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为什么要发国债？发国债与多发人民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了以前用以向世人夸耀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幼稚主张，着手运用政府债券这一政策工具，筹集资金，发展经济。1979年开始向国外举债，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到1998年底，累计发行国债11542。 21亿元。特别是本次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以来，国债发行规模逐年大增，从1994-1998年，累计发行国债10028亿元，约占全部发行国债的87%。其中，1997和1998两年共发国债5640。 8亿元，占近18年总发行额的48。9%。1998年，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GDP的比例为14。5%，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别为32。8%和30。0%。1999年的发行规模超过了4...全部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抛弃了以前用以向世人夸耀的“既无内债，又无外债”的幼稚主张，着手运用政府债券这一政策工具，筹集资金，发展经济。1979年开始向国外举债，1981年开始发行国库券，到1998年底，累计发行国债11542。
21亿元。特别是本次经济周期处于下行阶段以来，国债发行规模逐年大增，从1994-1998年，累计发行国债10028亿元，约占全部发行国债的87%。其中，1997和1998两年共发国债5640。
8亿元，占近18年总发行额的48。9%。1998年，国债发行规模与当年GDP的比例为14。5%，与财政收入和支出的比例分别为32。8%和30。0%。1999年的发行规模超过了4000亿元，2000年的发行规模还会进一步扩大。
国债发行规模及其增长速度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能否进一步扩大国债发行已经出现了不同的议论和主张。
既然国债发行已近20年，发行总规模超过万亿元，特别是近两年来，增发国债已经成为政府启动内需，扩张经济，反通货紧缩的主要宏观政策工具，难道发行国债的目的还不明确吗？现在提出为什么发债的问题，其实际意义究竟何在？这个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反而成了目前的重大问题。
从1998年的国债发行和使用情况来看，全年发行3228。77亿元（用于弥补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的2700亿元不包括在内）， 其中，2245。79亿元用于借新还旧，约占70%，其余982。
98亿元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投资。1999年的情况与此大致相同。可见，发债筹资的目在于增加政府支出，扩大建设规模。但是，必须指出，推动经济增长的根本因素是消费和民间投资，而不是公共支出和政府投资，况且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拉动作用很小，既未能带动民间投资，也未能扩大就业规模，相反却出现了大量重复建设。
如果说竞争性产品的重复建设难以避免，是发展竞争，走向集中的一个必经阶段和必要代价，那么，基础设施的重复建设则完全是一种浪费，且主要是由于制度因素和政府行为造成的。再加上投资质量不高，投资效率较差，此举并未达到启动内需，活跃经济的目的。
其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对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认识和判断有误。
中国当前发生的通货紧缩，表面看来是有效需求不足，但是，这种需求不足并不是单纯由于需求方面的因素造成的，而是由于体制障碍导致的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
国有企业不能正常退出造成成本大于价格，职工下岗和社会保障改革造成预期不稳，税制不统一带来投资税赋过重等，都从供给方面抑制了需求。但是，很多人却简单地从需求方面作出了有效需求不足的判断和结论，并据此实施了凯恩斯主义扩张需求的政策。
面对通货紧缩和经济衰退，凯恩斯主义虽然有用，但对于处在市场化进程中的中国来说，必须是体制和政策联动，而我们现实是政策性扩张伴之以体制性收缩，结果是，连续两年大规模的政策扩张，时间并不算短，力度也不算小，甚至实施了政府托市之策，但政策效应却不大，经济至今仍在低谷中运行。
1999年投资增长的大幅下降表明，投资需求不足是当前经济运行的主要问题。正如前面指出的那样，投资需求不足是由供给方面的原因造成的，主要是投资的税负过重。现行税制是1993年制定和实施的，其目的之一在于压缩投资，治理通货膨胀。
