”的名称，彼等在各国际或亚洲单项运动总会之会籍，在中共之胁迫下，相继被中止。 直到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国奥会与国际奥会签订了后项协议，改称我奥会之名称为 “中华台北”，及使用代表团团旗、团歌，从而恢复了我奥会在国际奥会应有之权利。之后，我各国家运动协会在国际奥会协助下，比照我奥会使用“中华台北”名称之方式，亦陆续恢复了他们在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原有之...全部
“奥会模式”之由来：
事实上，我奥会本身并没有所谓“奥会模式”一词之存在。至于怎会产生“奥会模式”，事情要溯自一九八一年以前，我国大部份之国家运动协会(National Sport Association)，因使用 “中华民国○○运动协会”的名称，彼等在各国际或亚洲单项运动总会之会籍，在中共之胁迫下，相继被中止。
直到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我国奥会与国际奥会签订了后项协议，改称我奥会之名称为 “中华台北”，及使用代表团团旗、团歌，从而恢复了我奥会在国际奥会应有之权利。之后，我各国家运动协会在国际奥会协助下，比照我奥会使用“中华台北”名称之方式，亦陆续恢复了他们在各国际单项运动总会原有之会籍。
另外，除了上述之运动单位外，国内尚有很多组织，在其国际组织内，如亚太经济合作会议(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国际刑警组织(International Police Commission--INTERPOL)等，同样遭遇名称的问题，使得无法与会或提供支援，最后，比照我奥会使用“中华台北”名称的模式，解决了问题。
这就是所谓“奥会模式”之由来。
◎ 与国际奥会签订协议以来，在实施过程中，风波仍然层出不穷：
回溯我于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洛桑与国际奥会签订上述协议以来，在实施过程中，或因国人对协议内容不甚了解，因对协议中所作决定不太适应，或因爱国心使然，我少数单项运动协会在国际竞赛中，甚至在奥运会中在名称、旗帜等方面，频频发生风波，乃至受到国际奥会或其他国际单项运动总会之警告或处分，如汉城亚青杯篮赛，沙乌地阿拉伯亚青杯排赛，丹麦之跆拳道赛，以及一九九八年哥伦比亚卡利(Cali)之柔道赛等，当然，其中不乏有筹备委员会自己做得不对的地方。
兹将其中较为突出之事件略述如下：
1。 一九八八年第十五届加拿大卡格利(Calgary)冬奥运会我国雪车雪橇队选手之头盔上出现国旗事件，受到国际奥会严重警告：
第十五届冬季奥林匹克运动会于一九八八年二月十三日 ~ 二十八日在加拿大卡格利举行，我代表团雪车雪橇队选手之头盔上前左右出现了三面我国的国旗，被国际奥会查觉，认为我严重违反了我与国际奥会所签有关旗歌名称等之协议，要求我代表团团长张彼德，总领队汤铭新等人列席于二月二十二日召开之国际奥会执行委员会会议，提出说明，会中我代表团团长张彼德提出下列数点的说明：
n 头盔系奥籍教练海达奇 (Josf Haidacher) 在奥利地订购，因不谙我奥会之会徽，比照其他国家成例使用了国旗，并非故意。
n 比赛时奥籍教练在起点，管理连聪源在终点，至选手抵达终点时始发现，乃立即改正。但连管理在事前未作检查装备，确有忽之处，代表团决定取销其管理之职务，并停发其五天之生活费用(包括零用金)。
n 本案在代表团回国向奥会提出报告后，将再作进一步之议处，但国际奥会对我代表团所答覆之理由认为不能接受，另将以书面正式通知我奥会。
代表团返国以后，国际奥会主席萨玛兰奇即来函我国奥会，要求提出对本案处理结果之报告，并声称，我奥会若再违反此一协议，国际奥会对我奥会之处分不再是取销涉案选手或职员之资格，而是中止我奥会会籍，直至认为状况已有改善后为止。
(基于这一警告之严重性，兹把这段原文抄录如下：In order to demonstrate that we regard this matter as extremely important, the IOC hereby give your NOC formal notice that any future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the IOC, 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 and the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will result no just in disqualification of the athletes and officials involved, but in suspension of the 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for such period as the IOC considers appropriate in the circumstances。
)
对于萨氏来信所说，不管是出之威胁，还是告之以实情，我奥会对本案确是作了很谨慎之处理。召开了临时执行委员会议，将下列二点决定之议处报国际奥会，向国际奥会道歉，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n 通过我代表团在卡格利所作的临时惩戒。
