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给我介绍一下候祥林的事迹？
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祥麟
8月28日16时，侯祥麟带着慈祥的微笑，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中国石化管理干部学院二楼会议室。作为主人公，侯祥麟出席正在这里举行的“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宣传采访会”。 侯老穿着平时最喜爱的白色衬衫，银色的头发映衬着他坚毅沉稳的面庞。他精神矍铄，向一次又一次鼓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亲切招手，向媒体记者微微点头示意。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93岁的侯老和记者们谈起他一生中的六个心愿时，仍然充满自豪和深情。
侯祥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解读侯祥麟的六个心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全部
记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侯祥麟
8月28日16时，侯祥麟带着慈祥的微笑，在热烈的掌声中走进中国石化管理干部学院二楼会议室。作为主人公，侯祥麟出席正在这里举行的“侯祥麟同志先进事迹宣传采访会”。
侯老穿着平时最喜爱的白色衬衫，银色的头发映衬着他坚毅沉稳的面庞。他精神矍铄，向一次又一次鼓掌的领导和工作人员亲切招手，向媒体记者微微点头示意。
沧海桑田，时光荏苒，93岁的侯老和记者们谈起他一生中的六个心愿时，仍然充满自豪和深情。
侯祥麟，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世界著名的石油化工科学家，我国石油化工技术的开拓者之一，我国炼油技术的奠基人。解读侯祥麟的六个心愿，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幅中华民族争取民主与民族独立、争取富强与现代文明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在这个伟大的历史进程中， 侯祥麟始终与民族的振兴唇齿相依，与国家的兴旺风雨同行。
侯祥麟算得上一位世纪老人，诞生于那个烽火连天与战乱频仍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1912年4月4日，侯祥麟生于广东省汕头市，父亲是中学教师，母亲操持家务。由于家学渊源，他们兄弟姐妹都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1919年，侯祥麟在汕头入崎碌小学读书。老师是位激进爱国者，每年5月的国耻日，他都带领学生上街游行，参加各种爱国行动。少年侯祥麟不仅求知欲强，成绩优异，爱国反帝思想也在幼小心灵里扎下了根。
中学时代的侯祥麟就开始对化学非常感兴趣，但是，选择化学作为一生的研究事业还是由一个机缘引起的。在化学课上，听化学老师讲原子核中蕴藏着极大的能量，倘能释放出来会有巨大威力，他很兴奋，幻想着要搞原子能的研究，作为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武器。
因为是化学老师讲的，就以为是化学的内容，不知是物理的。虽是一时的幻想，却使他从此迷上了化学，并以化学研究作为终生的事业。
1931年，侯祥麟考取燕京大学化学系。不久，“九·一八”事变爆发，出于对国家、民族危亡的关切，侯祥麟参加了燕大等北平学生组成的请愿团，乘火车到南京向国民政府请愿，要求抗日。
眼见大片国土不断沦丧，侯祥麟和一些爱国同学大声疾呼，在校内外宣传抗日，还到山海关慰问抗日将士。大学期间，侯祥麟刻苦学习，不但掌握了坚实的基础理论和系统的专业知识，还在进步同学的影响下，阅读了大量的英文版马克思主义著作，追求革命真理的信念更加坚定。
1937年7月7日，日本军队在卢沟桥向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接着又把战火烧到上海，中国军民奋起抗战。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此时侯祥麟不能再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了，他毅然决定到前线慰问抗日将士。
1938年4月，他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他人生的第一个心愿，并从此开始了新的人生历程。
