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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生论文《我看高考状元》怎么写?

急求一篇关于09年高考状元的一篇新闻评述或论文,字数400至600左右,程度为初中生的,马上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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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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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看高考状元 作者:朱晓剑      “这是希望的春天,这是绝望的冬天。”在高考和就业同样趋难的情况下,不免令人想起狄更斯的这句名言。至于说到对高考状元的炒作,每年伴随着高考尘埃落定、高考成绩揭晓,高考状元也便陆续出炉。
  而围绕高考状元的新闻追踪、经历回顾、个人访谈、折桂经验,网络、电视、出书等活动亦是层出不穷,与之相关的诸如“高考状元榜”、“状元榜中榜”、“状元最青睐的大学猜想”、“状元语录”、“状元书”、“状元宴”等“高考状元秀”更是甚嚣尘上,高考状元几乎成了全民参与之下“头等重要”的大事。
    尽管这看上去有些恶俗,也足以证明一些人的“高考状元情结”。      前段时间,成都的一家媒体则专门对过往的高考状元进行回访,我不知道这彰现的是对素质教育的反映,还是对应试教育的礼赞。
  其实,我们都清楚这一点,教育不是为了那个状元的,而是使一个人成为完善人格的人,也即做人的道理。  而功利化的结果就是把这看作一种“进阶”,那就适得其反了。这不是我贬损高考状元,也不是我没有成为高考状元就吃不到葡萄就说葡萄酸的缘故,委实是他们除了为应试而读死书之外,别的能力就乏善可陈了。
        恰好近日我在报上读到一条新闻:德国著名的洪堡大学每年都拒收不少“高考状元”,理由是对这些“好学生”的综合素质不满意。  洪堡大学招生院院长给申请者的信中写道:“在录取过程中,我们寻找的是各方面都优秀的学生,从而确保每年进入学校的都是充满活力的新生。
  ”反观我们对待高考状元的态度,正如旅美教育学专家黄全愈说的那样:“高考成了制约人才资源发展的瓶颈:瓶口外——高考选拔人才的方式引导着全国的中小学教育,连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也去‘残酷’地培养一流的考生;瓶口内——按照陈旧而落后的评价体系去扩大招生、培养学生,反而培养出更多‘高质量的考生’,而不是‘高素质的学生’。
    ”这样的学生是以培养人才为根本的学校所不需要的。      这更让我想起了当年我所在的班级的若干个高考状元的事,他们学习当然很用功到我这样懒散的人都恨不得立马头悬梁锥刺骨的跟倒去学习,可是,我渐渐地发现除了考试比我们分数高之外,别的尚值得说一说的事很少了。
  当我们去外面接触社会时,他们依然勤奋地读书,后来,我们这些人都工作了,他们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地方。        当然,这不过是个案。但若将对高考状元的炒作披上“高考神圣”的外衣,与盲目的“状元情结”嫁接,而高考状元不知自醒、自重,也不懂得自警、自励,非但会造成价值上的错乱、偏离,扭曲现代青年学子的价值观、人生观,也不利于后来者的求知向上、追求进步,实质上则是在强化应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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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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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考状元对我国社会各个方面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这是中国“科举时代”对中举者的赞赏。“高考”作为一项国家考试制度,是对考生在“中学阶段”所学基础知识的理解与运用能力的综合考察与检验。
