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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之差异
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表层特征区分：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 二者的这种技术与操作层面特征区分来源于它们在管理价值观上的不同。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出于这种差异，现代管理思想已经出现了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路线的分歧。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其管理哲学都有着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一、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特征分化
(一)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全部
试论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之差异
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有着明显的表层特征区分：西方管理哲学是一种理性化的，操作化的，明确的，定量化科学式管理，而中国管理哲学则是一种整体性的，模糊性的，不确定和非优化的混沌式管理。
二者的这种技术与操作层面特征区分来源于它们在管理价值观上的不同。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这种差异反映了二者各自不同的历史环境和文化背景，也决定了其不同的历史作用。出于这种差异，现代管理思想已经出现了人文管理和科学管理两种路线的分歧。
历史和现实都已证明：中国和西方的传统文化和其管理哲学都有着其各自的长处和短处。
一、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特征分化
(一)侧重于方法意识和技术层面的西方管理
纵览整个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史，可看出其主要特征是操作化和理性化。
操作化准则和理性化的思考开拓了新的管理领域，扩大了人类管理的境界，甚至改变了人类管理的世界。操作化准则是和方法意识是密切相关的，它导致了对方法意识的寻求和在管理技术层面的拓展。因此，在西方管理哲学思想中方法意识非常强。
在西方早期管理哲学思想中，从西方管理学说渊源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和苏美尔人的管理文化到中世纪的管理思想，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笛卡尔、康德、黑格尔的管理理性思考和哲学倾向，都突出地表现出了对方法意识的追求。
在现代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中，从古典管理理论开始，便首先表现为方法意识上的突破。以泰罗为代表的科学管理理论学派的形成，首先便是以寻求方法开始的。经过泰罗等人的努力，科学管理方法成了规范化、定量化、最优化的方法。
事实上，自牛顿时代以来，西方社会的基础思想就包括了这些规范化、标准化、定量化、简单化和最优化。这些思想完全地渗透到社会行为的各个方面。这些思想毋庸细说，是与科学方法论同源的。从方法论角度来看，科学管理的崛起恰恰只是因为它在方法上进行了革命。
在行为科学理论时期，这种操作化准则和方法意识并未偏离，只是在此主流之外，西方开始重视人际关系在管理中的作用。这是同西方人本主义思潮兴起相适应的。在西方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时期，管理科学学派是这一时期代表。
管理科学比之科学管理，在科学与技术的严格决定论上走得更远。它是试图以严密的科学定量方法去处理问题，是一种完全的方法决定论。其基本方法则是技术主义的。可以说，管理科学发展了科学管理方法论意识和操作化倾向。
因此，在现代西方管理理论丛林时期，所不同于前代的只是管理方法论的多元化，其真正路线还是管理方法论意义上的标准化、规范化、数量化的分析的，确定的，超越在管理者的被管理者之上的科学管理路线。这条路线也是西方管理思想的本质特征。
(二)混沌化的中国古代传统管理哲学思想
相对于西方管理而言，中国古代传统管理哲学思想并非是原始的，也并非是等同于西方近代和科学管理发展之前的状态。中国传统管理是一种极有特色的，完全有别于西方管理的管理哲学和管理方式。
它在中国实行了两千多年而历久不衰，并成为一种文化积淀。应该说，中国传统管理是有其原始的一面，但同时它也存在着一整套的管理理论、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在个人心理、人际关系、组织系统和管理文化等许多方面，都有着极其深刻的论述和实例。
不能简单地以原始和粗糙论之。但是中西方管理有着明显区别：西方管理重操作，发展为近现代西方精确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的科学管理；中国古代传统管理并不重微观管理，而是将微观管理同宏观管理混同起来。中国传统"宏观管理"并不区分社会管理、行政管理、经济管理、文化管理，在管理思想和管理方法上也并无显著的区别。
中国传统管理作为中国传统管理哲学、管理方法论和管理模式，是整体论的宇宙观、方法论和管理上的人文伦理本位主义哲学相结合的产物。它和西方主要管理路线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建立在一种不断发展着的规范化、确定性和科学性方法的基础之上的，而中国传统管理则要求的是：有限规范、模糊界限、整体性和人文、人伦的方法。