抗战之初，由于日军在沿海封锁，中国军队所需要的汽油十分短缺，情势非常紧急，侯祥麟急国家之所急，投入到“一滴血一滴油” 的研究试验工作。
当时并无石油可炼，侯祥麟就和一些工程技术人员研究从植物油中炼制柴油，用煤干馏制取人造石油再炼制汽油和柴油等技术工艺。为了弥补燃料的不足，他还设计建造设备，提炼酒精，掺入汽油中使用。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为了建立党的科技干部队伍，周恩来总理指示派遣一批技术干部到国外深造。
经组织批准，侯祥麟通过了自费留学考试，在经过许多周折筹措到经费后，于1945年来到美国匹兹堡，在卡乃基理工学院攻读化学工程学，同时在该校的煤炭研究室做研究工作。1948年冬，侯祥麟获得博士学位。
此时国内解放战争已进入高潮，作为一个有血性的中国男儿，一个心系祖国的学子，侯祥麟无时无刻不在想念着祖国，他向组织提出要回国，但组织要他继续留下完成新的任务。
1949年初，侯祥麟来到波士顿，在麻省理工学院化工系燃料研究室任副研究员，进行涡流床煤炭气化的基础研究。
侯祥麟以波士顿为中心，与留学生中的一些中共党员、进步学者，发起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会，并担任第一届常务干事。 “留美科协”很快在美国30多个城市建立了分会，会员发展到800多人，其中300多名先后回国，绝大多数成为我国各个学科的开拓者或带头人，“留美科协”为新中国的科技发展先立一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那铿锵有力的声音震撼了全世界。海外赤子侯祥麟热血沸腾：回国！去建设新中国。
1950年4月，侯祥麟毅然舍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工作条件，谢绝了上司的好意挽留，经组织同意，离美回国。
从踏上祖国的土地起，侯祥麟就与石油化工技术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后在燃料工业部石油管理总局从事研究工作。1955年5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后称院士）。当年7月30日，石油工业部成立，侯祥麟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技术司副司长，从此开始了他长达半个世纪为石油化工事业呕心沥血的历程。
1958年10月，国务院批准成立石油工业部石油科学研究院，这就是后来的石油化工科学研究院和石油勘探开发科学研究院，当时该院不但进行石油炼制的科学技术研究，而且具有管理全国石油科学技术工作的职能。
侯祥麟调任该院副院长，主管石油炼制及军用油品的科研工作。
建国初期，我国的石油化工几乎是个空白，石油产品的90%以上依靠进口。新诞生的共和国到处呼唤着维持生命的“血液”。50年代，我国军用和民航所用航空煤油（喷气燃料）一直靠苏联进口。
当时石油部曾组织试产这种油料，但在地面试验和空中试飞时均出现喷气发动机火焰筒严重烧蚀的问题。后来中苏关系紧张 ，航空煤油进口更是锐减，中国军、民用飞机均面临即将飞不起来的危急局面。当时的石油部部长余秋里沉重地说：“搞不出航空煤油来，我们过天安门都得低着头啊！”又对侯祥麟说：“你们再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就把你们研究院的牌子倒过来挂！”
部长的话尤如给侯祥麟的军令状。
此时，侯祥麟担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负责炼油技术工作，千钧重担压在肩上。在这种紧迫情势下，他组织起6个研究室的力量，并与国内有关科研单位合作，亲自带领科研人员日夜苦干。当时他夫人李秀珍也是攻关试验组的负责人之一，在1960年除夕夜，京城华灯齐放，万家团聚，侯祥麟夫妻俩却把两个小女儿锁在家里，一起到实验室里鏖战。
马克思曾说：“在科学的入口处,正像在地狱的入口处一样。”火焰筒烧蚀问题，缠绕着侯祥麟，烧蚀着他的心，他和科技人员们在经受着地狱般的磨练。无数次的挫折和失败，无数次的总结、探索，分析、对比，侯祥麟开始全方位清理自己的思路：我们搞航空煤油就是将它精炼再精炼，与前苏联的油一比较，似乎太“纯洁”了。
在充分集中大家智慧的基础上，侯祥麟推断：火焰筒的高温烧蚀，可能是由于我国航空煤油硫含量低引起的。侯祥麟果断拍板，加入硫化物后，试验获得成功。这个困扰、折磨他们数年的烧蚀问题，竟是硫化物含量低的缘故！按照当时惯例，他们立即给中央军委打电报报了喜。
1962年，航空煤油正式供应中国民航和空军部队，侯院长带领科技人员研究的航空煤油添加剂成果，被列为国家级成果，应用这种添加剂生产的航空煤油，获得国家新产品成果一等奖。而侯祥麟却因四处奔波，操劳过度，染上肝炎，住进了医院。