  “高考状元”作为各省市高考第一名和高考成绩的最高分得主,在中学阶段对已有知识的领悟与运用方面领先其他人,学习已有知识的方法比别人先进有效,是在高考过程中的成功者,是现行高考人才选拔竞争中的获胜者。
      “高考状元”的出现是一个学生的天赋、情商、志向、勤奋与家庭的生活条件、生存环境、教育方式及其就读中学的办学理念、教师水平、教学方法的完美结合,“高考状元”的出现有其必然性,也有其偶然性。
  “高考状元”作为一道特殊的风景线,现今社会已经形成一种“状元情结”,高考状元对我国社会各个方面有着重要而广泛的影响:   一、考生及家长,“能否成为高考状元”、能否让自己的孩子成为高考优胜者,已成为相当多学生的追求与家长的普遍心态,了解借鉴状元的学习方法与家庭教育方式,力争成为高考状元、或者向高考状元看齐靠近,自然受到我国广大考生及其家长的高度关注和崇拜。
       二、高校,“能否招收到高考状元”、招收到高考状元数量多少,已经成为衡量我国大学是否是世界名牌与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高考的一大主要目的即为高校选拔人才提供依据,能否赢得高考状元的青睐、招收状元考生的数量多少反映了高校在考生心目中的地位,“状元归属”已成为衡量名牌高校综合声誉的“风向标”。
    因此,高考状元历来都是高校重点争夺的对象,“状元之争”关系到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高考状元心之所向”关乎到高校在建设高水平大学中的竞争性位置和发展潜力。
     三、中学,“能否培养出高考状元”、培养出的状元数量多少,已成为衡量中学办学质量的重要标志,对中学争夺优秀生源、赢得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认可、提升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也是学校领导班子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目前高考状元已成为一些中学进行招生宣传的一个“亮点”、吸引优质生源的法宝,自然也成为我国基础教育工作者与研究专家重点研究主题之一。   四、商家,“能否有效利用高考状元”,已成为提高商家市场竞争力和影响力的一个有效的市场营销策略。
  借助拥有强大社会影响力和关注度的“高考状元”,充分挖掘与利用他们的商业潜值,可以迅速提升企业品牌知名度。  因此,每年高考揭榜后,高考状元受到前所未有的追捧,国内一些企业就会通过重奖高考状元来提高企业关注度,重金邀请状元为本企业产品做代言,形成了独特的状元经济。
     五、新闻媒体,“能否及时、深度报道高考状元”,已成为衡量新闻媒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和社会影响力的显性标志。  高考状元所特有、稀缺和不可取代的新闻价值和广泛关注度,历来是新闻媒体重点报道内容之一,在高考状元报道中取胜或者保持不落后,有助于提高或者稳定媒体的影响力、知名度。
     六、教育主管部门,“能否及时总结高考状元的培养经验”已成为推进基础教育模式改革的重要动力和衡量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指标。  对高考状元现象进行全面探讨,总结其中的规律利弊,在此基础上通过各种有效政策,积极引导学生家长、中学大学等利益相关方正确认识、合理对待高考状元现象,积极营造有利于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良好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将社会各界对高考状元的关注与热情导入合理轨道,应成为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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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0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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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各地高考状元纷纷出笼,尽管我们不提倡媒体炒作状元,但是,唏嘘、慨叹之余,羡慕、欣慰之后,其实是一种深沉的感动,感动于状元来之不易,感动于学子天天向上。这感动大约分为三种。
