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战伤救治
军医制度始于有脱离人民而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当古代奴隶制度国家形成和随之出现常备军的时候，军队医疗保健和救护伤病员的组织措施就开始产生，并且在军队卫勤保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对军事医学的情况记载较少，据现存所知的文献，类似军医院组织的机构，大概有以下几种： 后方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占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并开始形成的时期。 由于各诸候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大国诸候争霸的局面，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剧烈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军官和士卒免不了要发生战伤和疾病。为了提高部队官兵健康水平，保证战争获得胜利，因此，军医的派遣和军医院...全部
军医制度始于有脱离人民而独立的常备军出现的时候。当古代奴隶制度国家形成和随之出现常备军的时候，军队医疗保健和救护伤病员的组织措施就开始产生，并且在军队卫勤保障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 我国历史上对军事医学的情况记载较少，据现存所知的文献，类似军医院组织的机构，大概有以下几种： 后方临时伤兵医院 春秋占国时期，是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转变并开始形成的时期。
由于各诸候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形成大国诸候争霸的局面，出现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经过数百年剧烈的兼并战争。在战争中，军官和士卒免不了要发生战伤和疾病。为了提高部队官兵健康水平，保证战争获得胜利，因此，军医的派遣和军医院的组织便提到统治者的军事首领面前。
春秋战国时期，军队中已有巫医和方技，当与敌人作战时，便征用当地富室房屋。凡重伤士兵都安顿到临时组成的伤兵医院疗养。由士大夫家派人照料，每日以酒肉补养伤员，并经常派遣官吏巡视。痊愈后即造册上报，以便重行归队。
如自行残伤以逃避兵役，罪及家属。 吕望《六韬》中曾提到军中有“方士三人，立百药，以治金疮，以痊万病。”似乎在周初以方士主持军中的医药。 《墨子》书中说：“举巫医人有所长，具药官之，……及有方技者若工第之。
”（1）证明当时军中有巫医和方技。又说：“伤甚者令归治病，家（据范行准注，指士大夫之家）善养，予医给药，赐酒日二升，肉二斤。令吏数行闾视病。有瘳，辄造事上。诈为自残伤以辟（同避）事者，族之。”（2）一般认为这是我国在作战时设立临时伤兵医院之始。
边防军医院 汉代边防军的任务为实边、屯田、穿渠及作城之类，间亦被调作战。文帝时（公元前179～159）晁错曾建议招募人民移置边塞，并设置医药以救疾病。（见《西汉会要》及《汉书》）。1931年西北考察团在居延附近烽燧中，发现大批汉简与遗物。
其中有关军医的很多，计有军用药函和“药盛橐”和残件。药函上有“显明坠药函”字样，为长方覆斗形，有系绳纹和安置泥封的地方，其中所盛当即行军必备药品。此外，在木简中还有军队患病名册（记录军士姓名、疾病治疗经过及结果）、疾病统计簿、医护人员记勤薄、军队负伤记录簿（当时称为折伤簿），已载有用药物、针、炙及膏药治伤，并记有“天凤元年”（公元前80）的字样，军中还有兽医。