在同西方管理哲学思想比较来讲，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明显地具有以下特征：
(1)文化伦理本位主义：纵观整个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史，从儒家、道家、兵家、法家，甚至到阴阳家等的管理思想，虽各流各派内容、形式不同，都有着其自身的一套管理思想，但它们整体上看却体现出了中国传统管理的一个最基本的特征，即文化伦理本位主义思想。
中国传统的管理哲学以人为核心。以儒家为例：孔子主要思想之一是“仁”。“仁”尤其是其伦理思想的主体，孔子认为“仁者，人也”；同样说法为“仁者爱人”。因此，中国传统的文化伦理结构是以人伦为主的结构，这种文化伦理结构是从属于人文主义的。
所以文化伦理主义所涉的管理活动，基本前提假设是伦理本位原则。文化伦理主义所隐含的管理结构，可以用春秋时“义以生利”，“重义轻利”来概括。这是与西方管理思想完全不同的一种管理结构和管理观念。在文化伦理主义的伦理关系中，人际关系是主要关系，在中国传统管理中所体现出的即是人际关系。
人际协调在管理中发挥着主要作用，人际规范取代了明确的法律规范。不同于西方管理思想中的方法意识，操作准则和技术主义倾向的是：中国传统管理将具体的管理操作方法是放在文化伦理支配下的管理原则之下的。
并且，技术主义在整个中国传统管理思想史中从未占据主导地位。但作为管理哲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方法论特征也体现在许多具体方面，有着自己独特的具体方法和手段。
(2) 道德教化和道德示范。
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突出表现为一种道德伦理性质的文化，以及体现在管理中的文化伦理本位主义思想，使得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首要管理方法即为道德教化和道德示范。通过道德教化，提高其道德修养。而道德示范则是通过"修己"，而达到使被管理者受到无形影响、自然实现管理目标，即"无为而治"。
应当说，道德示范方法在古代是具有相当大效果的。它不仅影响的是被管理者，而且也对管理者产生制约作用。
(3) 混沌管理。在这里，"混沌管理"是一种借用说法。意于指一个人格化的自然状态，表现纯朴自然，混沌意指混乱、模糊、整体化，但又包含从混乱中再生秩序，在进化中重现混乱的多重含义。
实际上讲，混沌是体现了界限的模糊和清晰的对立，发展进化的不确定性。本质上讲，"混沌管理"是适合于复杂人假定和复杂管理的方法论。混沌管理的概念是针对西方科学管理提出的。西方科学管理是一种清晰化确定性的管理。
而混沌管理则正好与之相反。定义中国传统管理为一种混沌管理，基于以下三方面方法论特征：
① 管理的非规范化。中国传统社会中，现代化大生产的规范化分工操作是没有必要的。中国传统社会的职业分工主要是士、农 、工商，而以农为主。
并且农业也是压倒一切的主要产业。同时，农业也几乎是完全的手工生产方式，只使用了非常简单地农业器械。农业生产的规范也极小，生产方式和个体农民的生产方式没有根本的区别。在这种情况下，规范化要求不仅不必要，而且还会对生产起破坏作用。
这种非规范化的方法无论在宏观，还是在微观上都是符合中国传统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宏观上的管理调控，但这种宏观调控实际上随着封建制度的巩固而逐步削弱的。统一的计划式的规范管理则在宏观上从未实现过。
② 管理的非优化。与非规范化相适应，中国的方法论意义上的混沌管理的另一特征是并不追求最优化和最高效率。这是由稳定的古代管理价值观所决定的。中国封建社会为求稳定，反对对知识的追求和对技术的改进，而这恰是最优化和效率提高的基础。
这也造成了中国科技发达早却长期基本上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孔子主张："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即是该管理思想的极好写照。稳定的管理价值观不追求管理方法的最优化和管理效率的提高。
③ 非确定性和数量观念的缺乏。
确定性即决定论的因果关系是西方管理所存在的基础之一。管理方法是作为原因与管理的效率作为结果是一种因果确定关系。但是在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中，混沌管理的方法论讲求"无为而治"，是文化伦理本位主义，不讲究具体结果，而只是使管理的过程在没有确定的效果的情况下任其自然发生，不加以干涉。
是一种"自然主义"管理。这种不确定性又直接导致了中国传统管理中数量观念的淡薄。而在西方近现代科学性管理中，其方法论的一个不可或缺部分便是数量管理和数量控制,但在中国古代传统管理中严重缺乏数量观念。
(三)发展与稳定，对东西方管理文化的一种理解
中西管理思想的根本差异在于二者管理价值观差别。 所谓管理价值观，是对管理价值的不同看法，主要是对管理目的的认识，同时也内在地包含了对管理方法的基本取向的认识。
中西方管理价值观的区别即是：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以来，西方管理的基本价值观是以发展为主题，是关于发展和要求发展的价值观，而中国传统的管理价值观则是以稳定为基调的，是关于稳定和要求稳定的价值观。
这两种管理价值观的不同是起源于中西两种管理哲学乃至中西文化的根本差异。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存在着相当浓厚的整体思想。以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儒家文化来讲，它强调"天人合一"，注重的是人与自然的联系与和谐。
