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民间文学的价值论述题：从非物质文化保
民间文学。又称民间口头文学。或民间口碑文学。它与作家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口耳世代相传的一种大众文学形式。有的民族学家认为“民间文学是民族学的近亲学科。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 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1]还有的民族学工作者认为:“民间文学。又称民间创作。或人民口头文学。它不是用文字创作形式表现!f而是一种通过口耳相传的创作。 ”[2]
民间文学在各种民俗传承中最富有活力的。是其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风貌。蕴含了大量的民俗材料。在许多时候。民间文学与民俗环境相辅相承。水乳交融。诸...全部
民间文学。又称民间口头文学。或民间口碑文学。它与作家文学的区别。就在于它是口耳世代相传的一种大众文学形式。有的民族学家认为“民间文学是民族学的近亲学科。民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流传的。
反映劳动人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并表现他们的审美观念和艺术情趣。具有自己艺术特色的口头创作。”[1]还有的民族学工作者认为:“民间文学。又称民间创作。或人民口头文学。它不是用文字创作形式表现!f而是一种通过口耳相传的创作。
”[2]
民间文学在各种民俗传承中最富有活力的。是其表现了人民的生活。反映了广阔的社会风貌。蕴含了大量的民俗材料。在许多时候。民间文学与民俗环境相辅相承。水乳交融。诸如七夕之夜。
妇女们在月色朦朦下“乞巧”的种种俗行。就最为真挚地表达了她们的感情和愿望。因而民间文学是探索民俗心理的一条途径。几千年流传的简朴的口头语言是通往人民内心深处的绵绵不绝的长河。
民间文学是所有民间的口语创作的总称。
具体地说。是指各族人民过去和现在所创作传承和享用的各种口头文学作品。包括神话、传说、故事童话、笑话、寓言、歌谣、谚语、谜语、史诗、叙事诗、快书、相声、小戏等等。这些庞杂的内容。又有论者根据其表现形式划分为讲述、歌唱、说唱三种形式。
并归为口头文学、民间戏曲、口碑语艺三大类。
民间文学分类
口头文学类
包括古代神话、民间传说、民间故事、民间歌愿、民间长诗(包括英雄史诗、叙事诗)等。如神话有《关于母熊的故事》(鄂伦春族)、《九个太阳》(铬巴族、图家族)、《葫芦瓜》(黎族)、《创世纪》(纳西族)等、《人工地母》(德昂族)、《合心兄妹》（哈尼族)等。
几乎每一个民族都有本民族的神话。这些神话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这些民族古代的历史和社会的文化生活。如人类起源、图腾崇拜、采集、渔猎、游耕农业、血缘婚、母系民族首领和迁徙历史等远古时代的各种民情风俗。
传说反映的民间生活习俗也很广。叙述民族来源或迁徙的传说有《来莫日根》(鄂温克族)。反映向自然作斗争以发展生产的传说有《洪水滔天》(羌族)等。直接记述古代风俗和历史事件的传说有《泼水节的故事》(傣族)、诗歌为民除去的传说有《天眼重开》(回族)。
此外。有些民族还有解释自然现象。地名来源和信奉宗教的传说。这种传说反映了信仰习俗。
本土前现代的“民间”作为传统文化结构中的依附性亚结构或反文化在本世纪初尚未生成为与国家分离的、可自我定义的社会实体。
“民间”之成为具有现代意义的、自律的社会表象是五四以来中国学者在想象中不断加以转换的结果。在想象和转换过程中，中国学者不仅重新阐释了引进的民间文学学科理念，而且借助民间文学表象对现代性方案做出了本土性的思考，从而一方面获得了操作民间文学表象以改造传统并整合多元民族文化的话语权力，另一方面也用20世纪的中国经验为全世界贡献了一份独特类型的现代性设计，从而形成了一种本土的新传统。
本文试图从学科角度客观地分析、理解这一新传统，并希望能以此为学科发展的未来走向和学者身份的自我理解提供一些学理和思想上的资源。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学科是五四新文学运动引进西方现代学科folklore的结果。
在英语中，folklore既用以指称学科门类和学科对象同时也是学科的核心理念，通过赋予学科对象以抽象理念，folklore──民间文学就成为现代学者想象民间社会、民间文本时借以表达并整合多种现代性原则的表意对象。
作为现代性问题的知识产品，现代学科的各个门类都在不同程度上回答了不同层面、不同侧面的现代性问题。现代学者将不同的现代性原则（如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个人主义）投射于民间文学表象，于是就形成了多种民间文学理念之间相互竞争以及在民间文学表象整合功能的作用下以不同方式相互组合的深层关系。
作为民间生活的自在知识，民间文学能够生成为具有现代意涵的学科表象当然是现代学者主观阐释、操作的结果，而诸多民间文学理念则是现代学者对不同现代性主张的学科式转述。中西方现代民间文学家对不同学科理念的侧重与整合方式主要反映了不同文化主体对特定现代性方案的独到选择，就此而言，对中国民间文学学科核心理念的分析可在象征层面成为20世纪中国现代性之自我理解的有效途径。
一 “民间”理念的中、西差异：边缘性与下层性
在现代英语中folklore已是一条十分歧义的复合词语。目前folk在汉译时，作为名词可从种族、民族、亲属、家属、人民或人们等多种语义予以理解；作为形容词folk有汉语“民间的”意思。
