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丑元宵节节00-0】自由体诗 【大盆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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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的产生 每一个历史时期，在文学史上都有不同的反映，正如“唐诗”“宋词”一样，章回体小说最能反映明清的时代特征。元初刊行的小说，经过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和罗贯中、明代中叶的吴承恩等人之手，将一个个的故事集大成而加以详细叙述，用丰富多彩的文章整理成长篇小说的体裁。 这些长篇小说，因为分成章或回，所以称为章回小说。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它们被誉为明清四大奇书。下面我们就对这几部书做一简单的介绍。 《三国演义》，120回，作者据说是罗贯中。按照通俗小说的常情，对于民众寄予深切同情的刘备当然是好人，而敌对阵营的曹操则是坏人。支持这一...全部

  章回小说的产生 每一个历史时期，在文学史上都有不同的反映，正如“唐诗”“宋词”一样，章回体小说最能反映明清的时代特征。元初刊行的小说，经过元末明初人施耐庵和罗贯中、明代中叶的吴承恩等人之手，将一个个的故事集大成而加以详细叙述，用丰富多彩的文章整理成长篇小说的体裁。
   这些长篇小说，因为分成章或回，所以称为章回小说。 在明清章回小说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它们被誉为明清四大奇书。下面我们就对这几部书做一简单的介绍。
   《三国演义》，120回，作者据说是罗贯中。按照通俗小说的常情，对于民众寄予深切同情的刘备当然是好人，而敌对阵营的曹操则是坏人。支持这一观念的思想，有南宋朱熹以蜀为正统的《通鉴纲目》。《演义》中借诸葛亮之口，强调了蜀的正统性，这个正统论代替民众的立场说了话。
  但讲史本身是不能歪曲历史事实的，《演义》在为蜀汉灭亡而唱挽歌这方面，也痛感命运的无情，这使得同情更为加重。《平话》中张飞在长坂桥上大喝一声：“燕人张翼德在此！”桥就断了，这一类极端的夸张形象在《演义》中没有了，而是尽量忠实于史实地发展情节，于是视线自然集中在刘备、关羽、张飞三兄弟身上。
  在结拜兄弟这一点上诸葛亮除外。这三个人三种表现方式的深情厚谊，和孔明的智谋形成四极，占据了三国时代的空间。其相反一极的位置上站的是曹操。这一结构，也可以看作是包容了很少受史实制约的其他小说以后形成的张力的表现吧！ 口语文学特有的有趣之点，尤其见于人物与会话的关系。
  刘备要三顾茅庐拜访孔明时，关羽劝阻说：“兄长两次亲往拜谒，其礼太过矣！”刘备则说：“不然，况吾见大贤耶。”这时，张飞插入阻挠说：“哥哥差矣，量此村夫，何足为大贤！”看了这些话，就可以知道，武将的言语用文言表达就是如此，但张飞用的则是口语。
  这三个人的关系与《史记》鸿门宴中刘邦、张良与樊哙的关系相对应，会话的文体也相类似。张飞是卖酒和猪肉的，而樊哙则是屠夫，对应相同。《史记》虽说是文言体，但与《汉书》以后的正史比较，在根据不同的身份和出身灵活地运用不同文体这一方面是没有前例的，非常具有小说性。
   《水浒传》，120回。作者是施耐庵。北宋宣和年间，宋江等人以梁山伯为据点对抗官军这一史实，在正史中也能找到。在作品中出现的他们，分别按其不同的阶层出身，对照地描写了两种倾向：即他们可分为两个集团，一个集团是在作品中居于领导地位的下级武官出身的宋江与地主出身的晁盖等人。
