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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谈入世后的我国网络前途
一 抓住新机遇，谋求新崛起
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入世。入世，将给我国的经贸增长和科技进步带来新的竞争环境。
WTO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国际组织(WTO尊重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其决议的形成建立于全票表决通过的准则之上)，WTO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障碍，最大可能地使贸易自由化，由此促进的贸易增长，可使成员国们充分受益。 鉴于我国具备出口能力的企业正在增加和走强，入世必将有利于开拓国外市场，而且借助进口贸易引入的产品和技术，可以刺激我国企业参与竞争，因而有利于提高产品和技术的档次，推进科技进步。
依据国内外形...全部
谈谈入世后的我国网络前途
一 抓住新机遇，谋求新崛起
2001年11月10日，我国正式入世。入世，将给我国的经贸增长和科技进步带来新的竞争环境。
WTO是建立在国与国之间相互信任基础上的国际组织(WTO尊重所有成员国的权利，其决议的形成建立于全票表决通过的准则之上)，WTO的重要宗旨之一就是减少国与国之间的贸易障碍，最大可能地使贸易自由化，由此促进的贸易增长，可使成员国们充分受益。
鉴于我国具备出口能力的企业正在增加和走强，入世必将有利于开拓国外市场，而且借助进口贸易引入的产品和技术，可以刺激我国企业参与竞争，因而有利于提高产品和技术的档次，推进科技进步。
依据国内外形势，入世有助于我国谋求新的崛起。
二 如何谋求网络领域的新的崛起
1。 建立“担负社会责任”的战略思维
提起网络，人们除了领略其带来的便利之外，至今仍忍受着网络的安全失控带来的烦脑。网络的脆弱性，已成举世之忧。
然而，现有的宣传媒体，包括对“下一代网络”(Next Generation Network, NGN)的定位，却常常回避这一安全问题，显然产生误导效应。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企业和任何国家，若能把解决“网络安全化”看作是履行一种社会责任，就会有出众的战略突破。
很巧，被誉为入世前奏的APEC上海会议，安排有“APEC工商领导人高峰会议”，一批跨国公司专门就社会责任问题展开了讨论。会上，美国一家国际知名企业的董事长在发言中谈到：“一个企业，只有担负起对社会的责任，才可能表现出众”。
此言被认为是具有代表性的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们的共鸣。它使人们意识到：作为大公司领导人，只有站在全球行业发展高度，以担负社会责任的使命感和责任感制订战略，才能有出众的表现。
2。 要弄清什么是NGN
什么是NGN，本是一个值得认真探讨的命题，事关网络进化和网络前途。
然而，这些年来，在国际上炒作IP的泡沫环境中，产生了把NGN定位于IP的倾向。这种倾向，不可避免地对我国产生影响。如今，泡沫破灭，影响犹在。
稍有决策经验的人们都知道，决策之大忌在于存在认识盲区和误区。
有时，仅一念之差，就会产生全然不同的结论。借助下述辨析，人们不难发现，把NGN定位于IP是一种严重的网络进化方向误导。
a。 回避网络的安全保障来谈NGN就是一种误导
众所周知，基于IP技术的Internet存在着安全失控的弊病，国家、商界直至普通网民都已深受其害，并已引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关注。
为此，要提倡正视这种网络公害，据以激励社会责任感；通过创新，用新一代的网络技术取代传统的安全失控的网络技术，实现新一轮的更新换代。
如今，国内外越来越多的人们已经认识到，基于IP机制的网络，根本不可能解决网络的安全保障问题，证据如下：
(1)至今，世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包括IP的故乡美国在内，能拿出有效的办法来治理Internet安全失控的顽症。
(2)现已问世的所有Internet安全措施，全都治标不治本，诸如防火墙、加密、身份认证之类措施，虽有一定的防范功能，但确实没能改变网络脆弱的现状。
(3)按Internet理念，只热衷于实现开放和互联，一直没有把解决安全保障问题放在应有地位，故虽实现了初衷，却使网络失去了安全保障。