证明在西汉时，这些屯驻边防的部队中已有军医院的设立，并建立了“病书”、“折伤簿”等一系列制度。但其具体组织如何。在禁卫军和内地军中是否也同样实行，史书上没有记载。 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 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是为防治军队中严重的传染病而设。
军队减员，除了作战受伤而损害战斗力外，自然以传染病的流行为最严重。我国历史上如东汉建武二十年（44）马援征交趾，军吏瘅疫死者十之四、五（3）；建安十三年（208），曹操赤壁之战失败，也是由于军队发生大疫（4）。
这些都是有名的例子。 汉桓帝延熹五年（162），皇甫规征陇右时，因为军队中发生流行病，死亡占十之三、四。皇甫规便将传染病患者安置在临时指定的庵庐中，使之与健康的士卒隔离，并亲自巡视，给予医药。
《后汉书》对此事曾有记载：“延熹四年冬（161），三公举为中郎将。……明年（162），规因发其骑共讨陇右。而道路隔绝，军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规亲入庵庐，巡视军士，三军感悦。”（5）设备虽简陋，但它却是史书中记载在军队设立传染病隔离病院之始。
救 护 所 在唐代，辽阔的疆域和漫长的边防线之所以能够巩固，唐朝地主阶级一百多年相对安定的统治秩序之所以能够确定，其中重要的因素是府兵制造成了强大的唐帝国军队。 在《通典》中曾引用李靖兵法：在军队中每营设有“检校病儿官”，每日巡查伤病员情况和饮食起居，以便安排医疗和后送，如发现新的病员或病情危重的士兵，必须报告总管，令医生巡营，给以适当的治疗（6）。
营主和检校病儿官，应按照伤病员伤势的轻重，安排运输工具和护理人员。能行走的病员给傔人（看护）一名；病重不能行走的加给驴一头，连牲口也不能乘骑的重伤病员，则给驴二头，看护二人缚辇（担架）运送。
如病儿检校官和傔人不好好照顾伤病员，各杖一百；若将未死的伤病员加以掩埋时，处以斩罪。 部队中军校，每三天必须巡行本部军士的营幕，检阅他们饮食的精粗，以及劳逸是否适当 ，并抚恤战士疾苦，视察医药护理情况。
战士如有死亡应立即上报，以礼祭葬，并抚恤其家属。如果死于阵战间，同火（唐府兵制的基层单位，每十人为火）应掩埋其尸体，如因作战负伤死亡，本部将校应将经过情况详细呈报，以礼祭赠。如仅负伤，应随伤势的轻重予以优赏。
由以上记载来看，唐代在军队中似已有类似现代救护所的设立，并有了较详细的医疗后送制度。 地方军医院 地方军医院的组织始于宋代。景祜3年（1036）已载有在广南地区为兵民设置医药的事。 《宋史》载：“景祜三年二月甲子，以广南兵民苦瘅毒，为置医药。
”（7） 《宋会要·职官22》中也载有“熙宁十年（1077）五月，诏安南军回士卒病者，委所在宫舍存泊，差军员提举续给口券，官备粥药。州军委都监，县镇委主簿或监镇官检视。 比较具体而确属地方设立的军医院，为河北磁州知州赵将之设立的“医药院”。
靖康元年（1126），金人大举进攻南宋。北方州郡先后多被残破，军民遭受严重的伤害。在磁州（河北磁县）由赵将之首先创立医药院收容溃散的伤病员。据《宋会要辑稿》载：“钦宗靖康元年六月十四日，知磁州赵将之言：种师中兵溃，有被伤之人，疲曳道路甚多。
臣已随宜措置，出榜招收。权置一医药院，收管医治，如臣一州所医已二百余人。切虑别路州郡，尚多有之。乞下诸州将重伤者每人支绢一匹，钱一贯；轻伤者半支。并以系省钱物充，仍委守臣当官给付。依已降指挥，将诏到溃散人并发上边应援太原外，有被伤未堪驱使人，并令逐州医治。
俟平愈日，逐旋结队发遣，从之。”（8） 赵将之向当局提出各州郡应设立地方军医院，原是一个很好的建议，可惜当时北宋已濒于覆亡的前夕。虽然政府同意这一建议，但不久汴京沦陷，徽钦被虏。除在磁州设立外，这一建议并未在其他路州郡付诸实行。
