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名状的故事背景
什么是“投名状”？它就是叫你在进入绿林之后，再也别想有回归之路的卖生契。它的解脱方式只有一个，那便是接受官方的招安。
林冲在梁山众好汉中命运是最悲惨的，鲁迅说对他除了同情之外，实在无话可说。 所谓英雄末路。忍字上面一把刀，到了不能再忍的时候，于是长枪出手，血染山神庙，然后踏着漫天风雪，上了梁山。
林冲被逼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对他又忌又嫌，这种心态是不得志的文人的通病。王伦上梁山有点莫名其妙，可能是考试不中，没脸回乡，怕老婆拿搓衣板抽他，因此只好上山落草。 王伦怕林冲来投山寨，引火烧身，所以要重金送他下山，让他另投别处。
林冲对王伦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全部
什么是“投名状”？它就是叫你在进入绿林之后，再也别想有回归之路的卖生契。它的解脱方式只有一个，那便是接受官方的招安。
林冲在梁山众好汉中命运是最悲惨的，鲁迅说对他除了同情之外，实在无话可说。
所谓英雄末路。忍字上面一把刀，到了不能再忍的时候，于是长枪出手，血染山神庙，然后踏着漫天风雪，上了梁山。
林冲被逼上梁山，白衣秀士王伦对他又忌又嫌，这种心态是不得志的文人的通病。王伦上梁山有点莫名其妙，可能是考试不中，没脸回乡，怕老婆拿搓衣板抽他，因此只好上山落草。
王伦怕林冲来投山寨，引火烧身，所以要重金送他下山，让他另投别处。
林冲对王伦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
”于是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称‘投名状’。”
杀个人也不容易。人倒楣的时候，想上吊还找不到绳子。
林冲等了三天，却等到了个杨志，斗了五十多合，不分胜负。惺惺惜惺惺，真令人潸然泪下。林冲在上梁山时，生命便已告结束。时势不能造英雄，反而害了英雄。
顺便说一下，三打祝家庄时，林冲生擒了扈三娘，本来他们俩应该是天生一对，但扈三娘却被宋江许配给跟他一样矮小的王英。
象禵平、周通、王英这样的好色之徒也恬居好汉之列，真让梁山蒙羞。我以为梁山上最漂亮的女人应该数小李广花荣的妹子，也就是秦明之妻。看看花荣就知道了。如果有人感兴趣，不妨编排部剧本“清风寨”，一定卖座。
这些是题外话。
在《水浒》中，义是对仁的反拨。上梁山的一百零九条（不屏晁盖于外）好汉中，除了神医安道全，铁面孔目裴宣，圣手书生萧让，紫髯伯皇甫端等手无缚鸡之力的寥寥数人之外，哪个人手中没有几条人命？施耐庵所处的元末年代，已经仁至义尽。
他的解剖刀，是以义为准则的。他的先生罗贯中的《三国》中，还塑造了个刘备，做为仁的偶像。仁字重如泰山，施耐庵想把它分解成忠义两字，结果失败了。仁是什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义是什么？原来我以为是杀身成仁。
但它不是。上梁山的好汉，本来很多都是可以杀身成仁的，但最后一个个都领了“投名状”。关羽之义，宋江之忠，都是悲剧的结局。义与仁其实是对立的，这是中国文化中最矛盾的部分。
而梁山众好汉之义，显然只是勾栏、瓦舍间的挺身而出的作为而已。
在商业化发达的时代，义代表的只是面子。它已经淡化了关羽所执认的义中藏仁的蕴含。关羽华容道义释曹操，那是仁义结合的最高境界，连一纸军令状在它面前都黯然失色。而那胡子长得跟关羽一样的美髯公朱仝放走晁盖，则纯粹只是为了一个义字。
因为他得到过晁盖的银两。
所以，义在《水浒》中，只是平民之间交往的一种游戏规则。“投名状”就是这种游戏的契约。你上了梁山，大家都绑在一起，互不出卖，大家都是同志。宋江很明白这一点，为了解除这个契约的压力，他于是选择了招安这条路。
他打出了“忠义”两字，做为绿林与庙堂的平衡系数。但是，“忠”只是为了寻找仁与义的归宿感而已。在江湖上，你要向庙堂递献“投名状”，居庙堂之高者，未必愿意接受。其中微妙之处，便在于朱贵说的“疑心”两字。
因此，在江湖上，只有罪恶才是信任的基础，没人会去理会善良的。打抱不平不过是想把自己粉饰得善良一点。你想把自己打扮成绿林义士，你便得先去行凶，获取一张“投名状”，即卖身契。可怜林冲，欲为盗而不得。
死在他手下的，没有一个冤枉之鬼。也可怜杨志，江湖上绕了一圈，最后跟林冲的把兄鲁智深也打了五十回合，不分胜负。所谓殊途同归。这不是缘份，而是在冥冥之中，你必须去领取那份“投名状”的。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一想起美丽温柔的张京娘，便不觉悲从中来。实际上，京娘才是林冲真正的“投名状”！这张“投名状”，使得多少大好男儿，欲哭无泪。
“投名状”一词，取自《水浒传》第十一回，当时被阴的走头无路的林冲去见朱贵，想在梁山安家落户，但王伦对他却不怎么信任——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
”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
”王伦道：“与你三日限。若三日内有投名状来，便容你入伙；若三日内没时，只得休怪。”
由此可见，“投名状”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它意味着怀疑，然后迫使一方必须用交换来抵消怀疑，而这种交换是建立在牺牲无辜者的生命权之上。
其实“投名状”本身就很荒谬和愚蠢——A想和C交朋友，而C却让A去灭掉与两人不相干的倒霉鬼B的性命，来证明两人的友谊地久天长，这个逻辑岂止是混乱，简直是混蛋。因此也可以说，“投名状”是强势个体之间一种野蛮的互信协定，文明并且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允许“投名状”的存在的（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梁山泊的黑社会性质）。
没人性的事不能干，如今想证明你对我有诚意，最常见的方法是你给我更多的银子，银子越多，你对我越有诚意。
“投名状”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执行“投名状”的一方相对处于弱势，借用上述A和C的例子，A之所以去执行“投名状”，是因为A想在C那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这种事说小了，叫寄人篱下；放大了到阶级层面，那就叫投诚或者招安。