可见，一个不按“安全第一”要求开发的网络，是无法给人们带来满意的安全质量的。
(4)IP技术，立足于“无连接”和“非实时”机制。然而，一个拥有安全保障的网络，须以建立面向连接和实时机制作为基本条件。
这是因为只有建立面向连接的机制，才能管得住全程；只有建立实时机制，才能以实时性支持安全性。
(5)鉴于Internet存在的安全失控已成网络健康发展之大患，且国际上尚无良策，故若对网络的安全质量也建立质量认证体系(相似于ISO 900X体系)，则Internet将不可能获得通过。
显然，回避网络的安全保障，实为保护Internet及IP免遭更新换代，从而保护了Internet及IP技术、视窗软件技术拥有国的利益；相应的负面效应就是阻碍网络创新，并拖迟真正的信息时代的到来。
顺便陪衬一下，比尔·盖茨这次作为“上海APEC工商领导人高峰会”的客人，在其专题讲演和接受记者访谈中，他也回避了网络的安全保障问题，只谈“让更多的中国人置身数字时代”之类的内容，似乎网络太平无事，只待发展，故同样产生误导效应。
我国政府对于网络的安全保障极为重视，吴基传部长在2001年10月20日的e-APEC论坛上发表的主题演讲中强调指出：“国际互联网的数字安全，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重要的实际问题和技术问题。
如何防止网络病毒的侵蚀和黑客有意对网络的攻击，使这样一个联系全球的网络能安全运转，切实保证每一个用户信息消费的安全，这是所有人关注的重要问题，同时也是网络技术能否进一步加快发展的重大课题”。
b。
弄清应用需要，才能弄清网络进化方向
在所有分层网(Layering Network)中，不论是最初的7层，还是近年的3～4层网络，应用层都被定义为最高层，并按下层支持上层的原理设计系统和配置协议。
因此，弄清应用需要，至为重要。 按逻辑内容，应用层实含两大类应用。
(1)服务于用户的应用
此类应用服务应以“充分满足各种用户的不同需要”为宗旨，让用户自己来选择所需的服务。例如：
(a)A类服务。
能按用户需要，提供拥有安全保障(如电子商务等)的通信服务，并配套提供实时机制和面向连接的机制。
(b)B类服务。指无需安全保障的通信服务(如网上娱乐等)，故配套以非实时机制和无连接机制即可。
(2)服务于系统的应用
这类应用服务旨在支持系统内部拥有安全保障的通信(如分布对象之间的通信等)，以及支持系统拥有高智能的监、管、控功能。为此，也要配套以实时机制和面向连接的机制。
不难看出，弄清用户和系统对于安全质量和服务质量需求，就可弄清应该采用什么样的网络和网络技术加以满足。鉴于现有的IP网络技术不可能满足安全需要，出路唯有推陈出新，推进网络进化。
c。
扩大视野，才能防止误导
Internet及IP技术问世至今已有18年，实为网络时代初级阶段的技术，至今虽有一定改进(如IPv4→IPv6)，但仍立足于IP，并无本质性的技术进化。事实上，自20世纪90年代起，在计算网络(Computing Network)领域已出现了标志性的科技进步，CORBA和TINA技术就具有代表性，体现了计算网络的结构进化，故适合于被用来解决网络的安全保障问题。
CORBA和TINA的出现，使人们开阔了视野，思考NGN也扩展了思路。
以上实情材料说明了以下国情特点：
(1)我国固定电话用户、移动电话用户和互联网用户，得到了全方位的积极发展。其中，电话网用户总数和每年绝对增幅都远远超过互联网用户。
这种态势，已历年重复出现，故带有一定规律性。
(2)不同的通信手段，各有所长，彼此存在不可取代性，都属用户需要，故必然长期共存。
(3)电话网的发展，不仅没有妨碍互联网用户的发展，而且为我国拨号上网计算机(比例达83。
7%)提供了方便。
(4)我国政府主管部门对通信发展指导正确，计划指标切合国情，没有理采国际上关于“数据超过话音”之类炒作，保证了我国通信的高速、持续、健康的发展。
(5)基于内需旺盛等原因，我国通信发展未受国际网络泡沫破灭和其他国际事件的影响，故按国情发展我国通信，其前景具有较好的可认知性。
4。 谨防信息化目标走样
鉴于Internet不能保证安全质量，导致电子商务等类服务缺乏可实施性，加之信息内容方面存在的问题，使崇高的信息化正在演变成休闲化。较为典型的例证是大学生群体。
近据人民大学的一项调查，只有不到10%的大学生曾利用网络从事过学术方面的活动，绝大部分的学生则从事网上休闲。
此外，网络化也正在演变成IP化。
这种“休闲化+IP化”的现实状况，并不符合人们的憧憬，为了制止信息化目标的走样，进一步解决网络的安全保障问题，是多么富有战略意义！
处在网络重大进化的关头，出现一些不同的认识不可避免。
鉴于机遇具有时效性，为了使我们的国家早日成为实力上的通信强国，让我们珍惜机遇，锐意奋进，开拓充满生机的网络前途。
国际贸易理论的新发展
