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发动的百团大战大家怎么看?
关于百团大战的评价
关于百团大战的评价，曾经几度变化。在百团大战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党内军内对百团大战都是赞扬的，。但在经过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艰苦斗争之后，在重新总结经验时，有不少人对百团大战开始有了不同看法。 经过1944年整风运动，尤其是1945年的“七大”和华北座谈会，百团大战被作为一个极大的错误来批判了。作为当事人，彭德怀在历次党内斗争中虽然承认在百团大战的指挥方面存在着问题，但坚持总体上肯定百团大战。 “文革”之后，党史界对百团大战持肯定见解的人也比较多了。究竟百团大战的意义以及它的缺点在哪里？我想在这里说一些看法。
首先，百团大战爆发时，正值日、蒋谈判７月２３日...全部
关于百团大战的评价
关于百团大战的评价，曾经几度变化。在百团大战期间及其后一段时间内，党内军内对百团大战都是赞扬的，。但在经过1941年和1942年两年的艰苦斗争之后，在重新总结经验时，有不少人对百团大战开始有了不同看法。
经过1944年整风运动，尤其是1945年的“七大”和华北座谈会，百团大战被作为一个极大的错误来批判了。作为当事人，彭德怀在历次党内斗争中虽然承认在百团大战的指挥方面存在着问题，但坚持总体上肯定百团大战。
“文革”之后，党史界对百团大战持肯定见解的人也比较多了。究竟百团大战的意义以及它的缺点在哪里？我想在这里说一些看法。
首先，百团大战爆发时，正值日、蒋谈判７月２３日备忘录的达成，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首脑级会谈拟于８月间在长沙举行（七月十六日，米内内阁倒台，蒋方借故推迟了谈判）。
中共当时虽然还不知道当时日、蒋谈判的具体情形，但感觉到蒋方对日日益妥协的立场。在百团大战所鼓动的全国抗日高潮和抗日声浪中，蒋介石不得不将对日妥协的行动停顿下来，八月下旬，当日本首相近卫又写了亲笔信建议继续会谈时，遭到蒋方的拒绝。
这是百团大战的历史意义之一。
其次，百团大战打击了日军的“囚笼”政策。这是７月２２日预备命令所规定的战役任务。迄１９４０年夏，敌寇在华北的军事经营，设有３，０００余个据点、１０，０００个以上的碉堡（敌人的据点、碉堡，作为一个战术系列，一般以中心据点为支点，附设若干于周围，每一个据点又辅以若干碉堡（也称据点）。
广义的包括碉堡、据点、中心据点三项，准确的概念则只包括据点、中心据点两项。这里使用的是准确概念。计数３，０００余个，是根据敌军材料一个师团守２００个据点推算而得。）和５，０００余公里铁路、３０，０００余公里公路。
（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９５页。）这些碉堡、据点和公路、铁路，纵横编织，形同蛛网。这张军事网覆盖着整个抗日根据地，对我造成了严重威胁。然而敌寇的“囚笼”政策也有致命弱点-- 兵力不敷。
据敌方材料，“华北：９个师团及１２个旅团，共２５万人。兵力密度是每平方公里０．３６人。以第１２军为例，在每隔１８公里的１个据点上驻有２０人，一共分驻八百多个据点。”（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译稿）《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第二分册，第９５页。
另，该引文所说的军队计数，未包括骑兵集团（辖第３、第４骑兵旅团）和关东军派至热南、察东的部队，这两支部队不隶属华北方面军。）又谓：“多数情况是１个师团差不多分散在２００个地点”。（敌人的公路依其军事价值分为干线、支线、散短线，干线、支线为战略交通线，散短线则为战术机动。
这里所说公里计数，仅为干线、支线，不含散短线。）在这种情况下，如不与敌展开破交战，则势必使根据地为敌所分割和各个击破，而就敌人以少兵临大国，兵力严重不足的现实来说，予敌人的“囚笼”政策以打击也是可能的。
这是百团大战的又一历史意义。