  在太平盛世，这些人可能会过着安定的生活。另一集团由阮氏三兄弟、李逵、鲁智深等人组成。他们或是独身的打渔人，或是难以生存下去的人，不管在什么朝代，他们总是抱有不满情绪。 前者可以看作是在现存体制下偶然被天子近侧奸臣的苛政逼上了梁山的，他们经常想直接结识天子，改革现行体制内的各种弊端。
  后者站在宋代官僚制度确立之前民众所持的立场上，感到现存体制不合理。李逵等人理直气壮地说：“宋江哥哥便做了皇帝……却不好？”这一思想，似与殷纣王无道，就应当肯定周武王的“讨伐”，以及项羽说的：“彼可取而代之”同出一辙，都是肯定反抗的权力。
  这两者在本质上不同的方面，表现在“忠义”和“替天行道”这两个口号，它们奇妙地结合，是由于在平民的感觉中，最可信赖的结义兄弟这一种关系，能消除这一矛盾。 在下层官僚的暴政下挣扎的民众中，那些自信有才干的人成了落草的盗贼。
  当武装的地主形成了一种潜在的势力时，各地出现了类似于梁山伯的武装。如果“替天行道”是反抗意识的表现，那么应肯定这些武装组织的存在。但是，就连高举“替天行道”旗帜与官兵斗争的梁山伯集团也不喜欢他们的存在而加以讨伐。
  特别是期待招安的梁山伯领导集团，因他们毫无“忠义”之志而认为讨伐他们是正当的。这样做看来并不矛盾。诚然，李逵那种一时性起杀人的天真，对只要危害不涉及自己的听众与读者来说是痛快的，但这也只允许好人可以这样做。
  对于其他集团，则遵循“忠义”而不承认其抵抗权利，就同阿Q的精神胜利法完全一样了。然而，巧妙地使用这两个方面，也正是长期忍受高压政策的民众的智慧的表现。 一旦接受“招安”归顺，他们就成了天子的忠实军队，不再坚持清君侧的斗争锋芒了。
  这样，这部作品就迅速失去了光辉，无论是清君侧除奸也好，用兵打仗也好，其尺度都不及《三国演义》。结果因为是盗贼集团，从政权体制角度考虑，没有了利用价值就势必迅速消灭，因此，故事的结局是急遽的。特别是忠义的最高德行表现者宋江的死亡，消除了对于李逵等人思想倾向的束缚。
  要是保留故事“讨伐”方向发展的可能性，故事是还能继续下去的。让好汉们一下子几乎统统死去，也是这种闭塞状态的时代性的反映。 《西游记》，100回，作者吴承恩，隆庆四年（1570）前后完成。
   初唐的高僧玄奘，因佛经的解说有许多疑义，师说也不一致，所以犯国禁（当时禁止往西域旅行）前往印度，经过长达16个年头的旅行和修行后才回国，其见闻纪叫做《大唐西域记》。另外，这件事情由其弟子慧立写了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
   这些都是实录。对于他经历的艰难的历程，通过种种想象加以孕育发展最后固定成《西游记》。 到一个未知的国度去冒险旅行，是一个刺激人们空想的绝好题材。到天竺（印度）去，恐怕必须有到天涯海角永不回头的魄力和足以冲破一切艰难险阻的实力。
  在这个程度上来观察，他们活动的空间比起《水浒传》和《三国演义》要广得多。而在旅途上等待着他们的则是难以预知的危险。为了实现取回真经这一目的，三藏当然是完全有经受得起的能耐。但让陪同他上路的孙悟空、猪八戒、沙悟净一起分担这些苦难，就能使他们与阻挠前程的各种妖魔的斗争立体化了。
  主角三藏、配角悟空、丑角八戒、起辅助作用的角色沙悟净，各个角色的作用都十分明了。正因为如此，情节就简单化了。兴趣的焦点集中在他们与敌对者的法术较量上。81难（他们一行其实遇到77难）各有各的奇趣异旨，但正如张道陵和杜子春之类的道士甘愿经受试验一样，终归于单纯的反复，没有由于经过一难而赋予人物新的性格的发展性。
  这表现了章回小说的一个共同缺点即必须以一回回读完的结构形式，使人物性格类型化。特别是《西游记》，为了凑81难之数，将一个旨趣分割开来写，使人有掺入水分之感。 关于这部作品的寓言性，有若干个解释。
