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过热为什么会通货膨？

什么是经济过热？

近期关于经济过热的讨论，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可能变化，直接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如何尽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解除他们的疑惑，也成了媒体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遗憾的是，近期媒体上大多数文章，属于人云亦云，写文章的人，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读者看完之后，自然更是一头雾水。 在这一话题上，有几个基本的问题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什么是经济过热？能否及如何认定当前是否存在经济过热？经济过热的害处在哪里？它的成因及症结何在？能否找到有效的手段用以消除经济过热？可能采用的手段是否会带来一些有风险的副作用？它们对各类社会公众的利益有何影响？...全部

   近期关于经济过热的讨论，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话题。尤其经济形势和政策的可能变化，直接关乎每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以及他们对未来的预期。如何尽可能满足公众的知情需求，解除他们的疑惑，也成了媒体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遗憾的是，近期媒体上大多数文章，属于人云亦云，写文章的人，本身就没有一个清晰的脉络，读者看完之后，自然更是一头雾水。 在这一话题上，有几个基本的问题是必须首先回答的。什么是经济过热？能否及如何认定当前是否存在经济过热？经济过热的害处在哪里？它的成因及症结何在？能否找到有效的手段用以消除经济过热？可能采用的手段是否会带来一些有风险的副作用？它们对各类社会公众的利益有何影响？ 当我们讨论经济过热的时候，对它给出一个定义和测度的标准，是最起码的要求。
  如果存在“语义上行”上的疏漏，各种观点就很可能是自说自话、鸡同鸭讲，最终无可避免地陷入“哩之谬误”的逻辑陷阱。 目前许多媒体言论，甚至包括一些经济学者，都把GDP增速作为衡量经济是否过热的尺度。
  就是说，如果GDP的增速超过了一定的“合理幅度”，那么就说明经济过热已经出现，需要加以调整，使之回复到稳健增长的“健康轨道”上来。 事实上，这种看法是完全不成立的。不管它使用了多少统计数字或者多么复杂的计量模型，都无法对其观点构成起码的支撑，因为它违背了许多最基本的常识。
   常识之一，是GDP数字并不能有效体现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在不同时期、不同背景条件下的两个相同的GDP增长数字（即使其测量是完全准确的），其背后代表的经济实际增长情况并不是相同的。甚至，较高的GDP数字对应的实际增长，反而低于另一个较低数字所对应的情况。
   那么，让我们退一步，不用GDP数字，而用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来衡量是否存在经济过热，是否可行？在这里我们需要了解第二个基本常识，那就是“经济的实际增长速度”，它是无法测量的。将一个无法测量而只能设想的概念，用到实际的操作中来，这是无比危险的事情，违背了最基本科学方法的要求。
   即使让我们再退一步，假设经济增长的实际速度是可以测量的，或者假设GDP数字就能够基本代表经济的实际增长数字，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以此为依据来判断经济是否过热呢？还是不可能。 这里我们需要引入第三和第四个基本常识。
  首先，假设经济增长没有副作用和长期的风险，那么经济的增长就意味着整个社会越来越富有，增长的速度就是越快越好，根本不存在“增长过快”的问题。所以，“热”必须是有问题的，才能称为“过热”；否则就只能称为“大热”、“高热”，是好事而不是坏事。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根本不存在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合理增长速度”尺度，高于这个标准就是过快，低于这个标准就是合理。在不同的背景条件下，以及在经济增长的不同时期，这个“合理”的范围是天差地别的。
  对于一个高度成熟、各种资源的利用已经接近合理边界的社会，3％的增长速度可能已经是奇迹；而对于一个经济发展刚刚起步、大量资源的有效利用还存在极大潜力的社会，15％的增长速度可能还嫌过低。 所以，从增长速度根本不可能得出“经济过热”的结论。
   而除此之外，关于经济过热的第二种说法，是“投资过热”，就是说，当前的投资规模过大，超出了未来几年正常发展的需要。这种说法又如何呢？回答是，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得出结论——尤其是可用于操作的结论——仍须慎重。
   “投资过热”，或者说超前的过度投资问题，从理论上看是存在的。或者说，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这个问题有可能出现。 从人类经济发展的历史来看，越是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生产就越直接，绝大多数生产活动都是用于直接产生消费品。
  这种生产方式的缺点是效率低下，优点是简单，社会成员之间的独立性强而相互依赖性弱，每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来决定手头资源的分配，即使达不到所谓的“最优均衡”，但生产出来的任何东西都很难被浪费。就算某样东西一时生产得太多，也大不了存放起来以后再用，然后减少这种产品的生产也就是了。
  在这种阶段，所谓“经济过热”是几乎不可能存在的。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生产就越来越呈现“迂回”的状态。消费品的生产不仅依赖基本自然资源和劳动，更依赖资本品。社会分工日趋细化，成员间的独立性越来越弱而依赖性越来越强。
  在这种时候，一部分社会成员将专门从事资本品的生产，他们决定自身生产规模的依据，不是自己的需求，而是其他生产环节的需要，更准确的说，是对这种需要在未来的预期。但没有人能够对未来做出准确的预测，因此他们的判断，有些时候会是错误的。
   如果资本品的生产者对未来作出了错误的预测，那么他们生产出来的东西，很可能被闲置，甚至根本得不到使用。而在迂回生产的结构体系中，越是远离消费品的“高级”资本品，出现问题的可能也就越大。
  因此在理论上，投资的“过热”，尤其是结构性失衡的“局部过热”，是完全可能出现的。 但是，投资是否过热，要做出准确的判断，只有时间、只有事实才能下结论。出现投资过热的原因，正是因为人类理性和预见力的不完全性。
  如果我们认为，在当前我们就可以断言，现在的投资是过热的，那么我们已经否定了这种不完全性；而如果我们否定这种不完全性，那么投资过热就根本不可能出现。所以，这是一个逻辑上的悖论。 目前有一些经济学者，仅仅根据基础投资或者固定资产投资在GDP中的比重这样一个数字就断言已经出现“投资过热”，这种思维模式，和前面所说的“GDP增长过热”一样，在科学方法上是不能成立的。
   但是，投资过热并非完全无迹可寻，我们仍然可以做出一些推测，但是推测的依据，并不是任何统计数据，而是我们对人类行为与选择规律提出的假说。关于这一点，下文中将做出进一步的陈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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