国际贸易理论是国际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开放条件下的微观经济学，国际贸易理论主要研究商品和服务在各国之间的交换，研究国际商品交换的原因、结果，以及相关的政策。
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范围也包括生产要素的国际流动和技术知识的国际传递。生产要素和技术知识一方面作为某种特殊商品有其本身的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作为要素投入对商品和服务的生产起着重要作用。国际贸易理论还研究经济增长、技术变动与贸易的相互影响，从动态上分析国际贸易变动的原因与结果。
从经济学说史上看，国际贸易理论可追溯到十五世纪末十六世纪初的重商主义学说。斯密和李嘉图的贸易理论中，劳动是唯一的生产要素，生产技术是给定的外生变量，生产规模报酬不变。斯密与李嘉图的贸易理论是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的一部分，被称为“古典贸易理论”。
二十世纪初，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提出了“资源配置”或“资源禀赋”的贸易学说。在赫克歇尔和俄林的模型中，劳动不再是唯一的投入，但生产的规模报酬仍然不变。他们的理论被称为“新古典贸易理论”。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随着国际贸易的迅速发展和结构变化，在赫克歇尔—俄林体系中徘徊多年的国际贸易理论又活跃起来，一部分经济学家开始用新的方法来研究贸易的原因和结果，研究新的贸易结构与贸易政策，创立了一系列新的学说。
经过十多年的发展，这些学说已逐渐成熟。其中一部分已被编入教科书，另外部分仍在继续讨论之中，仍是贸易的前沿论题，本文将简要地介绍这些贸易理论的新发展并阐述其对我国贸易政策的意义。
一、规模经济、不完全竞争、工业发达国家之间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为贸易原因提出新解释的主要是从七十年代末发展起来的“规模经济贸易学说”，主要的贡献者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
这一理论以企业生产中的规模经济和世界市场的不完全竞争为基础解释战后增长迅速的工业国之间的和相同产业之间的贸易。
规模经济贸易理论［（１）ａ］的发展是建立在两个与以往理论不同的假设上：（１）企业生产具有规模经济；（２）国际市场的竞争是不完全的。
具体讲在“规模经济”和“垄断竞争”的条件下，企业的长期平均成本随着产量增加而下降，企业面对的是市场需求曲线，市场需求量会随着价格的下跌而增加。在参与国际贸易以前，企业所面向的只是国内的需求。
由于国内市场需求有限，企业不能生产太多，从而使生产成本和产品价格不得不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
如果企业参与国际贸易，产品所面临的市场就会扩大，国内需求加上国外需求，企业生产就可以增加。由于生产处于规模经济阶段，产量的增加反而使产品的平均成本降低，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增加了竞争能力。
由于工业产品的多样性，任何一国都不可能囊括一行业的全部产品，从而使国际分工和贸易成为必然。但具体哪一国集中生产哪一种产品，则没有固定的模式，既可以自然（竞争）产生，也可以协议分工。但这种发达国家之间工业产品“双向贸易”的基础是规模经济，而不是技术不同或资源配置不同所产生的比较优势。
二、国际贸易、技术外溢、与经济增长
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以来，国际贸易理论的研究主要是围绕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经济增长的关系来进行。在经济学文献中，虽然已有许多理论阐述了技术在贸易和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但是最新一系列的研究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讨论技术对贸易的影响，也分析国际贸易、经济增长在技术进步中的作用。
把技术变动、不完全竞争、规模经济和经济增长等结合起来研究，是国际贸易理论的最新发展和前沿课题。