百团战役的主要突击方向选在正太路、北同蒲路、辽榆地区和涞灵地区；辅助突击方向则为古德路、邯济路（邯清段）及任河地区。上述４个主要、３个主要、３个辅助突击方向，是敌寇华北军事体系的７个战略支点，如同网上的扣，解开这此节结点，敌军战争机构便支离破碎，土崩瓦解了。
百团大战将正太路井陉--寿阳段彻底破坏，并予敌阳泉支点以毁灭性打击。但迄９月下旬，敌之军事设施逐次恢复，铁路也开始运行。百团大战期间八路军也控制了北同蒲路，并将轩岗--阳方口段彻底破坏，同时予敌忻县外圈据点以深重打击。
１０月中旬，敌将这一地带逐次恢复，同蒲铁路开始通车。百团大战将榆辽封锁线摧毁，除和顺、辽县两点之外全部肃清。同时，予深入我北岳腹区的涞源、灵丘之敌以重大打击，将敌交通破坏，外围据点肃清，敌被迫缩回涞、灵两孤城。
但这一地区于我、于敌均为必争。敌人反复与我争夺这一地区，不惜代价，其常冈宽治少将、阿部规秀中将，皆于此地毙命；我在三年的残酷斗争中，四得五失涞源城。百团大战还将侵入任、河、大、肃之敌，赶入县城，广大乡村为我恢复，基本打开了这一地区的局面。
将邯济路邯郸至临清段彻底破坏，（邯郸至长治、长治至临汾也有一定程度的破坏），对于打破敌寇建立这条战略交通有重大意义。
总之，百团战役我军在七个要害部位冲破敌军战线，撕碎了敌人的华北"囚笼"，打散了敌人的军事系统，在近５０县逼退了敌人。
（即：太行区有榆社、武乡、黎城、涉县、陵川、襄垣等县；太岳区有沁源、浮山、安泽等县；晋西北区有临县、兴县、岢岚、岚县、五寨、平鲁、左云、右玉等县；北岳区有涞源、灵丘、阜平等县、冀中区的任丘、河间等县、冀鲁豫区有南乐、清丰、内黄等县；冀南区有南宫等县。
参见《彭德怀自述》第２３７页。）敌人不得不花费很大力气整饬战线，填补残缺。１９４１年２月，敌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从第１１军（武汉）、第１３军（宁沪杭）各抽调１个师团增援华北，但战局仍无转机，迄１９４１年７月，敌在华北一直取战略守势。
直到德苏战争爆发，日本军阀在南进（太平洋）战略的诱惑下始于华北转取攻势。（以上据《中日血战三部曲》）
但是百团大战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后来对其评价上的分歧。
首先，百团大战在敌情判断上是有误的。
从“集总”（彭德怀主持工作，朱德已回延安参加军委工作）发布的命令中可以看出，其判断是日军将向西安、重庆、昆明发动进攻。但实际上，在宜昌战役后，日军已暂取战略守势。如七月二十三日的“大陆命令第四三九号”中即要求，确保“黄河、黄泛区、庐州、芜湖、杭州线以东地区”，在武汉方面的作战区域，“大体在安庆、信阳、宜昌、岳州、南昌之间”。
虽然战时不可能获得完全准确的敌方情报，但对敌人主要战略行动判断得不对，结论下得过于轻率，无论如何是个比较大的失误。
其次，八路军在抗战时期的战略方针早经确定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及“基本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
百团大战的发动，实际上是集中八路军主力发动的战略性大规模进攻战役，明显地与上述战略方针不符。“集总”所规定的这一战役的目标，如“较长期切断”正太线，“基本是以截断该线交通为目的”（七月二十二日命令）；“彻底毁灭”正太线和同蒲线忻县至朔县段，使晋东南、晋察冀、晋西北和陕甘宁边区大后方完全“联成一片”（八月三十一日命令）等，均完全脱离了敌我双方的实力对比，超过了八路军当时所具有的能力。
这一超过实际能力的要求实际上造成了：一、原定参战兵力只二十多个团，而实际参战兵力超过一百个团，声势过大，军事力量过于暴露；二、大部分战斗是攻击敌据守的车站、关隘、县城、据点、碉堡，这不仅超出了游击战范围，也超出了运动战范围，变为阵地攻坚战了。
且为阻击敌援军，不得不打一些艰苦的阵地防御战。
百团大战转入反“扫荡”阶段之后，彭德怀出于某种战略战术上的考虑（如希望能抓住机会，歼敌一营以上，使敌以后之“扫荡”不敢以大队[营]为单位出动，从而使“扫荡”时间间隔加长、空隙增多），不顾部队疲劳，有些“蛮干”（彭德怀语），关家垴之战就是一个例子。