     第一种感动叫做公平。在目前的中国社会环境下,高考仍然是最公平的选拔方式,没有高考,将会造成多少贫困孩子走投无路,没有高考,将会造成多少纨绔子弟挤占资源。  农村的学生,也许每天要走很长的山路,也许要吃咸菜和馒头,但是支撑他的,也许就是要到北京上大学,也许他还能拿到奖学金去剑桥、去哈佛,从此改变自己的命运。
  我不知道,如果没有高考,这样的梦想是否能实现。所以,我有一点期望,期望大学为那些处于社会底层的穷困人群提供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期望大学为那些农村偏远地区的学生保留一定的名额,让这个社会依然有“知识改变命运”的通道。
       第二种感动叫勤奋。周海洋是湖北省今年语文高考中“最牛满分作文”的作者,他几乎每晚看书到凌晨,乐此不疲,令我想到囊萤映雪、悬梁刺骨的旧事。07年武汉理科状元徐懋祺发着高烧坚持考试 ,体温高达39。
  7℃,靠意志力支撑考完了理综,还取得269分的好成绩,实属不易。  勤奋源于一种向上的渴望,依托于公平的制度安排,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在高考中得到了体现。如果没有高考,莘莘学子怎会有学习的动力,怎会有耕耘的土地。
     第三种感动叫智慧。善于总结、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是状元们取胜的法宝,重要的是靠思维取胜。状元并非“书呆子”,高考成功的关键,更重要的是学习方法和心态。  湖北08年文科状元邓莹兰爱读闲书,正是这些“闲书”,让邓莹兰在紧张的备考复习氛围中,寻找到了一种平衡,让她锻炼出一种平静的心态,同时又为自己的作文能力和语言表达能力做了一些很好的积累。
     “高分低能”这个词广为流传,很多人都认为,作为学生中学得最好的状元们一定是在学习上一枝独秀,其他方面却技不如人。  事实却并非如此,状元几乎都是多才多艺、全面发展,很多都是学校中的文艺骨干、优秀学生干部。
     家长的智慧也不可忽视,状元们的父母有一个共性:该做的都做到,不该做的不要做。所谓该做的是:教孩子做人的道理,做人放在教育的第一位;教孩子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例如每天复习,写日记和周记;尊重孩子的人格,避免发生打骂孩子的事件;以身作则,父母自己自强自立、勤奋踏实。
    而不该做的,主要指不给孩子施加压力,信任孩子,不用看管的方式对待孩子。 郭之纯:对高考“状元”的崇拜切勿走火入魔!   这几天,随着各地高考分数陆续公布,又一批高考“状元”新鲜出炉。
  往往“状元”被确定只几个小时,其各种信息便会出现在网络上:从家庭背景到外界评价,从学习、生活习惯到目前精神状态,从个人职业理想到大学争抢盛况……社会对此的关注程度比对娱乐明星的“八卦”有过之而无不及。
       作为一个曾长期实行科举取士制度的国家,羡慕和追捧考试优胜者,是集体意识中一种挥之不去的情结。而且,高考“状元”往往意味着刻苦的意志、远大的志向、科学的学习方法等,适当推崇或可对青少年形成一定的激励。
  如今年浙江省的文科“状元”出身农家,靠“两免一补”的帮助读完高中,确实有必要深入宣传一番。     但对高考“状元”的过度关注,却弊多利少。   其一,有可能“捧杀”某些高考尖子。
  高考“状元”都还很年轻,缺乏人生历练,“状元”之名说不定就已让有些人飘飘然不知所以了,又何堪一顶又一顶“高帽”的重压?此时对许多高考“状元”来说,可能更需要的是“冷水”而非盛名。     其二,助长中小学教育的功利化、商业化。
  大搞“状元”崇拜,本质上便是大力宣传“分”中自有黄金屋、“分”中自有光明途。这必将加重全社会对分数的迷信和依赖,而这正是当前中小学教育一些弊端的症结所在。 其三,容易伤害某些高考失利者。
