辩题：大丈夫宁死不屈 .应当怎么辩论.？
1，请参考
2。０２５处事与立言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述论］
大丈夫处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是”和“非”，最后坚持的也一定是“是”而非其
“非”，只论“是”、“非”而行事。 所谓“是”，乃符合人道天道，利于群体，公众允
许之事，否则即为“非”。处为“是”之事，乃正道，否则为逆道。
一个人一生要明辩是非、走正道，实不容易。因为，有些奸险小人在与你共事时，只图
一己的私利，不希望你依正道行事，而希望你按照他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做事。 否则，他们便
想方设法阻挠你，打击你。如果你要是趋吉避凶，照着他的意图行事，就很容易失了正道。...全部
1，请参考
2。０２５处事与立言
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士君子立言，贵平正，尤贵精详。
［述论］
大丈夫处事，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是”和“非”，最后坚持的也一定是“是”而非其
“非”，只论“是”、“非”而行事。
所谓“是”，乃符合人道天道，利于群体，公众允
许之事，否则即为“非”。处为“是”之事，乃正道，否则为逆道。
一个人一生要明辩是非、走正道，实不容易。因为，有些奸险小人在与你共事时，只图
一己的私利，不希望你依正道行事，而希望你按照他最有利可图的方式做事。
否则，他们便
想方设法阻挠你，打击你。如果你要是趋吉避凶，照着他的意图行事，就很容易失了正道。
因此，大丈夫行事，但问事情对错，而不管会不会给自己带来福祸。古往今来，许多仁人志
士为真理而斗争，有的取得了辉煌的胜利，有的却因此而蒙冤，甚至献出宝贵的生命。
哥白尼因坚持“日心说”，遭到了封建神权统治的迫害，张志新因坚持真理被割断了喉
咙。许多无产阶级战士为人类的解放和自由宁死不屈，奋斗终生。他们宁愿把牢底坐穿，宁
愿献出生命和爱情。
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
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只要是对的，则义无反顾地去做，有勇气承担一切祸福，不因此而丧失人格。所
以，大丈夫处事，论是非不论祸福。
著书立说，贵在言辞公允客观，不可偏私武断。
这是其第一要义。因为，文章是给人看
的。若是观点有偏差，是非不辩，岂不是误导了众人?所以古人云：“文章乃经国之大业”，
“文须有益于天下”。“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古之圣贤在论书、诗、赋、
画时，特别强调行文的格调是否高尚，观点是否公允客观。
曹丕认为，文章乃百年大业，一点也不差；而孔子“述而不作”，想必也是有道理的。如
果一篇文章或一本书，语言美丽，包装很美，而内容偏私武断、或者有误人子弟之处，那真
不如不写。清朝文艺理论家刘熙载在《艺概》中讲：
实事求是，因寄所记。
一切文字不外此两种，在赋则尤缺一不可。若美言不信，玩物丧
志，其赋亦不可已乎!因此，著作文章一定要客观公正，谨慎下笔。否则，率尔操觚，哪有什
么可看性呢?正所谓“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言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
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在言辞公允、客观、平正的基础上，还须精要详细，言无不尽。这样，
才是最可贵的。
所以，大丈夫须不论祸福而处事，士君子要平正精神为立言。
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
日期:2004-8-15 作者:阿荣 阅读:51
标题 作者 内容
孔子提出：“志不可夺”的观念，他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肯定了人人都有不可夺的意志。他又赞扬伯夷叔齐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即是保持人格的尊严，不屈服外在的势力。
孔子又说：“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
其所以辟世、辟地、辟色、辟言，即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孔子自己不赞同辟世，但实行“辟地、辟色、辟言”。孔子周游列国，就是为了辟地、辟色、辟言，努力保持人格的尊严。
孟子提出“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
他说：“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生命是宝贵的，但是有比生命更宝贵的。死亡是可厌的，但是有比死亡更可厌的，这比生命更宝贵的即是人格的尊严；比死亡更可厌恶的即是人格的屈辱。
孟子举例说：“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礼记·檀弓》所载饿者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即是孟子所说“乞人不屑”的例证。
为了保持人格的尊严，宁死不屈。这是儒家所努力宣扬的。
人们常常引用孟子关于大丈夫的名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在这三句之前还有三句：“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
这三句也有重要意义。“居天下之广居”，意谓有行动的自由；“立天下之正位”，意谓在天地之间有一定的地位，亦即确立自己的正当地位。孟子提出“立位”观念，亦即认为每人应确定自己在天下的位置，也即肯定自己的人格尊严。
这“位”不是官位，而是人格的地位，孟子亦称之为“天爵”，他说：“有天爵者，有人爵者。仁义忠信，乐善不倦，此天爵也。公卿大夫，此人爵也”。天爵即是人的道德成就。
孟子又引述曾子之言说：“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
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孟子这一观点，近代学者称之为“以德抗位”，其实质是肯定品德高尚者的人格尊严，认为有道德的人决不屈于权势。
孟子又有“忘势”之说，他说：“古之贤王好善而忘势。古之贤士何独不然？乐其道而忘人之势。故王者不致敬尽礼则不得亟见之；见且犹不得亟，而况得而臣之乎？”孟子虽然游说齐梁之君，但赞扬不见王侯的贤士。
孟子的一系列言论比较充分地表达了中国古代关于人格尊严的思想。
《礼记·儒行篇》提出了“可杀不可辱”的观点。《儒行》云：“儒有可亲而不可劫也，可近而不可迫也，可杀而不可辱也。……其刚毅有如此者。
……身可危也，而志不可夺也。……同弗与，异弗非也，其特立独行有如此者。……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不臣不仕，其规为有如此者。”这强调了刚毅精神。“可杀不可辱”即保持人格尊严，宁死不屈。
“上不臣天子，下不事诸侯”即《周易》所谓“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可杀不可辱”的思想在中国历史上影响深远。自古以来，历代都有特立独行之士，坚持自己的志操，抗节不屈。尤其在民族危难之时，如宋元之际、明清之际，更有许多志士坚持民族气节，宁死不屈，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优秀传统的一个方面。
儒家一方面宣扬“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赞颂伯夷叔齐“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但在另一方面，又肯定“君臣之义不可废也”。这种情况可以说表现了双重道德观。孔子既赞美文王、周公，又同情“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表现了双重标准。
这是当时历史条件决定的。到了今天，君权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一方面要强调个人的人格尊严，另一方面也要坚持个人对于社会的责任、个人对于民族的义务。这两者是完全统一的。
3。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