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司法体系为什么选择大陆法系？

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经历了哪些发展阶段

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有许多优点，而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有诸多缺点。为此，他们主张借鉴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以改造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我认为，在改造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之前，我们仍有必要对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和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 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仍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犯罪成立的立法理由与司法理由纠缠不清；第二。对同一内容进行重复评价。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固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是否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组成要素的问题，但是，却不存在重复评价的缺陷，并且具有表述的明晰性。 因此，在试图改造...全部

  目前，在我国刑法学界有些学者认为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有许多优点，而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有诸多缺点。为此，他们主张借鉴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的构造以改造我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但是，我认为，在改造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之前，我们仍有必要对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和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体系进行更加深入的剖析。
  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仍存在两个值得商榷的问题：第一，犯罪成立的立法理由与司法理由纠缠不清；第二。对同一内容进行重复评价。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固然也存在一定的问题，例如，犯罪客体和犯罪主体是否是犯罪构成要件的组成要素的问题，但是，却不存在重复评价的缺陷，并且具有表述的明晰性。
  因此，在试图改造我国的犯罪构成体系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能忽视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存在的缺点和我国传统犯罪构成理论存在的优点，既不能盲目地把本来就存在问题的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引进来，也不能草率地抛弃我国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
  　　一、解析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的嬗变　　大陆法系的犯罪论体系大体上包括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部分。但是在不同的学者的理论体系之中，这三部分的内涵是不尽相同的，有时甚至差异很大。只有对它们加以认真解读，我们才能发现它们各自的真实所指和内在逻辑。
  在本部分，我将遵循大陆法系犯罪论体系嬗变的路径去发现它们的真实所指和内在逻辑。　　（一）贝林格（Beling）的犯罪论体系　　贝林格主张犯罪论体系应该由三部分组成，即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
  构成要件是犯罪类型的轮廓，构成要件是确定可罚行为的基础，舍此便没有犯罪。非类型化的行为不具有犯罪的特征。但是，相反地，所有的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也并不都构成犯罪。为了成立犯罪，必须是实现构成要件的行为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并且该行为必须与该行为相应的刑罚预告及处罚条件相符。