  与“状元”相比,那些考试成绩平平者或不如意者才是数量庞大、更值得关注的群体。  近年来,每年都有高考成绩不理想者制造出一些悲剧,一定要防止“状元崇拜”增加此类悲剧的发生几率。
   巢江淮:高考状元,防止炒作更要防止重奖   高考23日放分。记者上午从有关方面获悉,截至记者发稿时,今年北京市理科最高分是人大附中的宁少阳(男),加分前总分为703分;文科最高分是101中学的刘庭梅(女),加分前的总分为688分。
    (6月23日《法制晚报》)   一些地方在高考成绩出来前,就下发“红头文件”规定,不得以任何形式宣传地区、学校、学生的高考成绩、升学率等具体情况,不得炒作“高考状元”。
  是的,炒作“高考状元”似乎成为后高考时期的“必考题”。媒体热衷“炒”,因为有“看点”;学校希望“炒”,因为由此可以“出名”;家长默认“炒”,因为儿女的荣耀就是家庭的荣耀。  笔者不知道,“状元”本人愿不愿意被“炒”,但可以肯定,你一勺,我一勺,只怕被折腾得疲惫不堪。
     笔者注意到今年有一些媒体在报道“高考状元”上的“措辞”很严谨,新闻报道中没有敏感词“高考状元”,而是以文理科第一或文理科最高分来“代替”,这也规避了炒高考状元之嫌。  当然,也有网站专门制作了“高考状元”网页,不忌讳有关规定。
  无论“高考状元”是否更换“名称”,实质没有任何区别。随着各地“高考状元”的新鲜出炉,炒作高考状元恐怕不是一纸文件所能阻止。   经历了高中三年日日夜夜的奋战,经历了高考的两天激战,又经历了十几天的等分煎熬,包括高考状元在内的高考生,很疲劳,很需要休息。
    媒体适度地报道高考成绩,是媒体的责任,但如果是“追逐”高考状元不放,非要挖出高考状元的“背后新闻”或“成才之路”,那就是踏上了“炒作路”。这一点媒体要“自律”。   除了媒体在炒作高考状元外,还有一种更厉害的“炒作”,那就是对高考状元的重奖。
  2007年福建省高考理科状元陈默,仅仅一个月时间,获得各方面奖励共68万元。  陈默的家乡南安水头朱子祠基金会,拿出55万元作为陈默的奖学金。陈默一家商量后决定,将其中50万元捐给家乡南安的一所中学。
  类似的重奖每年都有,今年是否会出现重奖高考状元的情况呢?很难说没有。重奖高考状元将高考状元价格化、金钱化。   “奖励适当才是对人才最大的尊重”。  更何况是对处于成长关键阶段的准大学生,用奖励的多少、金钱的多少来衡量他们的成绩,甚至作为尊重人才、培养人才的标准之一,不仅使奖学金变了味,社会的人才培养观念也值得重新审视。
   辣评:高考状元为何职场非状元   调查显示,1977年至2006年30年间的高考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个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和同时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相比是“泯然众人矣”。
    有人甚至认为,在应试教育体制下,高考状元只是考试最牛的人。另一方面,在中学、大学、商家、媒体共同炒作下,“状元崇拜”还在升温——   余乃明,1977年广东高考状元,华南师范大学物理学专业毕业,广东实验中学教师,现已退休。
     敖刚,1981年四川高考状元,复旦大学新闻学专业毕业,现为《重庆晚报》编辑。     郭宝发,1985年陕西高考状元,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曾任秦俑博物馆保管部主任,现去世。
     徐少伟,1993年江苏高考状元,北京协和医学院毕业,现为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内科主治医师。   洪玮,1998年江西高考状元,北京大学外语专业毕业,现为中国建设银行翻译。     张锐,1998年高考状元,北京大学法学专业毕业,魔时网CEO。
     ……   30年高考状元中未发现一个顶尖人才   5月14日,一份调查报告给高考状元崇拜者们狠狠泼了一瓢冷水——1977年至2006年30年间的高考状元中,没有发现一个在做学问、经商、从政等方面的顶尖人才,他们的职业成就远低于社会预期。
    和同时参加高考的其他同学相比,可以用“泯然众人矣”五个字来形容。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的企业管理者,但没有发现像‘长江学者(教育部与李嘉诚先生共同筹资设立的专项奖励计划,评审委员会由国际著名学者组成)’这样公认的杰出人才。
