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能告诉我杜牧的生平？
杜牧生平
杜牧（803－852）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杜牧生活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晚唐时期，从青年起就关心国事，抱有挽救危亡、恢复唐王朝繁荣昌盛的理想。23岁时写成《阿房宫赋》，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给本朝统治者敲了警钟。关于杜牧生卒年，钱大昕《疑年录》据杜牧大中六年《自撰墓志铭》推断，生年为贞元十九年（803），卒年为大中六年（852）。 但也有学者考证其卒年在大中七年以...全部
杜牧生平
杜牧（803－852）唐代诗人。字牧之。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出身高门士族，祖父杜佑是中唐有名的宰相和史学家。杜牧晚年任中书舍人，居长安城南樊川别墅，后世因称之“杜紫微”、“杜樊川”。
杜牧生活在内忧外患日益加深的晚唐时期，从青年起就关心国事，抱有挽救危亡、恢复唐王朝繁荣昌盛的理想。23岁时写成《阿房宫赋》，以秦朝的滥用民力、奢逸亡国为戒，给本朝统治者敲了警钟。关于杜牧生卒年，钱大昕《疑年录》据杜牧大中六年《自撰墓志铭》推断，生年为贞元十九年（803），卒年为大中六年（852）。
但也有学者考证其卒年在大中七年以后。
大和二年（828）进士及第，制策登科，授弘文馆校书郎。同年十月离开长安，到江西观察使沈传师府署中担任幕僚，后转入淮南节度使牛僧孺和宣歙观察使崔郸幕中任掌书记、判官等职。
十数年间奔波各地，开阔了视野，促使他进一步致力于经世致用之学，于“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上李中丞书》），多所探究，尤喜议政谈兵。在淮南幕府中写的政论文《罪言》等，对修明朝政、削平藩镇提出了切中时弊的见解。
著名的《张好好诗》，也写在这一时期。
开成四年（839）回长安，历任左补阙、膳部及比部员外郎。会昌二年（842）以后，相继出任黄州、池州、睦州刺史。在地方官任上，常在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改革弊政，免除猾吏豪胥额外强征的苛捐杂税。
会昌年间，宰相李德裕主持抗击回纥侵扰和平安泽潞藩镇叛乱的军事活动。杜牧为了实现其政治主张，上书陈述用兵方略，得到采纳，并取得“泽潞平，略如牧策”（《新唐书·杜牧传》）的成效。可见他确有实际政治才干。
大中三年（849），回朝任司勋员外郎、史馆修撰，复出为湖州刺史，一年后又内调为考功郎中、知制诰。官终中书舍人。
杜牧生性耿介，不屑逢迎权贵，仕宦不很得意，从而对社会政治持清醒的批判态度。
但抱负难以施展的苦闷，又造成他纵情声色、颓废放任的生活作风，有一些“风流艳事”流传。
文学创作 杜牧的文学创作有多方面的成就，诗、赋、古文都足以名家。他主张：“凡为文以意为主，以气为辅，以辞采章句为之兵卫”（《答庄充书》），对作品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有比较正确的理解。
他最推崇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冬至日寄小侄阿宜诗》），而能吸收、融化前人的长处，以形成自己特殊的风貌。在《献诗启》中说：“某苦心为诗，未求高绝，不务奇丽，不涉习俗，不今不古，处于中间。”清代洪亮吉也说他“文不同韩、柳，诗不同元、白，复能于四家外诗文皆别成一家”（《北江诗话》）。
全祖望甚至称誉他为“唐长庆以后第一人”（《杜牧之论》）。
诗歌创作是杜牧最特出的方面，与晚唐另一位杰出的诗人李商隐齐名，并称“小李杜”。他的古体诗受杜甫、韩愈的影响，题材广阔，笔力峭健。
长篇如《郡斋独酌》，着重表现诗人“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拯物济世的抱负，直抒胸臆，感激淋漓。《感怀诗》反映唐王朝安史乱后数十年来藩镇跋扈、边患频仍的动乱历史，画面宏伟，意气纵横，可与其《罪言》并读（翁方纲《石洲诗话》）。
余如《杜秋娘诗》、《张好好诗》同情封建社会里妇女的不幸遭遇；《李甘诗》赞扬朋友的刚直气节，情事委曲尽致，亦称名篇。他的近体诗则以文词清丽、情韵跌宕见长。七律《早雁》用比兴托物的手法，对遭受回纥侵扰而流离失所的北方边塞人民表示怀念，婉曲而有余味。
《九日齐山登高》却是以豪放的笔调写自己旷达的胸怀，而又寓有深沉的悲慨，一些抒情写景的小诗如《泊秦淮》、《山行》、《江南春绝句》等，都能用质朴的口语、简洁的白描，传达出悠远不尽的诗情画意，历来传诵人口。
而像《赤壁》、《题商山四皓庙》、《过华清宫绝句三首》之类咏史绝句，则又叙议结合，警拔精悍，往往在人们意想不到的地方自出手眼，读来一新耳目。当然，他也写了一些放浪不羁、流于颓唐轻薄的作品如《遣怀》、《赠别》，属于消极的部分。
杜牧的诗歌具有独特风格。刘熙载《艺概》把他的诗风和李商隐加以比较说：“杜樊川诗雄姿英发，李樊南诗深情绵邈。”指明了两人的区别。晚唐诗歌的总的趋向是藻绘绮密，杜牧受时代风气影响，也有注重辞采的一面。
这种重辞采的共同倾向和他个人“雄姿英发”的特色相结合，风华流美而又神韵疏朗，气势豪宕而又情致婉约，前人用“俊爽”二字来概括这一基本风貌（胡应麟《诗薮》），是比较中肯的。
杜牧的文章在晚唐也自成一家，“纵横奥衍，多切经世之务”（《四库全书总目》）。
据他的《上知己文章启》中说，他所写的《燕将录》、《罪言》、《原十六卫》、《与刘司徒书》、《送薛处士序》、《阿房宫赋》等，都是对现实有感而发，具有针砭时事的政治内容，尤其是《罪言》一篇，为宋祁写《新唐书·杜牧传》全部收录，并得到欧阳修的赞许，认为笔力不可及（费衮《梁溪漫志》）。
另外，《杭州新造南亭子记》一文还反映了作者进步的辟佛思想。文章语言方面，杜牧坚持使用散体，笔锋犀利，明白晓畅，在晚唐四六骈文风行的情况下，继承了中唐古文运动的传统。他还把散文的笔法、句式引进赋里，写出像《阿房宫赋》那样融叙事、抒情、议论为一炉的新体“散赋”，突破六朝、唐初以来赋作日益骈偶化、声律化的趋势，对后来赋体的发展有重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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