这种"天人合一"论哲学，是肯定世界和以宇宙为中心的；但另一面，从总体上讲，它是一个顺应世界的伦理体系。这种宇宙中心的取向也使得世俗社会中"二元"意识缺乏张力，进而造成了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只重认识世界而不去追求创造、改变世界，管理价值观上也追求稳定。
而西方则是一种系统分析论哲学。是把作为整体的系统各部分分开来加以研究，并以要素组合来表现系统功能。在这种哲学指导下的价值观，尤其是管理价值观则会追求发展。把发展作为价值观。当时管理还相当落后，并且一般还缺乏科学的依据。
因此，当时科技的成就和生产力发展的可能还远未能被充分利用。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就必须在管理方面有大的改变和突破，所以才有了科学管理运动的产生。在后来，行为科学学派到现代管理理论丛林时期，从科学管理到管理科学，都是在追求发展的根本目的下，充分利用科技成就，将其运用于管理之中，使得近代西方社会取得了巨大的物质文明成果。
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管理实践中，一直是以稳定为其基调的。在中国当代，宏观管理即是"治国平天下"，微观管理即是"齐家"，而无论是"治"还是"平、齐"，都带有非常明显的寻求稳定的含义。
管理价值观的稳定含义则会要求管理方法，手段与之相适应。同样地，出于稳定的价值观追求，中国传统管理反对技术使得中国传统管理在方法、手段上呈现出了模糊性，整体性，不确定性，不规范性和非优化的混沌特征。
二、正确认识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
从方法论意义上，如果将西方标准化、操作化、明确化的管理定义为科学管理的话，那么与之相对的以伦理本位性、模糊性、完整性为其特征的中国传统管理则为人文管理。
无论科学管理，还是人文管理都在其各自管理目标下实现了其存在的价值。合理的思维方式和管理方式应该是科学与人文的结合。
中国传统管理哲学思想作为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应对其采取平和的心态，不盲目抛弃，也不盲目弘扬，而只将其作为一种可供开发的资源，从中开发出与现实世界相适应的成果来。
这是我们对待传统管理文化的最合理的态度。
西方管理哲学思想是建立在近代科学技术的巨大发展之上的，是自然科学向管理科学的渗透和移植。西方近代管理实践也已证明了这种以科学与技术支撑的管理思想造成了人类物质文明在近代几个世纪以过去难以想象的速度发展，证明了这种规范化、标准化倾向的管理思想是与发展的社会相适应的一种发展的管理。
这种科学式管理仍在现代发展的社会中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已出现了危机。从其科学基础上讲，是现代科技有了巨大发展，尤其是以混沌学的诞生为标志，表明科学观念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从简单的决定论思维向复杂性思维发展。
科学思维的这种发展趋势可认为是"从确定性到不确定性"，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讲在朝着模糊的，不确定性的，界限不明确的混沌迈进了一步。这使得西方的科学管理的规范性，最优化和确定性准则面临着根本性的挑战和危机。
西方科学管理的危机不只表现在科技进步所引发的方法论基础的动摇上，而且还表现在其方法论特征的本质缺陷上。西方科学式管理偏重于方法意义上的发展和突破，以及侧重于操作化准则的取向，必然地造成了以"人"为中心的管理精神体系的缺乏。
而这种人文主义的缺乏是违背当今整个人类社会管理中所共有的人本主义理念的，这也正是西方管理本质缺陷之所在。
三、中西管理哲学思想的融合趋势
现代管理价值观的融合：发展与稳定作为一种人类社会进程的两个因素，是符合否定之否定的辩证规律的。
因此，在当今世界，发展和稳定已成为人类社会新发展的共同价值目标。在当今世界出现的一股试图融合东、西方文化的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发展的稳定的关系的理性思索和重新定位。
中西管理哲学思想在管理价值观和管理哲学及其由此所决定的管理方法论和手段上都有着明显的差异。
这种差异源于文化背景和历史发展之不同。从管理思想史的一般意义思考：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的走向恰恰相反，西方管理思想的问题是如何在管理操作过程中配置伦理价值观念和人际(人伦)关系；而中国当代管理思想的问题则是如何在伦理价值上建立操作行为体系，如何认清操作行为的重要性。
这又是相反相成的，体现了走向人类"全球管理"思想的互动。在世界意义上考察，中国古代管理思想，从19世纪起受到了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但是在20世纪和21世纪，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经过具有理性分析的操作行为的西方管理思想的冲击和洗礼后，再回到本身的起点，会反过来去对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造成冲击。
中西方管理哲学思想将会汇合与互补，形成一种全新的科学的管理体系，这是一个必然趋势，这个趋势一方面在西方管理哲学思想遭受危机，寻找出路的情况下显露出来，另一方面也来源于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思想所独具的深厚智慧和管理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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