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画的由来什么是国画的由来？国画的由来是什么？
根据笔者的调研，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支持“国画”这一概念已产生或应用。 1、1919年：“国画”的第一次诞生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年，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运动的争论肇始于思想氛围活跃的北京大学。 一时间，在“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等等对这场运动庸俗化的曲解 之下，“国”字风靡一时，许多“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被创造性地与“国”字这个定语联系到了一起。国乐、国医、国菜等等概念相继问世，肩负着民族国家文化复兴使命的“国画”概念也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 如1923年成立的广东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称国画研究会）的宗旨...全部
根据笔者的调研，直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之前，没有任何资料支持“国画”这一概念已产生或应用。 1、1919年：“国画”的第一次诞生 历史的转折发生在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这一年，一场关于“整理国故”的运动的争论肇始于思想氛围活跃的北京大学。
一时间，在“保存国粹”“发扬国光”等等对这场运动庸俗化的曲解 之下，“国”字风靡一时，许多“中国有，外国没有”的东西，被创造性地与“国”字这个定语联系到了一起。国乐、国医、国菜等等概念相继问世，肩负着民族国家文化复兴使命的“国画”概念也在这一阶段应运而生。
如1923年成立的广东癸亥合作社（1925年改称国画研究会）的宗旨是“研究国画，振兴美术”，1926年苏州成立“国画学社”等等，都是比较早的“国画”的记载。尽管遗憾的是我们已无法追查到“国画”概念的始作俑者，但根据当时著名的文人何炳松、郑振铎等人对这样一种“言必称‘国’”的社会风气的记载，我们可以不难看到“国画”概念产生的必然、盲目与急切。
如1923年1月顾实指出：“迩来国家观念普及于人，……种种冠以“国”字之一类名词，复触目皆是。” 而1923年癸亥合作社的立案呈文中更是明确宣告：“国画关系一国之文化，与山川人物、历史风俗，同为表示一国特性之征。
” 可见，“国画”概念产生的背后动力也是“国家观念”的普及。在强劲的西风吹袭之下，“Painting”终于在中国的传统之中找到了它的被制造出来的对应物，从而，“国画”这一概念初次诞生了。 但我们需要注意到，这一时期所说的“国画”，从外延上更接近于此前使用的“中国画”，与今天的所说的“国画”仍然有很大不同。
在发表于1926年11月12日《一般》上的《国画漫谈》一文中，同光（署名）写道： 年月日，我说不清，总之有所谓“国画”在中国学校中成为一种科目之日起，“洋画”也和其他科学一样，为中国人士所学习并且被欢迎起来了，因此“国画”之名，遂应运而生。
原这名之所由立，本系别于“洋画”而言，譬如有洋货而后又国货之名，由洋文而后有国文之名，初固无轩轾于其间也。 可见，在“国画”概念产生初期，除了平添了一些浓郁的民族色彩而外，这个概念的所指基本上与“中国画”是等同的，史实也表明1920-1940年代中，“国画”与“中国画”两个概念在美术界认识内部往往都没有明确的界定，1931年成立的上海“中国画会”的出版物名为《国画月刊》即是一例，当然，也有诸如潘天寿等“传统型”画家坚持使用“中国画”这一名称。
但尽管是作为“国故”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身份登场，但毕竟在西方艺术大潮的冲击之下“国画”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Painting”这样一个代表油画的英文对等名称。从而，在“艺术”这样一个来自于西方的新视角下，传统中国绘画的面貌难免发生各种各样的误读与西化。
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命名的暧昧性，宣告了中国绘画在1920年代以后将要继续面临着被动而痛苦的发展之路。 2、1958年：“国画”的第二次诞生： 考察中国现代美术，不能够忽视艺术教育所扮演的举足轻重的角色。
1949年以前，中国的高等美术教育，就绘画部分而言，是“中国画——西洋画”（1919年以前）或“国画——西画”（1919年以后，蔡元培在1927年的《创办国立艺术大学之提案》中也肯定地使用了“国画”区别于“西画”）的两分天下 。
据上文的论述可知，“中国画”并没有被简称为“中画”是由于“国画”这一更加民族化的概念的诞生，而西（洋）画专业名称的演变，毋宁说是为求得字数上的对等，并无其它用意。尽管1929年和1939年，在“融合派”画家林风眠和“传统派”画家潘天寿的分别主持之下，杭州国立艺术院国画、西画二系（科）合而又分 ，但是这都没有改变这种形式逻辑上同级的二元对立格局。