但赵将之所设医药院，可以说是由地方设立军医院之始。 兵站医院 类似兵站医院的组织，在我国历史上似乎直到13世纪才出现。在13世纪以前，对于退伍还乡途中的病兵还没有接待和疗养的机构。 隋代公孙景茂为息州刺史时：“时属平陈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减俸禄为檀粥医药，分赈济之，赖全活者以千数。
”（9）但这样贤良的刺史是很少见的。一般战士还乡时，受尽颠沛流离之苦，得以生还的实属万幸。唐诗人卢同所作《逢病军人诗》中有：“行多有病住无粮，万里还乡未至乡，蓬鬓哀呤古城下，不堪秋气入金疮”之句，从此可以想见一般。
我国自从9世纪发明了火药，其后火药武器逐步改进，在战争中逐步取代了冷兵器，在宋元交战时已经采用炮攻，使得战争规模扩大，战士伤亡率增高。因此，对部队医疗设施的需要更为迫切。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规定：“军前若有病患军人，随令高手医工对证用药看治，各奕选差好人服侍，仍仰本奕额设贡领官，不妨本职，专一司病。
看治病军，将养复元，方许轮番当差使，逐旋具数，开呈本奕。若考校时，验病死军人多寡，定夺司病官责罚施行”。（10） 《元史》载：“至元十六年（1279）二月诏：湖南行省于戌军还途，每四、五十里立安乐堂。
疾者医之，饥者廪之，死者藁葬之，官给其需”。（11） 《元典章》载：至元二十一年（1284）二月，“御史台咨监察御史呈会验……照得扬州省札付各翼并都镇抚司：起盖安乐堂。将获病军人，每五名将军一名煎煮扶持。
仍委年高谨厚头目一员充司病官，将引医工诊候，官给药饵调治，须要痊可等事。近巡视扬州四城，蒙古、汉军、新附军三十余翼，虽汉军一十二翼起盖安乐堂，兼蒙古、新附军二十余处，自来俱不曾置立安乐堂，就取论各翼并都镇抚司、首领官、司病官，各各违错招伏。
今来卑职参详：省都镇抚司并各翼管军官、司病官，不以病军为念，不行置立安乐堂；及虽有房舍，又多疏漏，什物不完，药饵阙少，提调怠慢，以致军人死损，有失朝延伏恤军人之意，呈乞依理惩戒，仍遍下各道按察司一体施行。
”（12） 但由于封建社会的腐败和官吏的贪渎，安乐堂的情况不并不安乐。据至大元年（1308）录事李贞上书：“切详各处安乐堂，盖为过往病军所置，国家恩惠不浅。病者命医调药，从宜动念死者，席卷椽箅，良可伤心。
比照养济院贫子……除柴米衣装依时支给。遇有死者，例给棺板，明破官钱。而况远近屯戌军人，弃父母，抛妻子，征进效劳，若不能悉举，反不若孤贫坐请无用之徒。”（13） 至元七年（1341）尚书行省根据各地反映的情况上书说：“无气力有病患的军人，这遇州城村寨头目，如无上司文字，不与饮食，根底也不照觑，更不医治，以致军人忍饥病死底多有。
”（14） 安乐堂的设立，其目的在照顾过往患病的军人。每隔四、五十里设一堂，堂内有司病官及高手医工，每五名病军有一名护理人员，为之煮药扶持，并以病死军士人数来施行奖惩，有类于现代的兵站医院。
其初衷原不可谓不善，但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办理不善，有名无实。甚至伤病员死后，还不如一般“孤贫无用之徒”的乞丐。因此，安乐堂最后也随着元王朝的灭亡而消失。 残废军人院 明太祖朱元璋出身贫苦佃农，自幼受尽地主欺凌压迫，参加起义军后，终日征战，因此对农民和土卒的困苦有所了解。
为了巩固他的政权，采取与民生息和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对战士也比较体恤。洪武（1368～1397）初，明太祖奠都南京。在新造宫殿墙外周围隙地建造营房以居住残废伤兵。他们日中必须工作，夜晚担任巡逻，由国家给粮赡养，使不致流离失所（15），这一设置有类于现在的荣军院。
二十三年（1390）二月，又命兵士年老及残废者，回到各卫设营居住（16）。 宣德七年（1432）九月，命全国卫所军士中年老退役而无依靠的人，收养于各府、州、县的养济院中（17）。 养济院原系明初设立于全国各州县的慈善机关，收养鳏寡孤独无依的人，并有医生担任治疗。