    ”中国高考状元调查报告课题组首席专家、中南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蔡言厚教授6月13日接受《华商报》采访时说。   蔡言厚和他的课题组先找出各大学的“杰出校友”(就是这个学校培养出的公认的顶尖人才,如两院院士、杰出社会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等),再回顾他们的高考成绩,结果发现“杰出校友”和当年“高考状元”的交集里人数非常少,反倒是那些在大学班级里排在第十名左右的学生成才率最高。
       “从我们调查的结果看,高考状元的发展方向主要是学者、中层以上的企业管理者,但缺乏顶尖人才。”蔡言厚说。   韦成枢是197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现为陕师大附中高级教师。
     谈到如何看待“高考状元”时,他说:“那时我把考第一名没当回事,认为考好是很普通很平常的事。  那时没有‘高考状元’这个说法,媒体也不太关注这个。至于后来的发展成就,这是社会评价问题,标准不同结论也就不同。
  我最高兴的是这么多年来学生和家长对我的认可和尊敬。”   “要理性看待‘高考状元’。他们的智商是比较高的,他们是勤奋的,他们对于考试是很适应的。”蔡言厚认为,限制高考状元成才的,主要是“非智力因素发展”。
    他说:“现在存在的问题是整个应试教育问题一直没有解决。应试,就是为了考试。很多学生把精力全部放到中学、大学里的应试教育方面去了。其实一个人要学的东西是多方面的,除了知识外,还有人类交往等等,这些不可能在书本中学到。
  不能忽视应试教育形成的高分低能现象。”   “状元崇拜”的背后是利益在作祟   每年高考成绩公布后的一段日子,产生高考状元的学校一定会贴标语、挂条幅。  而在媒体上,不仅会刊发专访状元的大幅照片,甚至连状元的父母、老师也会闪亮登场。
  当然,像“高考状元交流”、“高考状元培训咨询”、“高考状元一对一家教”这样的商业机构,一定会见缝插针,赚得盆满钵满。种种迹象表明,“高考状元”热还在不断升温。“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
    ”在百度网页上输入“高考状元”4个字搜索,找到的信息多达157万条,远远超过“两院院士”。   “高考状元是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炒作出来的。”蔡言厚说:“我国是一个有科举文化传统的国家。
  有科举才有状元,现在的所谓‘高考状元’经过炒作,把一个范围小的、层次不高的人才阶层抬高到我国古时候非常崇拜的状元地位来。  ”   郭×是理转文复读生,200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以693分的高分被北大经济学专业录取。
  高考成绩公布后,郭×的班主任孙老师介绍,郭ד各科成绩都很优秀,也就是说是个全才”。在郭×的母校西工大附中的网站上,至今还可以看到“先后培养出4名陕西省高考状元”的宣传语。     “对高考状元最感兴趣的是中学和大学,因为一个中学培养一名状元,整个地位可能马上就改变了。
  ”蔡言厚说:“状元文化的本质是急功近利。学校只要培养了一个状元,好像就表示整个水平提高了,就可以大吹大擂了。当社会形成一种‘状元情结’时,高考状元对中学争夺优秀生源、赢得教育主管部门和社会认可、提升和扩大学校的社会影响力至关重要,也是学校领导班子教育管理能力的重要体现。
    ”   中学校长们深知公众的“状元情结”,他们更大的本领在于通过经营“高考状元”这种无形资产,给学校带来更多的见不得阳光的“赞助费”和更好的生源,从而让自己所在的学校在竞争中获得更加有利的条件。
     中学如此,大学也不例外,即便是如北大、清华这样的名校,也把招到高考状元的人数看做自己的颜面。  2008年,清华大学新生的最高奖学金由2万元提高到4万元,北京大学则提高到5万元,主要用于奖励来自各省份的高考状元。
     “高考状元历来都是高校重点争夺的对象,‘状元之争’关系到高校在中国高等教育领域和社会上的地位和声望,‘高考状元心之所向’关乎到高校在建设高水平大学中的竞争位置和发展潜力。  能否招收到‘高考状元’、其数量多少,就成了衡量大学是否是世界名牌或一流大学的重要指标之一。