n 取销连聪源今后参加任何冬季运动会之权利。
2。 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典礼预演时，我奥会英文名称 Chinese Taipei 后面突然出现了O。 C。字样：
我奥会之英文名称通常均以 Chinese Taipei 写之，但在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开幕典礼预演时，突然发现我代表团名牌上之英文名称多出了O。
C。两个字母。因其他国家奥会并无O。C。两字母，我代表团名牌上突然加入 “O。C。”两字，相当突兀，对我极不公平，(注：很容易使人误会为of China之缩写)，台北去电要求先遣组姚元潮速向有关单位交涉，将该两字母除掉。
因此，姚元潮先至筹备委员会有关部门交涉，但据该部门答称，我奥会此一英文名称系由国际奥会所提供，筹备委员会不便亦无权修改，请直接向国际奥会交涉。姚元潮即向国际奥会秘书长 Ms。 Francoise Zweifel 交涉，并多次与国家奥会关系室主任 Miss Anne Beddow 连系，最后国际奥会主席萨玛兰奇终于以5181／AFB号函正式通知汉城奥运筹备会删除我代表团名称后面所加的 O。
C。两个字母。
3。 我参加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代表团，在步出金浦机场时，因代表团引导牌上之名称引起一场风波：
一九八八年七月十一日上午十时四十五分，我中华奥运代表团，由副团长李庆华率领，在满载国人祝?与各界期望下，踏上征途，搭乘华航班机直飞汉城，参加一九八八年第十二届奥运会。
在我代表团步出机场时，大会派出欢迎及引导我代表团的韩国小姐所持的引导牌上，为人改贴为“中华民国选手团”，被中共的记者看到，拍下了照片，告到国际奥会。国际奥会主席萨玛兰奇声称我违反与国际奥会所签有关名称的协议，表示强烈不满，翌 ( 十二 ) 日中午在一次临时召开之执行委员会，要求我李副团长列席，并说明原因，李副团长向萨玛兰奇严正表示：
n 名牌非我代表团所准备，此事显然与我代表团无关。
n 对于非我代表团团员的行为，我们无权亦无法过问。
幸亏此事出之于他人之手，故国际奥会无法对我假以颜色。
◎结语：
本文共讨论了二个问题：一是旗歌及名称问题，一是贵宾卡的问题。
但这二个问题在性质上及主客观因素上，截然不同，再分别研析如下：
1。关于第一个问题－旗歌及名称问题：
在一九八一年三月廿三日我与国际奥会签订之协议书中，对于旗歌、名称使用等问题，大致已规定得很详尽，我们已签订了这项协议，自应信守承诺，遵照规定行事。
但自签订以来有少数单项运动协会确曾在国际竞赛中未能遵守协议发生所谓“旗歌问题”。 我们必须知道，当年能达成这个协议，尽管其中之若干条件，并不能完全符合我们的理想，但得来不易，历经艰辛，挽狂澜于既倒(我奥会曾于一九五九年及一九八０年两度被国际奥会中止奥林匹克大家庭成员之一，对于政府推展务实外交，并粉碎中共企图孤立我于国际体坛之外阴谋等，均有其积极意义及为当年我最高当局慎思熟虑之明智抉择，我应共体时艰，珍惜有加。
在此，须特别加以说明的是，今后为避免未来再发生此种旗歌事件，以致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中华奥会特别提醒各运动协会，在实施国际体育交流时，应确实遵守下列规定：
n 参加或主(承)办国际性运动赛会所使用之名称及旗帜，以各运动协会在国际 (亚洲)体育运动组织所登记注开之会名及会旗为原则，在各种典礼中所使用之歌为会歌(升旗歌)。
n 参加或主(承)办国际性运动赛会开幕典礼时，我队(TPE)排在T组，而非在C组(中共CHN排列在C组) 。
n 参加国际(亚洲)体育运动组织在国内举办之国际性体育交流活动时，如有大陆运动团队参赛，旗歌事项亦应参考上述1、2两项规定办理。
n 各运动团队于出国 (境) 比赛前应举行行前讲习会，详细说明有关旗歌、名称等方面的规定，尤其领队、教练、管理等应对选手多加开导，勿重蹈覆辙，或尽早事前洽妥主办单位有关旗、歌、名称、排名与出场顺序等相关资讯，以免产生误解，混淆国际视听。
中華台北?W???即是我中華民??旄?!!
“山川壮丽，物产丰隆，炎黄世胄，东亚称雄。
毋自暴自弃，毋故步自封，光我民族，促进大同。
创业维艰，缅怀诸先烈，守成不易，莫徒务近功。
同心同德，贯彻始终，青天白日满地红。”
中华民国国旗歌作词者
这首含义深长，有警惕与鼓励作用的歌词，是来自戴传贤先生之手笔。
戴传贤（一八九一－一九四九）浙江吴兴县人，字季陶，笔名天仇；留学日本时，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从事报社工作。
先后创立民权报、星期评论、中央通讯社等。或抨击袁世凯，或介绍世界局势。自民国元年起追随 中山先生，不但记述其言论且与共进退，是中国国民党的理论家。他热爱国家，关怀时局，故能将国旗的精神写成动人的文词。
戴传贤
中华民国国旗歌作曲者
黄自，（一九○四－一九三八）江苏沙县人，自幼饱读诗书，尤爱音乐。曾赴美学习西洋音乐的理论与作曲，但其作品却充满中国音乐风采。其“天伦歌”、“踏雪寻梅”、“花非花”、“采莲谣”、“本事”等作品，不但旋律婉美流畅，且富民族特性；抗战时所作的“旗正飘飘”，更能激发国人敌忾同仇之心。
惜三十四岁即与世长辞。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