国际贸易理论的这一新发展的背景也与战后国际贸易格局变化有关。在用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理论说明了当前“北北贸易”和同类产品之间贸易的原因之后，人们自然就会进一步探讨。
为什么会有规模经济？产业的规模经济和国际分工是怎样形成的？如果说技术的差异与发展是重要的原因之一，那么，技术又是怎样产生、发展、传递的？技术的发展与国际贸易、经济增长的关系又是如何？这些问题引起了国际经济学家的极大兴趣。
学者们将国际贸易理论与增长理论结合起来，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
近年来，在国际经济学的研究中，关于国际贸易、技术变动与经济增长的文章很多。从其理论渊源来说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沿着李嘉图的模型，仍把技术作为一种外生变量，但从动态角度分析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各国福利水平的影响，另一部分则把技术作为一种内生变量，不仅研究技术怎样影响贸易和增长，同时把技术发展作为科研、投资、贸易和经济增长的一种结果，研究技术变动、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相互间的关系。
１．技术作为外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１）技术差异所形成的贸易模式
除了“规模经济与不完全竞争”的贸易学说外，技术作为外生变量上的差异亦被用来说明发达工业国家之间和同类产品之间的贸易，马库森和斯文森（Makusen and Svenson，１９８５）在他们的研究中假设两国的资源配置比例和需求偏好都是相同的。
产品生产需用两种以上的要素投入，但不具有规模经济。但如果两国在生产技术上有某种细微的差别，劳动生产率就会略有不同。在两国的贸易中，各国都会出口其要素生产率相对高的产品。
戴维斯（Davis）在他１９９４年的研究中也假设两个国家两种产业。
其中第一种产业只生产一种产品，而第二种产业生产两种不可完全替代的产品。假设其中一国在第二种产业的生产中与国外略有技术上的不同，在其中一种产品的生产技术上比别国略胜一筹。在自由贸易条件下，要素价格的相等会使该国生产和出口这种产品，而别国则会生产出口另一种产品。
马库森、斯文森和戴维斯的研究说明，即使在规模报酬不变和完全竞争的市场上，技术上的差异亦可引起同行业产品之间（intra—industry）的贸易。
（２）技术变动对贸易模式和福利的影响
克鲁格曼１９８６年研究了技术进步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福利的影响。
在他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类国家：技术较先进的国家（发达国家）和技术相对落后的国家（发展中国家），产品亦分为两类：技术密集型产品与非技术密集型产品。这些假设与赫克歇尔—俄林模型有些相似，它的发展在于：假如技术变动了（而不管为什么会变动），会对各国的贸易模式和福利产生什么影响？
如果这种技术进步发生在发达国家，则结果是没有坏处。
第一，对发达国家来讲，它技术更高了，产品更先进了，由于本来就在技术上领先，更新的技术的产生并不面临什么竞争，也不威胁别国，别国也威胁不了它，所以技术进步对它有好处。第二，对落后国家也没坏处，因为技术差距拉大了，给后进国家更大的空间来发展和赶超。
所以技术进步发生在先进国家对这两类国家均有利。对先进国家唯一的不利之处是对一些本来就有技术优势的产品，技术进步和生产出口能力的提高，有可能使这些产品的价格下降，贸易条件有可能变得不利。
假如技术进步发生在后进国家呢？克鲁格曼认为结果是缩小了两类国家之间的差距，对原来先进国家是一种竞争，对他们不利。
后进国家会因为自己有能力生产这类产品而减少进口，造成两方面的结果：一是使该类产品价格的下降，对先进国不利，二是如果这种产品需要密集使用后进国本来就稀缺的资源，那么对后进国来说也不利。
２．技术作为内生变量的贸易与增长理论
贸易理论的另外一方面发展是将技术视为内生变量来分析，研究技术变动的原因，也研究技术的进步作为生产和贸易的结果对贸易模式与社会福利的影响。
技术变动有两种源泉，一种是被动的，不是经过专门研究开发出来的，而是从看中、干中学会的，是通过经济行为学来的，这叫“干中学”（learningby doing）。这里所说的技术不光是生产技术，还包括管理知识。
另外一种是主动的，是自己创造出来的。这种技术变动是一种革新（innovation）。技术革新一般是研究和发展（Research and Development，简称Ｒ＆Ｄ）的结果。