我在以往的贴中提到过，彭的这种考虑是有道理的，战机也是抓得好的（敌三路“扫荡”部队已失战术联系，各自孤立，关家垴至辽县４０公里，至黄崖洞２０公里，崇山峻岭，沟壑纵横，岗峦叠嶂，３路敌军的合拢与相互支援，非常困难），但“知己”不够，即考虑己方的疲劳程度和装备情况不够。
这种失误，有时也是难免的。
其三，有一种意见认为，百团战役我军以很大牺牲去进攻敌军阵地，虽然夺取了一些地方，但未能巩固意义不大。这当然是一种表面性、片面性的认识。这是在敌人占领区进行的斗争，每一寸土地都是从敌人手中夺取的。
在这种特殊战争样式下，不能设想只有我得而无敌争，也不能设想只有敌得而无我争；得而夫，失而复得，敌我双方都如此，如同我军四得五失涞源城。最后的巩固，就是最后胜利。如果只有具备了最后巩固的条件方该去得，那么在这以前该做些什么呢？所以，得失一次论是不符合敌后游击战争的逻辑的。
同样，“集总”命令以为能“较长期”截断正太线，及将根据地“联成一片”，也是违反敌后游击战争的逻辑的（尤其是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也是一次论的。
百团大战期间及刚结束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军内都给予了很高评价，如毛泽东给彭德怀的电报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但随之而来的华北战争形势的恶化使高级领导人对百团大战开始重新评价。1941年至1942年，日军在华北连续推行了五次带“总力战”性质的“治安强化运动”。八路军（还有新四军及华南游击队）所抗击的敌军总兵力，由1940年的58%，上升至1941年的75%和1942年的63%，八路军的兵力则由1940年的四十万下降至1941年的三十万五千。
根据地也大幅度缩小。凡此种种，造成对百团大战的评价的改变。1943年1月邓小平在太行分局会议的报告中对百团大战已持批评态度：百团大战使本区军事力量过于暴露，伤亡很大，元气不易恢复。
1944年4月，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的讲演中说，一九四零年底以前这个阶段，我党一部分同志犯了一种错误，就是轻视日本帝国主义，因此不注意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主张以大兵团的运动战为主，而轻视游击战争。
这一批评虽然没有点名，但实际上主要是批评彭德怀和百团大战。1945年5月10日陆定一在“七大”的发言中说：抗战时期，在华北一般地说是执行了中央路线的，但是有两次严重的错误：一次是十二月会议以后；一次是百团大战，是很大的错误。
同一天，刘伯承的发言批评百团大战是“原则的战略错误”。5月30日讨论“七大”军事报告时，朱德也批评了百团大战。后来朱德解释，批评百团大战，战术问题是不重要的，主要是战略上的错误。
现在看来，四二年以后对彭德怀以及百团大战的批评和批判，从总结经验的角度来讲，不无道理。
只是当时的气氛过于紧张（薄一波回忆，当时的气氛下，薄与安子文都没有勇气站起来为百团大战辩护），有些批评不符合实际（当时对日本最高层决策情报不可能完全了解，往往将42、43年的困难局面归之于实力暴露，而没有了解这是日本最高当局已经确定的战略。
也就是说，敌后根据地的困难是一种必然现象）而且上纲过高，还夹杂了个人意气的成分在内。这样的批评在高级领导人之间造成一种个人成见，对后来的党内斗争都产生了影响。彭德怀虽然作了检讨，但始终坚持百团大战是必要的，同时也从内心对某些不符合实际的批评不服气，认为是“操了二十天的娘”；而毛泽东则对彭德怀不肯全盘认错表示不满，认为彭的态度勉强（见师哲的回忆录）。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双方的这一成见对会议进程似乎也有着若干影响。
2。关于游击战
上述的百团大战以及洛川会议以后红军将领对运动战和游击战的主次问题的争论，实际上都反映出某种对游击战的轻视观念。