不仅如此，增值税通常有三种类型：消费型、收入型和生产型，我们对投资实行的是生产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不抵扣，建筑安装工程仍然沿用原来的营业税。如果改生产型增值税为消费型增值税，投资品购进和建安工程都抵扣，那么，增值税税率就不是现在的17%，而是25%。
因此，改革税制，降低税负，是启动投资，特别是民间投资的重要途径和有效选择。这样做的结果是，短期内会减少政府税收，但长期内会扩大税基，增加政府收入，实现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这不仅有供给学派的理论支持，拉弗曲线讲的就是这个道理，而且有美国通过投资减税实现财政由赤字到盈余的实践证明。
中国目前的问题在于，政府调动的资源虽然不少，但正式的预算和税收却不多，占GDP的比例过低，已经处于入不敷出的境地，于是，政府的办法不是减税，而是千方百计地增加税收，这也是近几年税收增长大大快于经济增长的原因。
在这种情况下，再实施减税政策，政府日子就更难过。怎么办？这就需要通过发债来解决。即通过扩大国债发行，弥补投资减税带来的政府收入减少，待投资启动和增长以后，再用增加的收入来偿还增发国债的本息。
在1999年增发的600亿元国债中，有90亿元作为技术改造贷款贴息，专门用于支持对重点行业和重点企业进行系统的技术改造。
这样做不仅可以带动银行和企业的配套资金投入，扩大投资需求，而且可以推动企业的技术进步。据估计，90亿元财政贴息可以拉动1800亿元技改投资。这才是政策作用产生的乘数效应。不过，由于全部面向国有企业，技改投资的实际增长依旧缓慢。
可见正确的政策措施还需要相应的制度条件来保证。
既然发行国债，集中投资的带动作用不大，而社会保障和医疗改革又影响了人们的预期，为什么不能转变政策思路，把增发的国债用于解决社会保障问题。
过去，本该用于社会保障的资金，财政拿去作了新的投资，这笔帐迟早是要还的。把增发的国债用于建立社会保障基金，或者增发一部分社保国债，不仅可以稳定预期，启动消费，而且可以通过保险基金入市作股权投资和股权抵押贴现，一方面扩大投资需求，另一方面发展资本市场，促进机制转换。
这样就可以把短期的政策操作和长期的制度调整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政策和体制联动。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政府大规模发行国债，直接投资于基础设施，不仅过于短视，而且是资源的政府配置和集中配置。
这必然会妨碍市场化的推进。其实，发债的根本目的不在于直接扩张投资，而在于盈得时间，促进资本市场发育，转换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配置转向市场配置，从集中配置转向分散配置。鉴于国债的发行规模已经很大，国债的流通和交易就成为一个紧迫的问题，今年有可能在这方面取得一些突破。
关键是增加债券品种，放开国债利率，发展交易主体，扩大交易规模，把银行间交易和证券市场交易、现货市场和期货市场都发展起来，适当实施混业经营，在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之间建立起联通的渠道。这样，才能充分发挥资本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
应当看到，中国经济的货币化进程出现了两种情况，经历了两个阶段：80年代和90年代初的经济货币化是一般竞争性商品的货币化，虽然伴有两度发生的通货膨胀，却带来了经济的繁荣和高增长；现在进行的是住宅和医疗、教育等服务的货币化以及电信和金融等垄断部门的市场化。
这些部门的国家垄断和政府管制与正在继续的通货紧缩，形成了一种互相强化的趋势，它们的货币化和市场化，更意味着资源配置方式从政府集中配置到市场分散配置的转化。这不仅需要调整和改变传统的货币供应方式和规模，而且更需要信用基础的建立和发挥资本市场的功能。
特别是面对以新技术革命为基础的IT产业和新经济的发展，这一点就更加重要。如果说在传统赶超时期，由于目标明确，政府集中配置资源是有效的，那么，随着IT产业等新技术的发展，发展目标的不确定性将越来越大，政府集中配置资源将找不到着力点，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市场分散配置资源的功能将会突显出来。
将以上分析归结起来就是，增发国债，盈得时间，转变资源配置方式，建立信用基础和发挥资本市场功能，方能真正启动内需，奠定中国经济长期稳定。
（中评网, 张曙光）
继续扩大内需系列述评之二：
为什么要继续发行国债？
“举债”办了大事
去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闯过1万亿美元大关，经济增长势头良好，运行质量稳步提高。
良好的经济局面，是三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坚持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结果。
三年3600亿元，这是新中国前所未有的“举债”规模，财政部部长项怀诚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初之所以用“积极”而非国际上通用的“扩张”一词来概括我们实施的财政政策，主要是考虑“扩张”、“举债”等提法可能引起老百姓消极的体验。