（１）“技术外溢”（Spillovers）与“干中学”（Learing—by—Doing）
所谓技术变动或技术进步并非都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发明。
在许多情况下，所谓技术进步只是学到了别人已有的先进技术。这种学习过程有时并非是最初的目的，而是在从事生产或其他经济行为时自然产生的副产品。作为先进技术的拥有者，有时也并非有意转让或传播他们的技术，而是在贸易或其他经济行为中自然地输出了技术，被称为技术“外溢”（Spillovers）。
不管什么技术，都有一个外溢的过程。“干中学”式的技术进步，大部分是从技术外溢中获得的。技术外溢，又可分国际、国内、行业间和行业内几种不同情况。
ａ）国际技术外溢
国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通过直接或间接（如通过贸易）的途径传播到了别的国家，从而使别国的生产者也逐渐掌握了这些技术。
为了说明技术在国际间的外溢，我们假设有两个国家：Ａ国和Ｂ国，各国分别生产两种产品，Ｘ和Ｙ。在两国没有贸易时，各国的生产是由本国的生产技术和资源配置决定的，Ａ国有生产Ｘ的比较优势，Ｂ国则有生产Ｙ的比较优势。
如果两国发生贸易，根据“比较优势”理论，Ａ国会专门从事Ｘ的生产和出口，Ｂ国则专门生产和出口产品Ｙ。这是贸易发生后的最初均衡。
现在我们再进一步假设技术是无法垄断的，可以通过商品贸易“外溢”到别国。
贸易的结果，ＡＢ两国的生产者都掌握了彼此的生产技术并有可能对本国的生产进行调整。这种国际范围内的技术外溢会有各种不同的结果。一种情况是，Ａ国本来有生产商品Ｘ的比较优势，但Ｂ国生产Ｘ的技术更先进，有绝对优势。
Ａ国引进了Ｂ国生产商品Ｘ的技术，提高了本来就有比较优势的生产率。这种结果发挥了本国资源上的比较优势，有利于Ａ国的长期增长。另外，商品Ｘ本来就是Ｂ国相对短项，在两国实行分工和贸易后便不再生产。Ａ国多生产Ｘ可以使Ｂ国的进口价格下降，也有利于Ｂ国。
这种技术的外溢使原来由“比较优势”决定的贸易模式变成了由“绝对优势”决定。技术外溢的结果，两国都从中受益。
但是如果Ｂ国生产商品Ｙ的技术比Ａ国先进，Ａ国从Ｂ国中学到这种技术并用此来改进发展其本来不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Ｙ。
对Ａ国来说，这种技术引进的结果是一种进口替代型增长，但对Ｂ国来说则是一种威胁和竞争。如果Ａ国生产Ｙ需要密集使用其稀缺的资源，对Ａ国的长期发展也不一定有利。贸易和技术外溢有可能将发展引入“错误”方向，使两国的长期发展速度都受影响（参见Yanagawa，１９９３）。
ｂ）国内的技术外溢
国内技术外溢指的是技术在本国范围内的传播。由于地理、语言、文化等原因，国内技术外溢比学习外国技术更快。
八十年代后期，克鲁格曼和卢卡斯（Lucas）分别讨论了国内技术外溢的问题。
在克鲁格曼（１９８７）的模型中，他假设有两个国家Ａ和Ｂ，生产一系列产品。其中任何一国会在一些产品的生产技术中有最初的领先地位。尽管技术可以在国际间传播，但本国内的技术外溢会更快。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较快的国内技术外溢过程，该国原先的领先的行业会有加速发展的可能，原有的比较优势会增强，“国内技术外溢”也会使别国在他们原来就有比较优势的产品更有领先地位，技术的国内传播使各国的差异扩大。
卢卡斯（１９８８）的模型与克鲁格曼有些相似，只是他假设一系列国家，生产两种产品：Ｘ和Ｙ。各国的劳动力和劳动生产率相同，但对两种产品的技术知识的最初掌握程度不同。一些国家生产Ｘ，另一些国家生产Ｙ，形成最初的国际分工。
由于技术在国内的外溢，生产Ｘ和生产Ｙ的国家都会在各自的专业生产中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使各国对两种产品技术知识掌握程度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在一般情况下，各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很难改变，除非产品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跟不上产品价格下降的速度，改变原先国际分工的地位，从一种产品的生产转向另一种产品生产的，也只能是那些原来就在边缘上的国家（marginal country）。
克鲁格曼和卢卡斯的分析说明：一个国家最初的比较优势、产业选择和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可能与它本国的技术知识和资源配置有关，也可能是由于偶然的因素，但最初的产业结构一旦形成之后，国内生产技术的外溢使得一国在这些产业中的生产率比别国提高的更快，会使该国在这些产业中的领先地位更加巩固。