较早地将这个问题提高到战略高度加以认识的是毛泽东。他认为“中国抗日的游击战争，就从战术的范围跑了出来向战略敲门，要求把游击战争的问题放在战略的观点上加以考察。”毛泽东第一个将游击战作为一种弱国战胜强国的战略进行考察并加以成功的运用。
这不仅对当时，而且在现代也仍然有它的意义。
对中日战争而言，日本虽然在经济上、军事上都要比当时的中国强得多，但是它以少兵临大国，兵力不足，始终是它无法解决的难题。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后，投入中国战场的兵力达24个师团，100万人，国内仅剩一个师团（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每日新闻社1978年版）。
其军事实力已近顶点，无力继续进攻，只能将重点转移至已占领地区。而八路军真正让日军感到头疼的就是它的游击战术。
华北方面军第一零一师团作战主任参谋中村三郎中佐，据当时的作战记录回忆说，“中共军队的行动轻快敏捷，精通地理，捕捉消灭甚难，甚至（日军）还经常遭到中共军队的伏击”（《华北治安战》）。
华北方面军第一一零师团第一六三联队第二大队战报也记载，中共军队“在前沿地带布置了浓密的地雷网，令人神经紧张”（《华北治安战》）。结果日军虽作出很大的努力，所谓“治安”情况仍然越来越糟。原华北方面军高级参谋塞川吉溢大佐在回忆1944年秋季华北占领区治安状况时指出，华北民众大多数倾向于共产党。
1941年末，华北“治安地区”占10%，到1944年秋，“治安地区只有三个市、七个县，占1。4%。同1941年相比，治安状况明显恶化了”（《华北治安战》）。
总是有人认为游击战小打小闹，不过瘾，所起的作用也不如会战来得大。
提起八路军的战斗，被津津乐道的总是平型关战斗、百团大战等。而消灭敌人最多的百团大战和正面战场的一些会战相比，（就消灭日军而言，不包括伪军）只是中等规模而已。平型关战斗就更少了。是否由此而得出游击战所起的作用也是不值一提的结论呢？显然不是。
1938年8月至1940年5月在华北方面军参谋部任职的加登幸太郎说，“现在回忆起来，笔者在任时，整个方面军一天平均死伤50名。50名虽不多，但一年就有18000人离开战列，是大消耗战”（加登幸太郎，《中国和日本陆军（下）》，圭文社，1978年版）。
这一日常的消耗（显然它不包括一些大的军事行动——如“扫荡”中的伤亡），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实际上相当于每年进行一次大的会战所造成的损失。正面战场上的一些会战，如太原会战，“敌伤亡二万余人”；随枣会战，“估计敌先后伤亡一万三千余人，我军则约二万五千余人”；上高会战，“敌伤亡一万以上，我军亦有一万七千余”（据台湾的《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抗战重要战役选录，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出版）。
可见，这样的“日常”消耗，日军的确难以承受。
当时华北沦陷的县属超过500个，以一个县每天只消灭一个日军的话，则日军每天的损失要超过500人，这相当于一个步兵大队的5/8，一个混成旅团1/5，一个三单位师团的1/20，一个四单位师团的1/30-1/40。
反过来讲，也就是平均大约2天可以消灭日军一个大队，5天消灭其一个旅团， 20-40天消灭其一个师团。聚少成多，由此可见游击战争的威力所在。
日军作战通常以大队（营）为战术单位，日军有多少这样的单位呢？华北日军有４种部队：甲种师团８个（第２０、第１０８、第１０９、第５、第１１４、第１０、第１４、第１１０师团），每师团１２个步兵大队，１６个特种兵，（骑、炮、工、辎重兵）大队，共计步兵９６个大队，特种兵１２８个大队。
乙种师团７个（第３６、第３７、第２１、第３２、第３５、第２７、第２６师团），每师团９个步兵大队，１２个特种兵（骑、炮、工、辎重兵）大队，共计６３个步兵大队，８４个特种兵大队。独立混成旅团９个，每旅团５个步兵大队，３个特种兵（炮、工、辎重兵）中队，共计４５个步兵大队，９个特种兵大队（３个中队折合１个大队）。
骑兵旅团２个，每旅团５个骑兵大队，共计１０个大队。以上总计步、骑２１４个大队，特种兵２２１个大队（《中日血战三部曲》）。