  一种解释着眼于孙悟空靠三藏解除拘禁，成为他的忠实的从者这一点，从而可以看到受招安后的《水浒传》好汉们的形象。诚然，大闹天宫时的孙悟空，提出“皇帝轮流做，来年到我家”，期待着让位的情况，和李逵的皇帝观没有什么两样。
  《水浒传》重点放在描写好汉们聚集梁山伯、结成集团以后，各个人物就此失去了光辉。但是《西游记》倒是将重点放在后半部的降妖上，少数具有对照性格的人物也很活跃，它和《水浒传》的人物互相补充的话，人物的形象就完整了。
  另一种解释持相反的论点，认为不应将悟空视为投降变节的农民的反叛英雄的形象。阻碍他们取经的妖怪，影射使人民遭受痛苦的官僚和土豪劣绅，悟空打倒他们前进，显示了人民的力量。由于妖怪与天上的神仙保持着某种联系，所以这种解释也能成立。
  这两种解释的一致点在于都看作是阶级斗争的反映，但在敌我方面是颠倒了。这部作品的有趣，与其说在于情节的展开，不如说在于法术的较量上。譬如，被二郎神追赶得无路可走的悟空化作一座庙宇，但不知将尾巴如何处置为好，就化为竖在庙宇后面的旗杆，由于这个缘故而被二郎神看破。
  再如悟空向如来大言不惭地说，他驾个筋头云到了天涯海角，看见那里有五根柱子，就在中间的那根柱子上留下了他的大名而归，后来才知道那五根柱子原来是如来的五个手指，上面还留着他顺便便溺时的气味。这种浅显的故事引人发笑。
  此外，还可以看作这部作品或许是借动物的形象对世俗进行无情的批判。 《金瓶梅》，100回，作者兰陵（山东省）笑笑生（与此笔名相应的人物不详）。它有两个系统的版本：《新刻金瓶梅词话》和清朝张竹坡评本《第一奇书金瓶梅》。
  题名取自西门庆身边一妻六妾中三个人潘金莲、李瓶儿、春梅名字中的各一个字。 关于该书的作成时期，推字为执笔于隆庆二年（1568）到万历三十四年（1606）。现在可以看到的最早版本是附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
  在这版本之前也有版刻，再早读到的是抄本。关于作者，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中说，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由于这句话，一时被人怀疑为王世贞，现在已被否定。也有人推测为李卓吾，根据也不很充足。从对话是山东方言来看，这二人的可能性很小。
  从曾有过《北调金瓶梅》及若为一人所作记叙上有矛盾等方面来看，也有认为它与《三国演义》等前三部书一样，是故事的集大成者。但是，也可举出证据说明是先有《金瓶梅》，然后才有说唱的。再将沈德符的说法考虑进去，这种集大成的说法也并非有充分的说服力。
  还是将这部作品看作是经由下层文人之手开始创作为好。 《词话》本根据《水浒传》第23回到27回的情节：武松杀死了毒杀哥哥武大郎的嫂子潘金莲及其情人西门庆和为他们牵线搭桥的王婆，为哥哥报了仇（武松因此判了流放，不久便上了梁山）。
  将这故事扩展到100回，主题也由原来的复仇转变为描写商人荒淫糜烂的生活。因此，看起来所写的时代是宋代，但实际上反映的是明代的生活。 主题分为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描写善于钻营的商人大发横财，依靠贿赂在腐败的官僚机构的基层地方政权上谋得了一官半职，满足了他那无孔不入的物质欲和权势欲，毫无罪恶感地穷凶极恶地迅速往上爬。
  
  从一个侧面，尖锐地讽刺了当时的世态。另一方面，通过家庭内欲望和嫉妒紊乱的女性的纠葛，特别是西门庆与女性的相处，女性之间阴冷的斗争以及细腻而大胆的性描写，讽刺了乱七八糟到了极点的家庭关系。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