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赵国被秦国灭亡的原因有哪些?
在战国后期合纵与连横战争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秦国与赵国关系的发展变幻，在一定意义上说成为纵横战争的晴雨表。秦赵之间的关系由修好外交而逐渐演变为生死存亡的战争，而特别是秦赵之间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最终决定着战国后期的历史进程。 对于赵国的灭亡，以往史家多有评论，认为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用人不当，必败无疑；在晚期抗秦战争中听信谗言，自毁长城，错杀李牧，必亡无疑。我们认为除了以上诸多因素外，应该更深入地在赵国的社会内部机制去探究，它的改革的不全面、不彻底性应是赵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通过分析战国后期秦赵关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找到它的根源所在。 经济的社会环境。 赵武灵王的改革主要...全部
在战国后期合纵与连横战争的错综复杂的历史背景下，秦国与赵国关系的发展变幻，在一定意义上说成为纵横战争的晴雨表。秦赵之间的关系由修好外交而逐渐演变为生死存亡的战争，而特别是秦赵之间的一系列大规模的战争最终决定着战国后期的历史进程。
对于赵国的灭亡，以往史家多有评论，认为赵国在长平之战中用人不当，必败无疑；在晚期抗秦战争中听信谗言，自毁长城，错杀李牧，必亡无疑。我们认为除了以上诸多因素外，应该更深入地在赵国的社会内部机制去探究，它的改革的不全面、不彻底性应是赵国灭亡的根本原因。
通过分析战国后期秦赵关系的发展脉络，我们可以更清楚地找到它的根源所在。 经济的社会环境。 赵武灵王的改革主要是军事制度的改革，他学习了北方游牧民族的骑射的战术方式，采用了骑兵编制和胡人服饰，也具有文化融合的意义，但他并没有扩展到政治改革特别是经济制度的改革，其以经济为基础的综合国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加强，这一点和秦国相比更为明显。
秦国自商鞅变法而起的改革，涉及到户籍制度、土地制度、政治制度等各个方面，形成以“奖励军功”为中心的制度，在推动农业生产关系方面也产生重要作用，因此秦国的生产力得到进一步的解放，加之后来的水利工程建设，遂使关中地区成为富庶之地，成为支持秦国对外战争的物质基础。
再看赵国，文献中几乎见不到赵国改革对经济的影响，因此他对战争的支持力度也必然明显不足，以长平之战为例，赵军在战争中被困46日，竟得不到粮草的基本战略物资的供给以至于官兵相食而亡，赵国为了支持战争不得不向齐国借粮，这就说明即使在经过胡服骑射改革成功后的赵国，在经济上仍然没有足够的实力来支持战争。
赵国的改革在政治上也没有触动封建化的进一步发展，其血缘政治与贵族政治表现得十分明显。据《史记•赵世家》记载，武灵王的改革，开始便遭到贵族守旧势力的反对和阻挠，但在武灵王的说服和威逼下，公子成等人选择了服从。
公子成（王叔）反对胡服改革，表面上是反对武灵王的“袭远方之服”，实际上是担心“变古之教，逆人之心”，是赵国贵族阶层因循守旧观念的集中反映。为了推行改革，武灵王是以当前面临的外强环逼，以“服为便用，礼为便事”之说说服了他。
赵造等王室成员认为，“圣人不易民之教，智者不变俗而动”。（《战国策》卷一九《赵策二》。）赵武灵王则以“衣服之制所以齐常民也，非所以论货者”，表明它的改革不会涉及到政治制度的范畴，这又反映了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改革的思想局限性。
这样，一方面使胡服骑射在简便形式上的改革得以成行，也表明改革的层次不会深入，从后来的实际看，包括赵武灵王在内的赵国统治集团都没有把这个变革发展下去，血缘政治依然是赵国的政治制度主体，旧贵族势力，包括武灵王本人都十分浓厚，后来赵武灵王在公子章问题上的犹豫不忍，乃至于“欲分国为二”，都是这种新旧观念矛盾表现的结果。
沙丘之变作为武灵王的悲剧，也是这种政治基础所导致的一个缩影。 赵武灵王之后，赵国的主政者如奉阳君等人属于守旧集团的代表。沙丘之变时，李兑与公子成结为一党，李兑曾劝相邦肥义传政于公子成，遭到拒绝后又多次联络公子成，最后围主父于沙丘宫。
政变后李兑立即掌握了赵国大权。另一些人如韩徐为则与齐国的薛公田文关系密切，尽管二者在赵国外交政策（对待齐、秦）上不同，甚至对立，但在政治上保守是一致的。赵惠文王六年（前293年），齐闵王欲攻宋，秦国反对，齐国因此到赵国“致蒙”行贿李兑，赵即支持齐攻宋。
另外，有名的“触龙说赵太后”和“赵奢收税”之事，以及在是否接受冯亭献上党之地与赵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面前，都说明旧贵族势力的思想意识对赵国政治制度的深刻影响。 在战国时期改革大潮中，赵国的改革实行是较晚的，其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功，但在经济改革方面缺乏，都与赵国这样一个社会基础是联系在一起的。
赵武灵王改革唯一的政治基础便是所谓的“简襄之烈”的改革精神。简襄精神为赵国立国之基，赵武灵王在推行改革中强调自己是依照“简襄之变”的先例，并以此说服了贵族势力，但是，赵国没有实行彻底而全面的社会改革，建立起一套与封建统一国家相适应的政治经济制度，在决定国家强盛的生产关系上进行彻底改革，这与简襄时期的改革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简单地把简襄的成就理解为扩疆拓土和吸收胡族文化，而没有把握其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改革的相关性、一致性，是武灵王改革失之偏颇的原因所在，这也决定了“胡服骑射”不是一次深刻的社会改革的真正原因。
也有人认为，赵武灵王的改革也有政治上的措置，例如开明的民族和睦政策，在雁门、九原等地曾经释放奴隶等，加速了这一带的封建化进程，但这些措施只是在北方新疆域实行，并没有在赵国上下推开，换句话说武灵王实行的胡服骑射解决了赵国的军事问题，而没有真正实现赵国综合实力的固强。
秦国自商鞅变法（前356-350年）后，除了迁都咸阳外，主要是推行郡县制，开阡陌，废井田，平度量衡。经济制度上的深入非常突出，并进行了“初为赋”和“初行钱”，导致封建经济进一步发展起来。秦国称王的时间是比较晚的（前325年秦惠文君首次称王，距离最早称王的魏惠王晚近20年），但称帝的时间却是最早的（前288年秦齐相约称帝），这说明商鞅改革的效果是非常大的。
在组织制度上，张仪死后，秦国初置左右丞相、将军等，军事势力的发展同样是非常快速的，为对外扩张打下了基础。二十世纪以来，随着大批秦简的出土，为我们进一步了解秦国制度，特别是在法律文书和军制等方面展现的丰富内容，反映了秦人政治制度的完善和所达到的较高水平，这是其他国家尤其是赵国所欠缺的。
我们并不否认赵国胡服骑射改革对中国战争史、军制史、服饰史、思想史所产生的重要影响，但从战国后期赵国所面临的形势来讲，赵国需要全方位的改革，特别是经济与政治制度的相应配套改革，赵国灭亡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的改革只是单方面的，浅层次的，它既不能为赵国的对外扩张打下长久厚实的经济基础，也没有为赵国的社会发展奠定政治基础，同时也形不成造就治国人才的文化环境。
这是在战国后期纵横战争形势下赵国由强变弱并最终走向灭亡的重要历史教益。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