几乎与航空煤油研究同时，侯祥麟身上还有一项更加艰巨而神圣的任务，那就是带领石科院科技人员完成多种特殊润滑油脂的研制。1959年，为了配合中国原子弹、导弹和新型喷气飞机的研制，国防科委向石油部及石油科学研究院提出研制多种特殊润滑油的紧迫任务。
这些特殊用途的材料，不仅要求具有良好的黏温性、高温安定性、低温流动性，而且要耐高负荷、高真空、高转速、强氧化和强化学腐蚀介质等各种性能。石油科学研究院接受任务后，由副院长侯祥麟领导进行攻关研制。
在资料贫乏，技术力量薄弱，仪器、设备短缺，以及由于国家3年自然灾害科研人员都吃不饱饭的情况下，他们组织和带领科研人员，平地起家，组建研究室和课题组，建设实验室和厂房，查寻资料，解剖样品，探索技术路线，在身体受到化学物质伤害，并随时有中毒和爆炸危险的情况下，他们反复进行研究试验，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2至1965年间先后研制出了氟油、硅油、酯类油等一系列高精尖特种润滑油品，满足了中国航空、航天、核工业发展的特殊需要。
由于圆满地完成战略武器及运载火箭所需专用油脂的任务，石油科学研究院在1987年6月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
更令人欣慰的是，当年石科院为研制特种润滑油脂而成立的“621”厂，即现在的中国石化“长城”润滑油分公司，继续发挥侯祥麟等老一辈润滑油技术专家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他们研制的润滑油新产品已经用在了遨游太空的神舟五号飞船上，为共和国的航天事业再立新功。
在中国的石油化工领域，提起炼油科学技术，不能不说到“五朵金花”；提起“五朵金花”，不能不说到侯祥麟。
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际政治风云变幻，国民经济举步维艰。大庆油田开发后，虽然原油产量突飞猛进，但我国当时的炼油技术落后，相当于国际二三十年代水平，如果不迅速开发炼油新工艺，我国炼油工业将无法适应国民经济的建设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
1962年10月，石油部在北京香山召开炼油科研工作会议。这次会上确定了石油部要集中各方面的技术力量，独立自主地开发炼油新工艺、新技术，主要是：流化催化裂化、催化重整、延迟焦化、尿素脱蜡，以及有关的催化剂和添加剂等5个方面的工艺技术。
说来也巧，当时大家刚看完电影《五朵金花》，那部影片讲述的是五位聪明美丽的白族姑娘，名字都叫“金花”，很受人们喜爱。于是大家把要开发的这五项炼油工业新技术，形象地称为“五朵金花”。从此“五朵金花”在我国炼油行业叫响了。
后来“金花”逐渐延伸，成为石油化工业内重大新技术的一个代名词。
“五朵金花”是关乎国民经济生产建设的重大科研项目，受到上上下下高度关注。“五朵金花”项目研究开发工作，大多在石油科学研究院进行。
时任石油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的侯祥麟，把主要精力放在“五朵金花”的研究开发上。大到科研方向、试验方案的制订，小到试验的每个环节，他都亲自抓，亲自过问。
“五朵金花”之一的催化重整技术，在石化工业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由于这项技术需要金属铂，就是现在用来制作高档首饰的“白金”。铂比金子还贵重，中国又不产铂，全靠进口。具有科学预见的侯院长从工艺实际要求出发，支持用铂作为催化剂配方材料，使我国催化重整技术获得突破性发展。
在培育“五朵金花”的日子里，侯院长在研究院、实验室、炼油厂之间奔波着，千方百计、争分夺秒，希望这些炼油新技术早点开花结果。功夫不负有心人：“五朵金花”炼油新技术先后开发成功，并实现了工业化，曾被称为“小茶壶式”的落后的炼油技术，实现了重大跨越，很快接近了当时的世界水平，炼油能力快速提升，是解放初期的100多倍，石油产品品种达到400多种，汽油、煤油、柴油、润滑油等4大类产品自给率逐步达到100％。
1963年12月3日，周恩来总理在二届人大四次会议上，庄严地向全世界宣布：中国人民使用“洋油”的时代，即将一去不复返了。全国一片欢呼。此时，侯祥麟百感交集。这是作为一个石油石化人多少年来最大的心愿了。
从1863年我国第一次进口煤油，到1963年油品基本自给，整整经历了一百年。在这一百年中，中国人民受尽了帝国主义欺凌的屈辱。在这一百年中，我国的石油工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解放以后，以王铁人为代表的百万石油工人以“人拉肩抗”的精神，艰苦奋斗开发出大庆油田，将中国贫油的帽子彻底扔进了太平洋；如今，“五朵金花”的开发，使中国“无炼油工业”的历史彻底终结。
中国人真正扬眉吐气了。
至今，侯祥麟回忆起当年，还是感慨万千：“我们为了冲破外国封锁，发展我国自己的炼油技术，甘愿献出一切，这是为了祖国的振兴，为了使我国不受外国欺凌，这是爱国主义，不是排外主义。