  同时，他认为构成要件是记叙性的，并且它与规范要件（即命令、禁止、意思、目的）相连，但其自身并没有包含任何法律效果。人的行为满足构成要件，只能确定存在某一实现构成要件的事实，仅此而已{1}。　　针对贝林格的体系，有的学者提出如下批评：贝林格既强调犯罪构成的客观性，同时又认为犯罪构成是犯罪类型，它就必须表明各个犯罪的个别特征，即不仅包括客观行为，还应包括主观要素，否则，作为犯罪的类型的犯罪构成，就不能实现犯罪的个别化。
  贝林格在晚年接受了以上批评，修改了前期的体系。在1925年出版的《刑法纲要》中对前期的观点作了若干修改，认为构成要件中也可以包含心理种类的要素。在他1930年写的《犯罪构成论》一书中，他将自己从来都是作为同一概念的“构成要件”和“犯罪类型”进行了区分。
  他认为犯罪类型是表明刑法各本条中所规定的一定的类型化的行为及其未遂犯、共犯等现象形态的观念。而构成要件则是从各本条的犯罪类型的观念中抽象出来的，对犯罪各本条中所规定的犯罪类型进行规制，以确保其统一的“指导形象”。
  并强调，不应将构成要件与违法类型视为同一，例如：杀人罪的要件，在客观方面是实现“杀人”的行为，在主观方面是实现“杀人的犯意”。而“杀人”这一事实，无论是对客观方面，即违法类型来说，还是对主观方面即责任类型来说，均是共同的“指导形象”{1}。
  由此看来，贝林格晚年的构成要件中既包含主观方面又包括客观方面，具有更强的概括功能。但是，这种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的所指已经不是作为他前期的犯罪论体系之第一组成部分的构成要件该当性所指的内容。如果以这种作为“指导形象”的主客观相统一的构成要件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个要件，那么势必导致后两个标准（违法性和有责性）在确定犯罪成立与否的问题上与第一个要件发生重复评价的问题。
  贝林格后期的构成要件所发挥的作用是展示一个完整的犯罪行为是什么。这种意义上的构成要件类似于我国刑法理论中的作为犯罪成立的规格的犯罪构成要件。它不能作为犯罪成立的第一个要件，因为有了它犯罪即告成立，没有必要再用其他两个条件加以限制。
  因此，贝林格虽然使犯罪构成这一概念具有了作为犯罪“指导形象”的作用，但是这种意义上的犯罪构成就不能放回到他的犯罪成立体系之中去了。在我看来，面对批评，贝林格不应该给他的构成要件加进主观的要素，以使构成要件的犯罪类型化功能更加具体化，而是应该退一步使构成要件概念的犯罪类型化功能更加抽象化。
  例如，对于造成死亡的案件，构成要件不应该具有区分故意杀人罪、伤害致死罪和过失致死罪的功能。这样的任务应该留给责任论去完成，否则就没有必要在构成要件论之后再构建责任论了。　　另外，贝林格关于构成要件是纯记叙性的的观点也受到批评。
  日本学者小野清一郎认为构成要件中应该包含有规范要素，不是纯记叙性的。他说，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是指构成要件不但要有确定的事实，而且以规范评价为必要部分。这里面，既有以诸如“他人财物”之类的法律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也有以诸如“虚假文书”之类的认识评价为必要的场合，还有以诸如“狠亵行为”、“侮辱”之类的社会的、文化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伦理的、道义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
  小野清一郎的这段话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用其批评贝林格的理论就未免不恰当了。其实，在贝林格的构成要件理论中，构成要件本身就是规范性的，是在刑法分则各本条的基础上经过抽象而形成。那么，为什么贝林格称他的构成要件是纯记叙性的、没有规范的因素呢？我认为。
  在这里把规范分为两种意义上的规范就能够理解贝林格的说法，第一种意义上的规范是指法律条文意义上的规范，即指规定犯罪成立的客观规格意义上的规范；第二种意义上的规范是指价值意义上的规范，即指评价一个行为好坏的规范。
  小野清一郎所说的贝林格的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指的是法律条文意义上的规范要素，是法律条文中对犯罪规格的规定。在杀人、盗窃等比较容易认定的犯罪，法律没有必要对什么是杀人、什么是盗窃做过多的解释，而对于什么是“猥亵行为”、“侮辱”等轮廓不很清晰的行为，法律必须做出判断和评价，但这种判断和评价是事实认定上的评价，而不是认定行为好坏的价值评价。
  而贝林格说他的构成要件不含有规范要素，这里的规范要素应该指的是价值评价意义上的规范要素，即对行为的价值评价要素。在贝林格的体系中，价值评价是放在违法性论中去讨论的，例如正当防卫行为与紧急避险行为，它们虽然在外在表现上具有构成要件该当性，即符合刑法分则各本条的规定，但是从价值评价的角度来看，是不具有犯罪性的。
  　　（二）M·E·麦耶尔（Max Ernst Mayer）的犯罪论体系　　M·E·麦耶尔的犯罪论体系继承了贝林格的犯罪论体系的框架，也是由构成要件该当性、违法性和有责性三部分构成的，但其中有的部分内容不尽相同。
  第一，M·E·麦耶尔从价值意义上理解违法性。他认为，构成要件是法律将某些文化规范通过国家的承认而进行保护的表现之一，因此，构成要件符合性又是违法性（即违反文化规范）的认识根据。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的关系是烟与火的关系，具有违法性的推定机能{1}。