正如至少从概念上没有明确地将西洋画等同为“油画”一样，将“国画”明确地界定为于卷轴文人画的倾向暂时还并不十分明显。 但1949年以后，随着“文艺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要求的提出和苏联契斯恰柯夫油画教学体系的引入，这种“二分法”从内部产生了裂变。
以中央美术学院（在国立北平艺专的基础上于1950年4月成立，院长徐悲鸿）为例，这一变革的直接后果就是原先的“西画”分别成系（1954年成立版画系，1956年成立油画系）。由于以写意为主体的传统中国绘画不具备像古典油画那样的天然的现实主义风格，“国画”概念在1950年代以后也一度受到冷遇进而质疑，当时对于传统绘画的批评者更倾向于使用“中国画”而不是“国画”这个产生于国民党统治时期民族救亡运动中、不能代表新兴共和国之“国”的命名。
同时也是为求形式逻辑上命名的对等，原先的“国画”变成了“彩墨画系”（1953年成立，1958年复改称“国画系”）。至此，“彩墨画”与“油画”“版画”“连环画”等等被规定成为学科分类上同级的画种，素描作为“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也成为各系共同的大课。
如果说1953年彩墨画系的成立意味着“国画”所代表的“民族国家”意味被一度排斥，那么有趣的是，1958年，中央美术学院的彩墨画系再次被改为“国画系”，则意味着新的“国画”的概念在一片争论和质疑声中第二次的诞生。
在1949年从法律上确定国旗、国歌、国徽之后，1950年代中在民间出现了继“整理国故”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国”字命名热潮——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人们将“牡丹”定为“国花”。不幸的是，“国画”在这两次热潮中都受到了牵连。
只不过此时的“国”字已不再代表“民族的”而是悄悄转变成了“政权的”。因而，将“彩墨画（卷轴文人画）”定为“国画”，也就明确的具有了新中国政权的官方意识——“国画”的这一次诞生意味着从民国时期代表传统绘画的“国故”“国粹”转变成了新政权领导之下的“新中国”的画种。
对中国绘画写实能力的质疑，最终屈服于新兴的民族国家对于一种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的迫切要求。这个时期，此后，国画、油画、版画并列的“造型艺术”门类格局更是约定俗成的被规定下来 ，“国画”的外延义也从最初区分与西洋绘画的“中国绘画”限定成现代意义上的“彩墨画”。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种吊诡的现象：人们一边竭力地将国画描述成一种民族和政权的代表，一边大肆地批判这种绘画样式的“不革命”“不科学”。从而在“反映现实、歌颂社会主义风貌”的要求之下，传统的“彩墨画”也必须被革命。
从而，写实的社会主义新“国画”大行其是。而此后接连的政治运动，更是把这种“国画”彻底的打上了统治阶级意志的印记。在这样的政治环境中，许多传统派的老画家也不自觉的卷入其中，高喊：“政治挂了帅，笔墨就不同”“脱离党的领导，脱离群众的帮助，笔墨，笔墨，我问‘您有何用处’？”！ 值得一提的是，1956年6月1日的国务会议决定建立“北京中国画院”（1957年正式建立，院长叶恭绰），根据水天中的考察，这个名称是在周恩来的提议下从“北京国画院”改变而来。
在权力的支配下，狭义化了的“国画”再次与“中国画”也即“中国绘画”建立明确的关联。至此，“中国画”也已经自然而然地被偷换成“新中国的彩墨画”，美术领域内“国画”“中国画”也基本上成为通用的名词了。
3、1979年：国画的第三次诞生： “国画”的第三次诞生，是由《辞海》明确建立的关联。1979年出版的《辞海》赫然将“国画”定性为“中国画”的简称。 查阅80年代的各类美术工具书，可见这种观念深入人心。
由此，美术界的理论问题，由官方编辑出版的一部工具书进行了判定。原先已经被混用的两个名词，至此有了合理、合法的依据。尽管国外的部分研究者在研究中还是很谨慎的使用了guohua和Chinese Painting两种提法，用以表示两个概念的差别。
但将“国画”“中国画”两个概念完全等同这种观念在当代中国已经约定俗成，不但在中国当代的美术史研究中，将“国画”等同于“中国画”者大有人在，就是在美术院校“国画系”的内部，师生往往对本系的名称也是模棱两可。
以中央美术学院为例，该院“中国画系”的称谓在各种正式场合随处可见，但该系的公章恰恰却是“国画系”。“国画”和“中国画”的不同含义，在今天许多人那里都已经成为无足轻重的问题了。可以认为，1980年代以来，无论在美术研究、美术教育还是美术展览等各个场合，“国画”和“中国画”经历了60余年的分分合合，同样地指向了1950年代中那个被狭义化了的“国画”概念而已没有任何区别。
而此后其它中国画种如“年画”“连环画”（1979年成立“年画和连环画系”，后改成“民间美术系”，该系因学生分配困难于1990年代中期被撤销）“壁画”（1978年成立）等在中央美术学院也先后单独建系，进一步确立了“水墨、卷轴文人画”为“国画”之特指的合法身份。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