  能否赢得高考状元的青睐、招收状元考生的数量多少反映了高校在考生心目中的地位,‘状元归属’已成为衡量名牌高校综合声誉的‘风向标’。”蔡言厚说。   因为有状元崇拜的传统,一些重点中学以培养了高考状元招摇,老师以培养了状元获得声誉,考生和家庭为状元自豪,媒体为吸引眼球,商人为扩大销量,酒店则及时打出庸俗的“谢师宴”招徕顾客。
    有中学、大学、学生、家长、商人、媒体参与的状元经济,正在把非理性的“状元崇拜”一步步推向高潮。   追逐名校、热门专业功利思想影响状元发展   蔡言厚分析,高考状元的职业发展之所以未达到人们的预期,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在选大学时只看重牌子,挑专业时赶热门,考虑的多是一时的面子,而缺乏志向与主见,很少考虑职业发展和个人的兴趣与特长。
       此次调查以1999年我国高校本科大扩招为界,按高校大扩招前20年和后10年分为两个时间段,对各地区高考状元展开调查分析,调查到的高考状元共有1120余人。   调查发现,高校扩招前20年高考状元选择大学和专业的分布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相对而言比较理性,高考状元较多考虑的是专业的预期贡献而非个人的预期收益。
    以陕西为例,1978年陕西文科高考状元韦成枢,他报考的学校是陕西师范大学,专业选择的是历史学。而在1999年之后,包括西安交通大学在内的西部地区高校,没有招来一名高考状元。
  这一时期,北大和清华录取的高考状元比例高达93%以上,可以说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至今,高校状元之争进入了“北(大)清(华)时代”。  同期,最受高考状元追捧的专业则是“经济管理”。
  2008年,全国有近七成高考状元选择了“经济管理”专业。   众所周知,北大以文理见长,清华最突出的学科是工科。按照《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发布的信息,2008年以前国内管理学实力最强的高校是西安交大,经济学实力最强的是中国人民大学。
    不难看出,恢复高考30年来,高考状元在选择大学和专业方面的功利性呈上升态势。“刚刚恢复高考那会儿,祖国的需要就是我们的志愿,那时像政治理论、哲学是热门,现在的热门是经济管理、电子信息,因为大家都想发展得快一点嘛。
  ”韦成枢说。   1978年,韦成枢也报考了北京大学,但因为他当时是教师身份,优先被师范院校录取了。  选择历史学专业,完全出于自己的兴趣。大学本科毕业时,韦成枢的论文已经在中国社科院的《近代史研究》发表。
     韦成枢一直在中学工作,他的学生中就有两名高考状元。对于高分学生的成长,他有自己的看法:“有人把过去变成包袱,影响学习、影响发展。考试第一是一时的,诱人的成绩属于过去,大学是一个新的起点,一切从零开始。
    ”   不想考北大清华的时候就说明教改取得突破   与当今状元崇拜相反的是,实行高考之前,“英雄不问出身”的用人案例比比皆是。蔡言厚举例说,何其芳连高中都没有毕业,被北京大学考察后录取,终成一代著名诗人;历史学家吴晗,在考试中数学是零分,仍被清华大学录取。
    又如,梁漱溟没考上大学,但不妨碍他当上北京大学哲学系讲师,拍板者是校长蔡元培;沈从文更是连小学都没有毕业,却执掌中国国立大学的教席,拍板者是校长胡适;“一无学位,二无论著”的陈寅恪名列清华大学“四大国学导师”,成为“教授中的教授”,与清华大学的识才有关。
     蔡言厚研究的人才选拔成长案例也包括20世纪后半叶在内。  他说,南京大学校长匡亚明聘请过一位自学英语成才的、卖早点的师傅为教师;复旦大学聘请一个吹玻璃的工人蔡祖泉为物理教师,以后成长为教授;长沙铁道学院聘请一个自学成才的工人李蔚萱为数学教师,以后也成长为教授,并出国留学。
  现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中国史学会理事葛剑雄教授,报考博士时只是高中学历。     最新的一起“不拘一格选人才”的案例发生在今年4月——复旦大学拟录取一名只有高中学历的三轮车夫读博士。
