碑学书风的后劲与潮流转向是什么？
碑学书风发展到邓石如以后，在道光、同治年间，达到最盛，而以活跃于同治、光绪之交的赵之谦为最有才华、成就最高。在他之后的碑学书家，继续探索新路，争创新风，呈现出新的特点。如在篆书方面，大篆（此为广义）书体振兴，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比赵之谦小6岁的吴大澄，平生十分留心于古器物、古文字遗迹的搜集与研究，其所辑、著之《憲斋集古录》、《古籀补》、《恒轩吉金录》、《权衡度量考》等足以显示其收藏之富、见识之广、钻研之深。与此相应，他醉心于大篆书法，曾以大篆书写《论语》、《孝经》，可谓勤苦。 其大篆多效法西周晚期金文如《虢叔旅钟铭》和《史颂簋铭》之类的风格。故结字工稳，排列齐整，线条粗细亦均匀...全部
碑学书风发展到邓石如以后，在道光、同治年间，达到最盛，而以活跃于同治、光绪之交的赵之谦为最有才华、成就最高。在他之后的碑学书家，继续探索新路，争创新风，呈现出新的特点。如在篆书方面，大篆（此为广义）书体振兴，并取得了突出的成就。
首先，比赵之谦小6岁的吴大澄，平生十分留心于古器物、古文字遗迹的搜集与研究，其所辑、著之《憲斋集古录》、《古籀补》、《恒轩吉金录》、《权衡度量考》等足以显示其收藏之富、见识之广、钻研之深。与此相应，他醉心于大篆书法，曾以大篆书写《论语》、《孝经》，可谓勤苦。
其大篆多效法西周晚期金文如《虢叔旅钟铭》和《史颂簋铭》之类的风格。故结字工稳，排列齐整，线条粗细亦均匀挺劲。但其所书，虽颇为圆厚，然姿态变化不多，用笔亦缺少气势上的呼应，平板如排字，缺乏艺术情调，但他作为专攻大篆书法的早出书家，对大篆书法的振兴与发展，有开导之功。
因为攻大篆书法，首先遇到的是识篆的问题，大篆比秦小篆和汉篆更难识读，因此攻大篆的书家，一定在古文字学方面有精深的造诣，也正因为此，以大篆书体见长的书家是不多见的。其后，则有吴昌硕、黄士陵、曾熙、李瑞清等人工于此体，而以吴昌硕成就最高。
在碑学盛期，学北碑多取端整之品，至后期，康有为等人则转而追求潇洒超逸的书美意趣。行书有杨守敬、李瑞清，出入六朝南北碑，以之变化行书笔法；李氏并善草隶。章草出了个大家沈寐叟，以北碑改造章草，创立新格。
隶书则以吴昌硕气格高深，风韵尤其独特。吴昌硕是一位全能大师。其真、行、篆、隶无一不精，大度不凡，乃碑学后期最亮的光点，并对后世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光绪十五年（1889),康有为所著《广艺舟双楫》问世，更竭力鼓吹碑学，倡扬六朝南北碑刻（包括摩崖、墓志、造像记），而以北魏刻迹为中心，同时以《卑唐》一章，力贬唐碑，其影响之大，在碑学书风达到鼎盛以后，更欲导引书坛形成专尚六朝南北碑的局面。
但至20世纪初，新发现的大量的殷商甲骨文，大量的敦煌写经、文书和西北汉、晋简牍墨迹，引起了文字学和考古学研究者们的广泛关注，并震动了书坛，此后便出现了追求甲骨文意趣的书家。尤其是大量写经、简赎墨迹实物的发现和被介绍，使盛行至久的碑学书风日趋平和，并转而很快呈现出碑帖杂糅的新局面。
其中，外来先进的河瑕版印刷术日渐广泛地被采用，对古代墨迹资料和碑、帖善本的流传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它使书家和广大学书者轻易地便可获得可靠的法书范本。因此在实际上，康有为《广艺舟双楫》的洋洋大言，虽具有极强的鼓动性，但对于当时碑学书风的发展，并未产生直接而巨大的社会效应，其作用很快在碑帖杂糅的新的发展趋势中被淡化了。
清末民初的碑学书家，多对行、草书有浓厚的兴趣，而行、草书本不为碑学书法之长，故他们往往以深厚坚实的篆、隶及北碑功底，再从《阁帖》等种种法帖中兼取二王及晋、唐、宋、明诸家行、草体势、笔法，以谋新的发展。
如章草大家沈曾植的传世作品中即有许多临帖之作，如临《十七帖》、临米芾《蜀素帖》等等，以拙朴的碑法合以帖的流美。其论书评帖，更注意到新发现的汉及魏晋简赎，如其《琐谈》云：“王珣《伯远帖》墨迹隶笔分情，剧可与流沙简书相证发”。
又，其《与谢复园书》中说到：“流沙坠简，试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正反映出沈氏对《流沙坠简》书法的钻研。其所谓“流沙坠简”，亦即《流沙坠简》。清光绪末年，英国人斯坦因入我国新疆、甘肃一带，发掘罗布淖尔北古城，得汉、晋简册，载归伦敦。
法人沙畹，撰著考释，但不能尽解。罗振玉、王国维合力考证，衍为小学•术数•方技书、屯戍丛残、简牍遗文三类。据法国人沙畹书中的照片选录了简牍、纸片、帛书等，共588枚。其中大多为汉简，少数为纸片、帛书和晋代及其以后的简牍，1914年影印行世，1934年校正重印。
此类简牍为沈曾植十分重视，并对其学术见解、书法观念及其对碑与帖的认识起到了新的启示作用。又如清道人李梅庵，有选临法帖一册传世。其中对《阁帖》之类法帖中的钟、张、二王及东晋、南朝诸名家书均作临习，并加简略跋语。
其所临皆参以金文和六朝南北碑版之意，旨在融合出新。有的“略参用《爨龙颜》笔法为此”，有的“以齐篆作草”，有的“笔笔如铁铸之”（均见《李梅庵先生选临法帖册》中跋语）。其末临一章草帖后跋云：“世所传草书，自明以来皆素师（怀素）派耳。
其原出大令，及放者为之则粗犷而狂怪。章草久已无传，余近见《流沙坠简》，欲以汉人笔法为此体中兴也。”可见《流沙坠简》一出版，即对当时的碑学书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这一类书迹发现日多和法帖的重新被捡起（尽管其旨趣与帖学书家本不一样），标志着真正意义上的碑学书风的日趋平息，而新起的书风则是两者的兼融。
此外，自光绪年间发现了殷商甲骨文以后，甲骨文研究很快演为一项专门学问，从而又影响到书法艺术，增加了一个新的艺术表现样式，在民国时期即出现了追求甲骨文意趣的书家，如罗振玉等人。但这已属于现代书法的研究范围，有待后文展开研讨。
吴昌硕逝世于1927年，享年84岁，其辉煌成就早在1919年以前即已充足显示出来，他是一位承清开民国、终古启今的书风转变的接力者。而在这一段时间里，取得卓著成就的碑学书家，除吴昌硕以外，还有杨守敬、康有为、李瑞清、沈曾植等可作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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