科学应为全人类造福，科技的发展很需要国际间的交流，但首先要有自己的科学成果，才有基础去交流，科技工作者是有祖国的，只有祖国的强盛，才有基础为人类谋幸福。”
“五朵金花”后来被列为国家级成果，并于1978年获得全国科学大会奖。
“五朵金花”发展到今天，有4朵依然还是炼油工业的核心技术。“五朵金花”是在当时石油部统一组织领导下，科研、设计、企业共同攻关会战的结果，至今，这种开发重大技术的模式，在推动中国石化工业技术进步中，仍然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亲历中国石油工业半个多世纪发展过程的侯祥麟深知，我国石化科技几十年走过了一条由跟踪、模仿，到创新与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随着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推进科技进步是我国石化工业生存发展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探索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石化科技创新发展道路，侯祥麟孜孜以求、殚精竭虑。
侯老倡导：我们在炼油技术上要始终坚持走自己的路，大胆创新，以自己开发的技术为主，发展炼油工业。最令侯祥麟欣慰和振奋的是：继60年代的“五朵金花”后，80年代，侯祥麟和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专家们，针对我国石化行业比较落后的情况，提出要加大技术创新力度。
于是，中国石化总公司每年组织科技十条龙攻关，其中，有四项突出的技术创新成果：催化裂解、常压重油催化裂化、缓和加氢裂化、乙烯裂解炉，被时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总经理的盛华仁誉为80年代新的“四朵金花”。
侯祥麟对80年代新的“四朵金花”都倾注了大量心血，积极支持指导，最终都开发成功，四项成果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其中，侯祥麟提出并亲自为之命名的“催化裂解”技术，研究成果引起国际石油化工界的重视，一些专家们预言：催化裂解技术将为世界石化工业开辟一条新路。
这项技术在中国、美国、欧洲和日本等国申请获准多项专利，并获得中国专利创造发明金奖、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后来，这项中国独创的工艺技术还出口到泰国，成为我国第一套出口到国外的炼油成套技术。
在“文化大革命”那个黑白颠倒的年代，和当时的许多科学家一样，侯祥麟也曾经身陷囹圄，1976年“四人帮”被粉碎，侯祥麟的命运，同国家的命运一样，发生了重大转折和深刻的变化。
1978年，66岁的他被任命为石油工业部副部长，老骥伏枥，他深感党和人民对自己的信任。 1979年中国石油学会成立，侯祥麟任理事长。此时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不久又召开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
中国的石化工业和科学技术事业面临新的发展机遇。
1978年底，中国原油产量首次突破1亿吨，达到10405万吨，但此后的几年则增长缓慢或徘徊不前，而国民经济对石油的需求却日趋强烈，同时在石油加工和利用中还存在着很多不合理状况。
“如何用好1亿吨原油”，一直是中国高层领导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密切关注的课题。
侯祥麟等石油石化有识之士敏锐地看到：当时石油化工行业的体制制约了石油工业的发展，这种格局不打破，石油化工就不能有大的发展。
1981年上半年，为贯彻中央改革方针，上海高桥地区的一些跨行业企业酝酿实行联合经营。国家有关部委进行调查研究和筹备工作。石油部由侯祥麟带领人员到上海炼油厂等企业做调查研究，并向国务院反映了意见。
1981年9月，国务院批准将原来分属于石油、化工、纺织、电力和地方的8家企业联合，组成上海高桥石化公司。
在推进上海高桥地区石化企业联合的同时，国务院开始考虑全国范围内的炼油与石油化工的综合利用问题。
1981年9月，国务院决定成立石油炼制、石油化工、化纤综合利用规划小组，由国务院副总理康世恩兼任组长。作为规划小组成员，侯祥麟按照国务院要求带领调查组到上海石化总厂、南京炼油厂、扬子石化公司、齐鲁石化总厂等企业进行调查研究，了解有关情况。
规划小组汇总、研究了这些情况，并受高桥石化企业联合的启发，提出将全国以油气为原料的炼油、石化、化纤、化肥等企业，实行集中领导，统等规划、统一管理、联合经营，即对全国石化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革。1983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重大决策，决定成立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