  “如果把考试制度固化,推及到人才选拔的每一个层次,一些偏才、怪才就会失去机会。”复旦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顾云深解释说。   今年38岁的蔡伟高中时严重偏科,除了语文,其他科目成绩一塌糊涂,最终没能考上大学,而是进了一家胶管厂当工人。
    因为胶管厂效益不好,蔡伟下岗了,在一家商场门口摆了个小摊,后以蹬三轮养家糊口。另一方面,蔡伟自学了大量传世典籍,对古书的文字、句法及古人用语习惯都烂熟于心,古文字学专家裘锡圭称:“现在搞古文字学的,很多名义上是教授,实际上没有他这个水平。
  有些地方,我也没有他这个水平。  ”“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大众化’时代,选拔人才的多元化时代也应该到来。我们的中学、大学、媒体更应该关注对某个领域特别感兴趣的并作出令人信服成绩的怪才、偏才。
  ”蔡言厚引用美国心理学家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研究结果,说明兴趣对于成功的重要性。     布鲁姆及其助手在“关于人类特性和学校学习”的研究课题中的主要结论是:除了1%—2%的超常儿童(即所谓天才儿童)和2%—3%的低常儿童(包括智力、情感、体格等方面有缺陷的儿童)以外,95%以上的学生在学习能力、学习速率、学习动机等方面,并无大的差异,“只要有适合学生个别特点的学习条件,世界上任何一个杰出人才能学会的东西,几乎所有的人都能学会”。
    这就是说95%以上的正常人具有相同的学习能力,只是表现在对不同学科的学习兴趣上的不同而已。“什么时候有一半优秀高中生不想考北大和清华了,就说明我国的教育改革取得了突破。
  ”蔡言厚说。   开始跑在前面的并不代表第一个冲过终点   “状元”本是科举制度下选拔官员的一种制度,是封建社会的文人跻身仕途的唯一途径。  今天的高考,虽然也是一种国考,但选出来的人才多数并不做官(他们毕业后即使要当普通的公务员,还必须通过专门的考试)。
  从产生的范围看,科举考试的状元全国只有一个,而高考状元每个省份都有,而且还分文科、理科,广东甚至还搞出一批单科状元。一些市县跟风炒作,把本地高考成绩最好的也叫“高考状元”。  可见,“高考状元”一词很不规范。
     “状元崇拜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的,与媒体的炒作分不开。一开始,有商家给状元送空调,后来有人送笔记本电脑。其实,考试第一是一时的,上了大学还得从零开始。”韦成枢说。   据了解,在美国经常会听到某某孩子SAT考了满分,但是报考哈佛大学等名校,结果却没被录取。
    因为如果只会读书,而无创造性,这样的学生不会被名校看好。既然“高考状元”不吃香,美国大学推出的录取优秀学生的典型例子,也就不会是高考状元,而社会和公众舆论也不会大赞特赞高考状元。
     腾讯网一项调查表明,28。76%的人认为高考状元是“了不起的成功者”,但也有18。  79%的人认为高考状元“只是会考试的一群人”。在网上,也有不少反对高考状元崇拜的声音。
  “高考不是世界杯,状元只有1名,但考700分和690分除了面子以外并不会有太大区别,他们同样有机会进入国内一流大学。从某种意义上说,高考状元只是考试最牛的人。”一位网友说。   2007年6月,西安市部分中学校长发出了“高考无状元”倡议,郑重承诺“在高考成绩公布后,不宣传学校的高考上线率,对考生成绩不排队”,“不利用大众媒体炒作高考、中考成绩”,得到社会各界的肯定。
    今年高考结束后,西安市教育局向全市7所省级示范高中发出公开信,要求不炒作高考成绩,维护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教育行政部门已经认识到炒作高考状元的负面效应,但最终执行情况如何,还有待实际行动检验。
     蔡言厚建议,高分考生应避免随大流、追热门,而应根据自己的志向、兴趣、特长选择专业,培养立志、苦读、敬业、报国四种品质。  他说:“多看看马拉松赛,开始跑在前面,并不代表你将来一定第一个冲过终点。
  就人的整个一生来说,我们现在有个职业设计吧,你怎么才能够把你的精力合理分配,在那么长的距离里能够坚持到最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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