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款人犯集资诈骗罪担保有责任吗?
借款人犯集资诈骗罪担保有责任情况如下：
(1)无论是最高院批复中“借款的行为既已被认定为诈骗罪行……，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批复中“不宜以借款人借款系欺诈行为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都因《合同法》的生效而事过境迁无现实意义。 我们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是《经济合同法》及《民法通则》，两法中对无效合同认定与现在《合同法》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其中《经济合同法》第7条及《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了无效的合同和无效的民事行为，即在《合同法》施行前，欺诈是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 所以，通过欺诈订立合同，最终构成犯罪时，合同会由于欺诈因素的存在而无效，因构成刑事犯罪而导致合同无效也就成了应...全部
借款人犯集资诈骗罪担保有责任情况如下：
(1)无论是最高院批复中“借款的行为既已被认定为诈骗罪行……，人民法院不宜作为民事案件受理”。批复中“不宜以借款人借款系欺诈行为为由认定借款合同无效”，都因《合同法》的生效而事过境迁无现实意义。
我们对合同效力的认定依据是《经济合同法》及《民法通则》，两法中对无效合同认定与现在《合同法》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其中《经济合同法》第7条及《民法通则》第58条规定了无效的合同和无效的民事行为，即在《合同法》施行前，欺诈是认定合同无效的情形之一。
所以，通过欺诈订立合同，最终构成犯罪时，合同会由于欺诈因素的存在而无效，因构成刑事犯罪而导致合同无效也就成了应有之义。《经济合同法》失效，《民法通则》仍在施行。根据社会发展的现实要求，立法部门与社会相关人士深感将欺诈、胁迫、乘人之危的情形直接规定为无效十分地不合理，所以合同法》第54条将合同领域的这几种情况规定为可撤销合同。
根据特别法优于一般法、后法优于前法的原则，合同领域的效力认定应适用《合同法》，而不应再适用《民法通则》的规定。
(2)在实践中，《借款合同》是不可能被撤销的。因为，撤销合同的权利人实际上是仅限于出借人，当借款合同形成欺诈条件时，也就是出借人能够行使撤销权时，出借人已经将款出借与借款人，《借款合同》是出借人制约借款人的主要依据，一旦《借款合同》被撤销，出借人的权利就无法得以保障，所以出借人不可能自己去损害自己的权益而行使撤销权。
(3)《担保合同》作为从合同虽然依附于主合同《借款合同》，但其仍然有独立性，不属于可撤销的合同。《合同法》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变更或者撤销。
”撤销权的行使主体是合同中的一方当事人针对另一方当事人，即出借人和担保人。依据《担保法》第6条的规定，《保证担保合同》的主体是保证人和债权人，债务人不是合同主体。而撤销权是针对合同的当事人的欺诈行为而提起的，不能因为第三人(借款人)的行为而提起，案件中债权人并无欺诈行为，所以担保人无权提起撤销之诉。
(4)关于“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的认定
这一条在《民法通则》第58条及《合同法》第52条中的作用相同，均为民事行为、合同无效的情形。此条要求行为双方均故意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比如以借条的形式进行贿赂犯罪;若一方的目的是非法占有对方财产(非法目的)，而当另一方的目的是通过借款获得孳息(合法目的——即便是高利贷，未超出法律保护范围的利率部分也是合法的)，则不符合此条立法本义。
《合同法》施行后，最高院基于《经济合同法》《民法通则》而作出的两个批复实际上已没有什么援引的价值。
(5)追赃与诉讼的提起在民事诉讼中没有先后顺序，尤其是当赃物为金钱时，实践中的正确操作是，不论赃款是否全部追回，均可进行民事诉讼。
只不过，民事案应以刑事案为依据时，民事案可中止审理，等待刑案判决结果后再审理。但并没有一定要等追赃结束后才能审理，因为，诈骗案更多情况下是无赃可追的，无赃可追实质就等同追赃结束。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