1983年7月7日，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正式成立。侯祥麟兼任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
为了从更深层次考虑研究解决石油加工和利用中的许多问题。1983年，侯祥麟以中国石油学会理事长的名义，组织石油化工方面的专家，研究如何用好我国每年生产的一亿吨原油，并在中国科协的委托下，主持了100多人参加的论证会，向国家有关部门提出《关于合理利用一亿吨石油的若干建议》。
这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科学技术一等奖。其对于中央发展石油、石化工业和能源事业的决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依据。
1978年，侯祥麟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政协常委。
此后他连续担任三届政协常委。在政协常委这个岗位上的15年中，侯祥麟亲身参与了国家一些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调查研究工作。他以战略科学家的高瞻远瞩参政议政。如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急于更新设备，进行技术改造，不惜重金纷纷引进国外的技术设备，但由于消化吸收不够，盲目、重复引进现象严重。
看到这种情况，侯老心急如焚。他与科学技术组的同志一道，于1986年写出了《关于技术引进问题的几点意见和建议》的报告，就技术引进方面产生的重大影响和主要问题提出了意见和建议。
随着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承载了越来越重的资源、能源压力。
2005年2月27日，春寒料峭，30多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围绕着建设节约型社会进行了整整一天的讨论。这次座谈会源于我国著名石油化工专家侯祥麟院士今年春节前向工程院提交的一份名为《节约型社会初步探讨》的建议书。
基于对我国树立科学发展观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认识，侯祥麟建议中国工程院讨论建设节约型社会的问题，并在全社会大力提倡节约。会后，侯祥麟和33名中国工程院院士在媒体上撰文，大声疾呼：建设节约型社会刻不容缓！现在，他看到建立节约型社会受到国家重视感到无比欣慰。
其实，作为战略科学家，侯祥麟对节约能源问题一直非常关注。早在70年代末，针对中国炼油工业存在着能耗高、效率低的问题，时任石油工业部副部长的侯祥麟，就组织有关专业和企业技术负责人研究制定了《挖潜增效节能十项措施》，并在全国炼油行业实施，使每炼1吨油的综合能耗由101万千卡降到80万千卡，使我国炼油工业生产技术水平提高一大步。
在关注国内石油石化工业发展的同时，侯祥麟还始终放眼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石油，让中国石油走向世界”是他多年的夙愿。80年代以来，侯祥麟驰骋在世界石油的舞台上。1983年8月，侯祥麟作为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率领中国石油代表团出席了第11届世界石油大会。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第一次参加世界石油大会。此后两届世界石油大会，中国都由他率团参加。他为中国申办世界石油大会做了大量的准备工作。经过大家10多年的共同努力，排除了来自台湾等各种因素的干扰， 1994年在挪威举行的第14届大会上，侯祥麟代表中国国家委员会，庄严地接过了世界石油大会会旗。
1997年10月，第15届世界石油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对中国石油、石化工业的发展产生了积极影响，也极大提高了我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和威望。
作为中国科学院资深院士和第一届院士主席团成员，侯祥麟十分关心我国工程技术专家在国家建设中作用的发挥。
80年代初以来，根据我国工程技术队伍的不断壮大及国际交流活动的增加和时代发展需要，经过10多年的酝酿，侯祥麟和张光斗、王大珩、师昌绪、张维、罗沛霖等6位科学家联合向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在我国建立一个以工程技术专家为主的国家级学术机构的建议，并参加了成立该机构的发起和筹备工作。