但目前看来，这笔债“举”得十分及时和必要，对于拉动经济回升，改善城乡居民生活条件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有效扩大了投资需求。1998年到2000年，累计发行3600亿元长期国债，国债项目直接带动地方、部门、企业投入配套资金和银行安排贷款7500亿元。
集中力量建成了一批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在国债资金支持下，对大江大河大湖进行了大规模的堤防工程建设和水毁工程修复。
加快改善了交通运输条件，1998年以来，是我国公路、铁路、民航发展最快的历史时期。
加快了企业技术进步，促进了产业升级。通过对880个技术改造项目贴息，启动了一批对结构调整有重大影响的项目，安排了一批可大力替代进口、扩大出口的项目。
促进了地区生产力布局的调整和优化，使西部大开发迈出实质性步伐。
加强了环境保护和生态林建设，促进了可持续发展。
改善了人民生产生活条件，促进了社会事业发展。在国债投资带动下，各地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加快。城乡电网改造项目使农村电价明显降低，有助于农民提高生活质量。
此外，78亿元国债资金用于科技教育，改善了高校的科研和办学条件。
实践证明，新增的国债为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据统计，1998年的千亿元国债投资，拉动GDP增长1。5个百分点，1999、2000年国债投资拉动经济增长分别为2个百分点和1。
7个百分点。
发债仍是当前的必然选择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目前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稳固：以往政府投资的带动和引导效应正在减弱，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幅仍然较低，难以形成持续增长态势；新的消费热点还没有形成，导致需求不足的一些深层问题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仍然是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外需对经济增长拉动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加入WTO日期临近，我国企业正面临严峻的挑战。
因此，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通过发行国债尽快建成一批投资项目，并引导和调动社会投资，是促进发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国外经验也说明，运用财政政策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往往不是一二年就能奏效的，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有一定的连续性。
中央决定，作为继续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主要措施，2001年将继续发行长期国债，以保证在建国债项目的如期竣工投产，保证西电东送、西气东输、进藏铁路等重大项目的顺利进行。
或许有人存在这样的疑问：在3年发行3600亿元国债的基础上，我们是否仍有“举债”空间，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对此，专家指出：风险不可不防，但是就目前情形看，增发国债对于财政而言，只要操作得力，就没有风险。
首先，国债将定向用于重点项目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短期内可以拉动经济增长，又不会出现盲目投资和重复建设。对推动经济长期发展也大有裨益。
其二，目前中国的国债负担率大大低于国际警戒线，扩张的空间依然很大。
增发国债固然没有多少风险，但国债资金一定要管好用好。几年来，财政部、国家计委先后在全国范围对国债项目进行了检查，发现、纠正和查处了一大批挪用、贪污、浪费国债资金的违纪违法案件。
这说明，在国债资金的管理和运用的各环节，还有许多工作亟待加强。今后，在项目安排上，各有关部门应加强合作，对重大项目实行联合办公，集体评审，提高资金安排的效率和水平；地方政府要真正落实配套资金，决不能再搞“钓鱼工程”、“胡子工程”和“半拉子工程”；对已经安排的项目，要严禁挪用国债资金；要确保工程建设质量，杜绝“豆腐渣”工程，绝对不能为了地方利益而不顾工程质量，“唐僧肉”大家吃，后患无穷。
最重要的是，对国债资金使用的管理和监督，一定要尽快做到规范化、法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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