与刺马有关
《投名状》的故事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中的“刺马”故事，其实这个案子本身用一句话便可以概括——马新贻，黄纵和张汶祥是三个拜把子兄弟，老大马新贻和老二黄纵的老婆勾搭到一起并且灭了黄纵，老三张汶祥看不下去了，于是决定灭掉老大。
由于法制相对不健全，古代类似的故事很多，假设当初潘金莲勾引武松成功，西门庆再以好邻居的身份插手，说不定也能成全一段小型的“刺马”。
清政府再无能，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把一个三角恋引发的惨案冠以时代称号，“刺马”的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一个是因为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场身份；另一个是因为这个案子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军事秘密——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攻陷天京后，收缴了洪秀全的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少，再加上当时湘军势力强大，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
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人们怀疑“刺马”案有幕后黑手是有充分理由的。湘军获胜后不久，他们顽劣的秉性便暴露出来， 明目张胆地对老百姓烧杀抢掠，尤其是在施行裁勇改兵制度后，几万湘军被裁掉，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又称“袍哥”，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传说中是“天地会”的分支），这样就扩大了黑势力，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任命以铁面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有为害百姓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居然一袭即中；当时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袭击事件
“投名状”一词，取自《水浒传》第十一回，当时被阴的走头无路的林冲去见朱贵，想在梁山安家落户，但王伦对他却不怎么信任——林冲道：“小人一身犯了死罪，因此来投入伙，何故相疑？”王伦道：“既然如此，你若真心入伙，把一个‘投名状’来。
”林冲便道：“小人颇识几字，乞纸笔来便写。”朱贵笑道：“教头你错了。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是教你下山去杀得一个人。将头献纳，他便无疑心，这个便谓之投名状。”林冲道：“这事也不难，林冲便下山去等，只怕没人过。
”王伦道：“与你三日限。若三日内有投名状来，便容你入伙；若三日内没时，只得休怪。”
由此可见，“投名状”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它意味着怀疑，然后迫使一方必须用交换来抵消怀疑，而这种交换是建立在牺牲无辜者的生命权之上。
其实“投名状”本身就很荒谬和愚蠢——A想和C交朋友，而C却让A去灭掉与两人不相干的倒霉鬼B的性命，来证明两人的友谊地久天长，这个逻辑岂止是混乱，简直是混蛋。因此也可以说，“投名状”是强势个体之间一种野蛮的互信协定，文明并且正常的社会环境中是不允许“投名状”的存在的（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梁山泊的黑社会性质）。
没人性的事不能干，如今想证明你对我有诚意，最常见的方法是你给我更多的银子，银子越多，你对我越有诚意。
“投名状”的另外一层意义在于，执行“投名状”的一方相对处于弱势，借用上述A和C的例子，A之所以去执行“投名状”，是因为A想在C那找个工作混口饭吃。
这种事说小了，叫寄人篱下；放大了到阶级层面，那就叫投诚或者招安。
与刺马有关
《投名状》的故事改编自清末四大奇案中的“刺马”故事，其实这个案子本身用一句话便可以概括——马新贻，黄纵和张汶祥是三个拜把子兄弟，老大马新贻和老二黄纵的老婆勾搭到一起并且灭了黄纵，老三张汶祥看不下去了，于是决定灭掉老大。
由于法制相对不健全，古代类似的故事很多，假设当初潘金莲勾引武松成功，西门庆再以好邻居的身份插手，说不定也能成全一段小型的“刺马”。
清政府再无能，也不可能随随便便把一个三角恋引发的惨案冠以时代称号，“刺马”的故事之所以被列入清末四大奇案，一个是因为马新贻作为两江总督的高级官场身份；另一个是因为这个案子背后隐藏的巨大政治军事秘密——曾国藩平定太平军攻陷天京后，收缴了洪秀全的全部金银，但所上缴朝廷的数额却非常少，再加上当时湘军势力强大，便有传言曾国藩有野心，于是慈僖太后先把曾国藩调离江宁，接着召见过马新贻，升其为两江总督，之后马便在其密旨的授权下开始了对湘军的财政调查。
就在马新贻即将把太平天国财富去向弄清楚的时候，“刺马”案突然发生。
人们怀疑“刺马”案有幕后黑手是有充分理由的。湘军获胜后不久，他们顽劣的秉性便暴露出来， 明目张胆地对老百姓烧杀抢掠，尤其是在施行裁勇改兵制度后，几万湘军被裁掉，这些人并不回乡务农，而是到处游荡，有些人参加了“哥老会”（又称“袍哥”，源于四川，是近代中国活跃于长江流域，声势和影响都很大的一个秘密结社组织，传说中是“天地会”的分支），这样就扩大了黑势力，成为社会的一大公害。
马新贻在惩治散兵游勇时非常严厉，任命以铁面著称的袁保庆为营务处总管，抓到有为害百姓行为的散兵游勇即就地正法，散兵游勇和黑势力对他恨之入骨；张汶详刺杀马新贻，在警卫森严的督署重地，居然一袭即中；当时正值乡试，安徽学政殷兆镛出试题，竟然寓其讥讽；湘军将领给张汶详立碑等等……所有这一切都说明刺马案是一场“有计划、有组织、有预谋”的政治袭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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