1994年6月3日，中国工程院正式成立，侯祥麟当选为首批院士和院士主席团成员。
1982年，侯祥麟退居二线，却开始了他人生中另一个“黄金时代”。
侯祥麟不再担任石油部副部长职务，但仍任石油部技术委员会主任，后又改任副主任。
1983年7月侯祥麟兼任中国石化总公司技术经济顾问委员会首席顾问，后又改为常务副主任。1996年后任中国石油天然气总公司和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高级顾问。他曾是全国政协第五、六、七届常务委员、中国科学院第一届学部主席团成员、国家科委发明评选委员会副主任和化学化工评选组组长、全国发明展览会评委会主任、中国自然科学基金会第一、二届委员、中国石油学会第一、二届理事长（第三届后任名誉理事长）、世界石油大会中国国家委员会主席。
1994年6月，侯祥麟当选为中国工程院第一届院士主席团成员。对于这诸多职务，侯祥麟总是不推不拒，认真努力地去多做工作，做好工作。他说：“年轻时的动力来自爱国救国，想走科学救国的路。后来信仰马克思主义，追求一个理想的社会。
当然距离目标还很远，但要从点点滴滴的事情做起。虽然年龄大了，还要尽力而为。”
2003年，侯祥麟已经91岁高龄了。5月25日一早，国务院总理温家宝来到两院院士侯祥麟家里，给老科学家带来党中央、国务院的亲切关怀和慰问。
在侯祥麟家陈设简朴的客厅里，温家宝与侯祥麟一起坐在沙发上，促膝谈心。温总理说，“国家将要启动‘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侯老在科技界德高望重，具有公认的权威影响，我十分希望侯老能够参加这一工作，但是考虑到您已逾九十高龄，我又于心不忍。
”
总理的话让侯老深为感动，那时的他，因为身体原因，已经很少参加活动了。“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咨询项目，将成为我国“十一五”发展计划和我国实现小康社会发展决策的一项重要依据。关乎中国油气资源的未来发展，侯老欣然接受了总理的嘱托，并于次日出席了温总理召集的国务院办公会议，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在北京正式启动。
历史惊人地相似，早在1957年，45岁的侯祥麟参加了周总理亲自主持的国务院《1956年~1967年国家科技发展规划》的制订工作。那是新中国科技事业奠基性的工程。作为规划中的石油项目完成者之一，他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的亲切接见。
此后的几十年里，侯祥麟领导完成了一系列重大炼油技术课题，成为我国炼油工业科学技术的奠基人，为推动我国炼油工业技术水平进入世界先进行列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2003年5月接受任务之后一年多的时间，侯祥麟把大部分精力投入到总理交给的任务。
侯祥麟以强烈的责任感、使命感和严谨的治学态度组织协调研究工作，历经一年多的调查研究，他和他的助手们科学地分析了我国和世界油气资源的现状及供需发展趋势，提出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指导原则、战略措施和政策建议。
2004年6月25日，温家宝总理在中南海召集国务院办公会议，听取中国工程院主持的“中国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的汇报，侯祥麟准时出席了会议，并做了重点发言。作为课题主要负责人，侯祥麟从前瞻性、战略性的高度，实事求是地分析了我国油气可持续发展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受到了温总理和与会者的赞扬。
然而，人们没有想到，就在同一天下午，与侯祥麟共同工作、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老伴李秀珍女士不幸与世长辞。侯老以国家利益为重，他的坚强和崇高的品质，让每个人为之动容。
侯祥麟在最近接受记者采访时说：“现在我最关心的还是石油。
”他现在正继续可持续发展油气资源战略研究第二部分的工作。前段时间（2003年5月至2004年6月）课题研究的是第一部分，即2020年前我国的油气资源战略。在侯老看来，我国的油气资源供应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2020年到2050年之间，要尽早考虑到2050年该怎么办，于是启动了后续项目，研究2050年的油气供需和石油替代问题。
一位九十多岁高龄的老人，能在短时间内从失去至亲的巨大悲痛中走出来，思考国家几十年后的事，赤诚之心，日月可鉴。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