  除了在个别情况下能够证明具备阻却违法性的原由之外，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即是违法行为。M·E·麦耶尔所说的违法性指的是实质违法性，这种违法性显然不是刑法分则各本条所规定犯罪的客观方面类型化的外部规格。
  这是一种文化规范评价，而不是法律条文评价。第二，麦耶尔认为，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有规范的要素和主观的要素。然而这些规范的要素在属于“规范性的（所以是非真正的）构成要件的要素”的同时，还是“真正的违法性要素”。
  为什么说它不是真正的构成要件的要素呢？主要是因为它只不过是评价与意思活动无关的结果的；而所以说它是真正的违法要素，是因为它不仅是违法性的认识依据，也是其存在依据，就是说，有了它之后才有违法性的存在。
  但是，麦耶尔又认为，法律上的构成要件是违法性的认识依据，所以必须由纯客观的、无价值的事由来构成（这是以客观违法性论为前提的）。麦耶尔认为有些场合下，违法性是由主观要素所决定的，所以存在有主观的违法要素。
  例如，医师出自猥亵的目的用手摸女患者的腰腹，或者教师因与学生的父亲有仇而故意惩罚学生等等。小野清一郎指出，麦耶尔一方面主张违法是客观的，另一方面又主张存在主观的违法性要素。这是自相矛盾的。麦耶尔之所以承认在构成要件中包括规范要素和主观要素，但却没有从正面去加以肯定，是出自把构成要件相符性和违法性及责任并列起来考虑、且在他们中间划出排他性界限这样一种体系性的动机。
  　　我认为，麦耶尔坚持把构成要件相符性和违法性及有责性并列起来考虑、且在他们中间划出排他性界限的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只有这样，犯罪论体系才能保持其明晰性，并且可以避免对某些因素的重复评价。那么又该如何理解他的体系中存在的矛盾呢？这是因为，一方面，他忽视了构成要件符合性的评价本身就是规范性事实评价（依刑法分则各本条类型化的客观方面进行的评价），这种规范性事实评价是判断行为是否符合法律条文的合法律性的判断。
  规范性的事实评价完全可以承担起辨认什么是“他人财物”的任务的。而他所说的违法性评价不是规范性事实评价，而是在规范性事实已经存在的基础上，进一步确定它在文化规范上的意义。这种评价是对法律条文的立法理由的解释，是一种价值评价。
  上述那种关于“他人财物”之类的事实评价当然不能包含在价值评价中了。而且，这种把立法理由与司法理由混在一起的方法也是值得商榷的。关于这一点，笔者拟在后文详述。所以麦耶尔主张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必须是记叙性的、无价值的事由来构成。
  另一方面，他忽视了主观的因素是需要客观的要素来征表才能显现其自身的道理。这也是为后来许多大陆法系学者所经常忽视的问题。犯罪目的或动机固然是主观的东西，但只有通过犯罪人的行为才能表征出来。如果不通过观察行为，我们如何才能发现他的目的和动机呢？所以，在构成要件符合性中，应该考察的不是目的和动机，而是目的和动机的外在表现。
  动机和目的是责任论中应该考察的要素。在构成要件符合性论中解决主观因素的问题有越俎代庖之嫌。主观性的东西需要在有责性理论中加以解决。至于在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当中，可以发现主观要素的说法本身就是值得研究的。
  这种说法是把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同犯罪论体系中的构成要件该当性论中的构成要件相混淆了。构成要件符合性作为一种评价标准只关注行为抽象的客观方面，它是构成犯罪的一个条件。一个行为要成立犯罪还须经过违法性和有责性的考察。
  而法律上的构成要件固然会包含有主观方面的要素，它是一个犯罪成立的全部条件，是对一个犯罪是什么的展示。但是，法律上的构成要件的主观要素的有无不是构成要件符合性阶段应该加以解决的问题，而是责任论应该加以解决的问题。
  　　（三）梅茨凯尔（Edmund Mezger又译为梅兹格）的犯罪论体系　　梅茨凯尔提出了由行为、不法和责任组成的犯罪论体系。梅茨凯尔所提出的作为犯罪成立要件之一的行为，是先于其他犯罪成立要件的，例如。
  不是杀人行为、窃盗行为等个别的犯罪行为，而是超越个别行为的一般犯罪行为，所以，已经不是从刑法的规范性的角度能够把握的，不得不作为前刑法的事实性很强的行为来理解的{2}。小野清一郎称梅茨凯尔的行为论是“裸的行为论”，并对之进行了批判，他说：“我认为过去的行为论的弊端正在于把行为作为法律的构成要件性评价以前的东西来考虑。
  我所称之为‘裸的’行为论是不能接受的。刑法上的行为毕竟是构成要件性行为。因此，也必须是违法的在道义上应当负责任的行为。”{2}我认为小野清一郎对梅茨凯尔的批评是值得商榷的。梅茨凯尔的行为论中的行为是指作为不法评价对象的行为而不是小野清一郎所说的刑法上的行为，这种行为当然应该是裸的行为。
  这种行为论是最符合刑事诉讼的逻辑的。如果问什么是刑法上的行为？我想梅茨凯尔也会像小野清一郎一样回答说：“刑法上的行为是符合构成要件的、违法的、有责的行为。”对于梅茨凯尔把构成要件符合性论同违法性论合二为一构建成不法论的做法，我们也应该仔细研究。
  他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与违法性具有更紧密的关系，虽然存在着特别的不法阻却事由，但是，就符合构成要件的行为进行规定的刑法的构成要件，对刑法上极为重要的行为的违法性的存在而言，具有非常广泛的意义，构成要件符合性是违法性的妥当根据，也是实在根据{2}。