可见，以看似微小的每天每县只伤亡1人，即每天500人这样的消耗率，日军也是持续不了几年的。
在抗日战争的8年中，我敌后战场共歼日军52万余人，就整个中国战场来说，日军被中国军队毙伤俘的总数，据日本方面的统计达133万余人（栋田博：《兵队日本史》第280页，东京新人物往来社1975年 6月版；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第266页，侏式会社教育社1979年版。
这不包括其在东北地区前六年战争中伤亡数和在滇缅作战中被中国军队毙伤数。日军在东北的伤亡，据日本方面统计，在1939年9月到1945年9月的14年中，日军官兵被东北抗日联军等抗日武装毙伤俘约172，000余人，据我方不完全统计，日军被我击毙者为182，700人，加上伤、俘的不下25万人）。
此外，敌后战场还歼灭了大量的伪军。总起来讲，敌后战场所消灭的日伪军，大部分不是靠大的战役战斗取得的，而是靠上述一点一滴的“日常”消耗，在无形中积累起来的。
从二次大战中其它各国的游击战中，也可以看出游击战在独立作战或配合正规战场中所起的巨大作用。
如在苏联，据《苏联军事百科》记载，战争期间受游击运动总司令部指挥的游击队共50万人，颠覆敌列车2万余列，炸毁装甲列车58列，毁坏机车1万余台，车厢11万节，炸毁铁路和公路桥梁1。2万座，击毁汽车5万余辆。
另据索芬斯基主编的《苏联》一书，战争期间，苏联游击队共歼俘德军约100万人。德军统帅部不得不使用警卫、侦察力量和大约10%的正规军去保护后方设施和交通线安全。
在南斯拉夫，在完全依靠游击战争的情况下，民族解放阵线由弱小的游击队发展成拥有80万正规军的解放军，战争期间共歼敌达40多万。
欧洲各国在德占区的游击战所牵制的德军：南斯拉夫40-60万，意大利30-40万，法国60万，希腊30-40万，加上其它国家共牵制德军达200-240万人。据艾森豪威尔保守的估计，欧洲西部德占区的游击战效果，相当于15个正规师的行动，对盟军登陆作战给予了很大的支持和帮助。
在现代条件下，游击战争的形式当然不一定和以往完全相同。比如对中国来说，提高武器装备水平，力争打赢一场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固然很重要。但对于如何应付一场全面或局部的防御战争，也应该作到心中有数。
在当前条件下，要打赢一场这样的防御战争，仍然离不开游击战。除了在战争初期必须坚持部分要点的守备以外，还必须组织比较正规的游击兵团，以部分野战军和守备、边防部队为骨干，由地方武装和民兵组成，编成相当于团、师甚至更大一些的单位，并建立能使之长期生存和独立作战的基地，以配合正面战场的作战。
在现代战争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的条件下，当敌突入我战役乃至战略纵深之后，其受兵力有限、战线拉长的限制，将不得不集中兵力于第一线，则其正面战场的后方、两个重兵集团的侧后、天然障碍的背面或国境线以内的地区，都可能出现守备薄弱或无守备的情况，这正是游击战争可以大显身手之处。
游击战除了骚扰敌后方，打击敌交通线以外，歼灭敌军有生力量也是重要任务之一。在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没有改变以前，打小歼灭战无论对正面战场的主力还是对敌后战场的游击兵团来说，都是首选目标。
据概算（70-80年代），我军要歼灭苏军一个摩步团，需集中5至6个步兵团的兵力和反坦克火力。因此即使对正规兵团而言，在战争初期，也只能力求打一些营或团的目标（在今天，如果不能掌握战略乃至战役制空权的条件下，歼敌目标也不能取得太大）。
对游击兵团而言，应该争取打击更小的（如连排级）目标，以逐步改变敌我双方的力量对比。
从二次大战以后的历史经验来看，对超级大国来说，最令其头疼的不是象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北约对南斯拉夫这样的战争，而是象越南、阿富汗、索马里这样的丛林、山地或城市游击战。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