但到仁宗即位（1424），各郡邑的养济院已经居室敝坏，肉帛布絮不按时给予了。所以老年及残废军人的生活与医疗还是没有保障。 野战医院与后方医院 太平天国（1851～1864）农民起义军，关心军士的健康，平时注重军队卫生，战时对伤病员爱护备至。
凡战士打仗受伤时，有拯危急一员，先用草药敷治，然后送入能人馆疗养。设有理能人一员，专司病人茶饭汤药，一切药料由功臣衙供给，设功臣一员总管。如果能人馆住满了，便叫病军自赁民房，待痊愈后再销假。这些措施充分表现出太平军对伤病员的关心和爱护。
就是对太平天国横加诬蔑的《赋情汇纂》一书，也不得不称赞太平军说：“将士病者，医治甚勤，药饵无缺，左右常有服侍之人。”（18）对比当时曾国藩率领的清军营中“瘟疫繁兴，死亡相继……尸骨狼籍，无人收埋，病者无人传药，甚至一栅之内，无人炊”的惨状，真有天壤之别。
（19） 在天王颁布的体惜号令中，更谆谆告诫将宫们：“凡为佐将者当知爱惜士兵。譬如行营，沿途遇有被伤以及老幼人等，遇有越岭过河不能行走者，必须谕定各官，无论何人所有马匹，俱率与能人（指伤病员）骑坐。
如马匹不敷，总要令兵士抬负而行，庶无遗弃。至于扎定营盘之时，必须谕令拯危官员将所有能人，每逢礼拜之期，务要查实伤愈者几名，一一报明，令宰夫官三日、两日按名给肉，以资调养。又令掌医（外科医生）、内医（内科医生）格外小心医治。
拣选新鲜药饵，不可因其脓血之腥臭而生厌心。其为佐将者，当公事稍暇，亦必须亲到功臣衙看视。其有亲属者，看其远近，酌量令其前来照料；无亲属者，本营兄弟总要小心提理，念同魂父所生，视为骨肉一样”。农民起义军领袖对士兵无微不至的关怀，比照清穆宗同治元年的上谕认为“瘟疫流行，将士摧折，此乃无可如何之事，……只有祈祷上苍，以翼天心转移”（20）的敷衍了事，草菅人命，更不可同日可语！ 根据以上资料分析，能人馆类似现代野战医院，而功臣衙相当于后方医院或疗养院。
随军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行营医院 清代在鸦片战争以前，军队中无固定的军医名额及军医院的组织。鸦片战争后，成立新军，才有正式的现代军医编制与军医院的设置。 光绪三十一年（1905）七月，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广州设立随营医院，为医治伤病员的场所。
八月，开办随营军医学堂，聘请日本医学士一人，充任随营军医学堂总教习及随营病院诊察长。另雇助手一人，药剂师一人作为副手。当春夏疫病盛行，染病官兵得以在院医治，救痊甚众“（21）。这是我国第一次开办的现代化随军医院。
光绪三十年（1904）日俄战争，在上海成立万国红十字会。三十一年（1905）清延遣使赴瑞士加入国际红十字会。三十三年（1907）于上海成立红十字会医院，并附设医学校以培养人材（22）。 宣统二年（1910）武昌起义，清政府曾谕令袁世凯筹办前敌行营医院。
上海红十字会也曾组织三个医疗队驰往前线救护（23）。但次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即宣告灭亡。 1。我国古代除元朝于各翼设立安乐堂以治疗过往患病军人外，历代都是在作战时征用民房临时安置伤病员，如春秋战国时的临时伤兵医院，汉代的后方传染病隔离医院，北宋的地方军医院等。
明初虽设残废军人院，但不久即移至养济院，并无专设的军医院组织。 2。太平天国为伤病员疫立能人馆与功臣衙，对伤病士卒爱护备至，与封建统治阶级对士卒伤病的漠不关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3。鸦片战后，清政府成立新军，才有现代化军医院组织出现，如随军医院、红十字会医院与前敌随营医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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