这在某种意义上解释了为什么一些国家擅长于一些行业，而另外一些国家擅长于另外一些行业，这与国内的技术外溢是有关系的。而且，一旦形成了某种生产格局，改变是不容易的，因为产业规模与国内的技术外溢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只要成本增长的速度低于劳动生产率增长的速度，就会有利可图而继续存在。
历史在决定一国长期的生产和贸易模式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ｃ）行业间与行业内的技术外溢
技术外溢也可以发生在不同的行业之间（inter—industry）和同行业之内，许多行业虽然产品不同，但所用的资源有许多是相同的，如何提高要素生产率对各行业都是有促进作用的。
另外，这里的“技术”概念，也不仅仅局限于具体的生产方式，也包括管理等方面的技术知识。因此，一个行业拥有的技术优势也可能外溢到别的行业，使别的行业的生产率也有所提高，并对社会的长期发展产生影响。
［（１）ｃ］
同一行业内也可能有不同的产业集团（industry clusters），各集团生产类似产品但生产技术不会完全相同。与国外类似的产业集团相比，生产上也会有不同的优势。国际贸易以及由此产生的竞争和技术外溢会缩短各产业集团的技术差距。
（２）发展研究（Ｒ＆Ｄ）与技术创新（Innovation）
技术变动的另一个来源是技术创新，它是一种投资、开发与研究的结果。新技术的开发主要表现在：ａ）提高要素生产率，用有限的资源生产出更多的产品，或保证产量的情况下，使用更少的资源；ｂ）产品质量的提高和新产品的开发。
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可以在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中出现。随着生产的社会化，分工越来越细，一个最终产品可以由一个企业变成许多个企业来生产。同一企业中也可分为许多部门，每个部门只生产产品的一个零部件。
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每个部门只集中于一个小范围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个具体的零部件生产中，企业有可能通过降低成本来获得利润。换句话说，专业化程度的提高使利润不再只是从最终产品中获得，每个生产环节都独立出来，都有获得利润的可能性。
对利润的追逐使生产的每个环节上都有改进技术的动力。
开发型技术进步也常常是在对新产品的研制中获得的。市场竞争迫使企业不断开发新产品或提高产品质量，从而产生出新技术。
与“干中学”不同，技术创新或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大量投资和研究的，因此，只有在保证这些投资能够获利的条件下，企业才会去研制新技术。
因此，一国能否获得大幅度的开发型技术进步，需要两个必要条件：（１）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因为没有保护的话，企业开发新产品所冒的风险与其收益不对称，也就没动力去投资、研究。（２）要鼓励对科研的投资。
干中学虽然也能提高技术，但毕竟有局限性，毕竟只能缩短与先进技术的差距，一个国家要想技术上领先，就必须有开发型的技术进步，但开发型技术进步是需要有法律和投资来保证的。
国际贸易与开发型技术变动有相互促进的关系，贸易对技术创新的影响，不仅通过国际市场的竞争迫使各国努力开发新技术新产品，也通过国际技术外溢给各国互相启发的机会。
新技术的开发不再只是个别国家的行为，而成为各国的共同努力。这里边也有一个技术开发的规模经济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贸易和技术的国际流动可以使开发研究形成“规模经济”而降低各国的科研开发成本。一项新技术从一国开始后，另一国可以马上引进，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不应重复同样一个过程。
当然，这样做需要许多政治条件和技术条件，但从经济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资源配置的最优方式。
另一方面，技术革新也会影响贸易模式。在技术作为外生变。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