  显然，在这里，梅茨凯尔是把构成要件的事实性评价与违法性的价值评价放在同一体系中进行考虑的。但是我们并不能就此得出结论说，他把二者完全等同起来了，更不能说他把违法性与违法类型混淆了{3}。我认为，梅茨凯尔对不法论的设计体现了思维经济性原理。
  在常规情况下，一个行为只要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即符合违法类型，除个别情况有正当化事由外，我们就很容易确定它的违法性。对于那些一看便知不具有正当化事由的行为，就可以直接确定其违法性，没有必要再作违法性的判断了，只有对那些有可能具有正当化事由的行为才有必要进行违法性判断。
  对于梅茨凯尔在不法论中承认包含主观的要素的观点，小野清一郎持赞同的态度{3}。然而，在我看来，这倒是存在重复评价之嫌。对同一行为的主观方面在违法性类型中作为主观的违法类型要素进行了一次评价，在有责性中还要作为责任要素进行一次评价。
  这显然是重复评价。　　（四）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论体系　　小野清一郎赞同传统的由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构成的犯罪论体系。但是，他认为构成要件既是违法的类型，也是有责类型。他指出：“构成要件可以说是不法类型，可它不仅仅是违法类型，同时也是责任类型，是违法并且有责的行为之类型，又是它的法律定型；在这个意义上，它是不法类型，也是犯罪类型。
  这就是我的构成要件论中的一个根本主张。”{3}小野清一郎说，他的上述主张可以通过具体研究刑法分则相应条款的规定特别是考察其规范要素和主观要素得到证明{3}。他认为，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要素，是指构成要件中不但要有确定的事实，而且以规范评价为必要部分。
  这里面，既有以诸如“他人财物”之类的法律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也有以诸如“虚假文书”之类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还有以诸如“猥亵行为”、“侮辱”之类的社会的、文化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以及以“故意的”、“不法的”等完全是伦理的、道义的评价为必要的场合。
  然而，即使在不能像这样明显地应当属于规范要素的场合，在判断是否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之际，也不可以否认它有利于判断背后的法的、伦理的评价{3}。　　既然小野清一郎的构成要件符合性既是违法的类型，又是有责的类型；他的构成要件既包含有主观要素，又包含有客观要素，那么，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中的规范评价与违法性中的规范评价有什么区别吗？构成要件、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呢？关于前一个问题，小野清一郎认为，构成要件符合性中的规范评价是法律的、抽象的评价；违法性中的规范评价是对行为本身的具体评价{3}。
  关于后一个问题，他认为，本来，构成要件是实定法上的、并且是成文法上的概念，在此意义上，可以说它是属于形式的东西。但是，它并不是一般的规定，而是被特殊化了的规定，是“特别”的构成要件。与之相反，违法性和道义责任，则是处于实定法背后的伦理性的、法理性的理念，其本质意义自然是一般性的概念了。
  ……犯罪的实体是违法性质的行为，并且是在实施该行为的行为人那里具有道义责任的行为，属于违法且有责行为的类型。可是它所以具备了可罚性，是因为它是特殊的，已被刑法分则相应条款规定了的。这种被刑法分则相应条款规定的特殊的、类型性违法的有责的行为，即构成要件。
  出现在前面的，是构成要件，站在它背后的，是具有实体意义的违法性及道义责任{3}。对于小野清一郎的这种解说，我不禁要问，既然构成要件既是违法类型，又是有责类型，它与违法性和有责性之间是“前面的”与“背后的”的关系。
  那么，我们对一个行为只作构成要件符合性一次评价不就完全可以判断违法性和有责性的有无了吗？再对同一行为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评价不是有重复评价之嫌吗？小野清一郎认为，构成要件仅是肯定违法性及道义责任的法律定型。
  要确定违法性及道义责任的有无，还需考察有没有违法阻却原因和责任阻却原因，即否定违法性及道义责任的法律定型{3}。也就是说，之所以要在构成要件之外进行违法性和有责性评价，是因为，如果一个行为仅具有构成要件符合性，还不能肯定它具有违法性和有责性；只有再经过违法性判断，如果没有违法阻却原因，才可断定违法性存在；进而再经过有责性判断，如果没有责任阻却原因，才可断定有责性存在。
  由此看来，在小野清一郎的犯罪论体系中，构成要件与违法性和有责性的关系也不是“法条”与“法理”的关系或“前面的”与“背后的”的关系，仍是“并列”关系。只要仍然坚持构成要件符合性、违法性和有责性的犯罪论体系，就不能不把它们并列起来考察。
  　　（五）威尔兹尔（Welzel）的犯罪论体系。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