lore的本义是经验、知识或学问，引申为特殊科目的知识，据此语义folklore被译为民俗或民俗学。在传统的共同体中，民族的和民间的大部分知识往往要依赖口头形式代代相承，以书面形式相承的只是传统知识中的一部分（尽管是主导的部分），因此lore除了知识（俗）也有口头传说的意思。
folklore既可译作民俗，亦可译作民间传说，而民间文学又多以口头传说的形式存在，再加上自从民俗学诞生以来民间传说、民间文学始终是各国民俗学者最主要的研究对象，在有些民俗学者那里甚至是唯一的对象，因此folklore也可被视作民间文学的同义语。
folklore的歧义是人们（包括各派学者）在长期使用中不断阐释、不断赋予其新义从而累积下来的结果；folklore的汉译同样可作如是观。
威廉·汤姆斯（W·J·Thoms）在1846 年最早提议使用folklore一词以界定民俗与民间文学，欧洲学者“对民俗兴趣的日益增长是与19世纪浪漫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学术思潮紧密联系的”。
219世纪的欧洲学者发展了一种反启蒙主义的浪漫立场，为了对抗理性主义的世界性扩张，浪漫主义者诉诸地方性和民族性的感性主义传统，既而认为这种地方、民族传统（如神话）尽管正在消逝，但传统依然以蜕变形式保存于无文字群体的民众──准确地说是农民──的口头文本（如童话）之中，在浪漫主义者看来，农民的也就是地方的和民族的，而口头文本则是农民与民族之间联系的纽带。
只有农民才是地方性和民族性的真正代表，这种浪漫主义思想渗透到19世纪的诸多学科门类中，甚至成为一些实证学科得以成立的价值预设，这也是特洛尔奇（E·Troeltsch）所谓“现代性原则含混”的表征之一，3民俗、民间文学学科是其典型。
就对启蒙主义的拒绝而言，勃兰兑斯（G·Brandes）指出：19世纪的浪漫主义“直接反对的是十八世纪的某些思想特征，它那枯燥的理性主义，它对感情和幻想的种种禁忌，它对历史的错误理解，它对合法民族特色的忽视，它对大自然索然无味的看法和它对宗教的错误概念……”4浪漫主义者反对以城市文明、工业文明为标志的现代理性及其世界扩张（世界主义是启蒙主义关于人之理性同质的逻辑延伸），他们把对民族感性传统的想象投射到乡村和农民身上，认为居住的偏远地方的农民未受或少受出自现代理性中心之文明教育的污染，因而最大限度地保持了民族共同体的传统感性生活方式。
在浪漫主义者看来，民间文学不仅是民族性的建构基础，同时也是普遍性的解构资源，从而成为价值知识的真正言说。这种关于乡村和农民道德生活的浪漫观点为19世纪以来西方多数民间文学家所秉承，无论他们对“民”的释义有多少分歧，“民”是乡俗即真正的价值知识的持有者是其共识，因而folk的准确释义只能是乡民或农民，而生活在城市和工业文明中的市民等其他公民或国民都不能作为民族传统的充分代表。
由于只有乡民和农民才是充分意义上拥有完整而未分化的民族传统的“民”，5因此在浪漫主义者界定“民”之性质的词汇表中，中心词只能是古代性和边缘性，即汤姆斯所云“消失的传说”和“地方的传统”，6而不是下层性和现代性。
农民当然也是现代下层的生活群体，但就浪漫主义思想的关注焦点而言，“民”的现代性和下层性不是本质性的问题。如果将folk译作“民间”，那么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者的“民间”将不包括曾经高举启蒙义旗的市民而只含有面向传统的乡民或农民的意思，罗素（H·Russell）说过：“在浪漫主义者看来，穷人决不是都市里的，决不是工业界的”。
7然而正是在此关节之处，folk的“民间”汉译发生了明显的词义转换。与folk在西语中对立于市民不同，在汉语中“民间”一词的对应指涉多是官方，因此汉语的“民间（非官方）”概念是可以包括生活在城市中的平民或市民的，比如我们在五四民间白话──通俗文学的概念中首先看到的就是宋元以来市民语言的身影。
于是，在folk汉译以后，“民”的古代和边缘性质就不知不觉地转化为涵有近代和下层意义的范畴，从而显示出不同的语义侧重。
当然，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的“民间”概念中所涵盖的市民（宋元以来的市井之民）并不等于现代西方学者用以定义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的市民。
19世纪初期欧洲主要国家（如英、法等国）的市民生活已经建筑于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据此马克思称近代以来的欧洲市民社会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比较之下中国前近代以来的市民尚未获得充分的资本主义生活经验，8因此20世纪初期中国的市民和农民都还未最终突破传统四民（士农工商）的历史范畴，也就是说前近代以来的中国市民仍可以生活于市井中的农民视之。
就此而言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与他们的西方同行一样将学问对象定位于农民即folk和“民间”，并且在将农民生活、农民知识道德化、理想化这一点上，中西方现代民间文学思想的主流都表现出浪漫主义的价值态度，不同的是一个是民族整体性的浪漫主义，一个却是社会分层性的浪漫主义。
换句话说，同样是农民，现代欧洲农民所持有的道德知识是民族性的，在古代为贵族和平民共同拥有并以神圣的贵族精神为旗帜，只是近代以来才仅存于农民之中；而现代中国农民所持有的道德知识则始终是阶层或阶级性的，其在古代也只是表达了传统知识中反映世俗平民精神的那一部分内容，在五四学者看来，传统的分化已经如此久远似乎自古皆然。
当19世纪欧洲的浪漫主义者诉诸中世纪或前中世纪的地方传统以表达天才式的个人情感对于庸众式的世界理性之异化力量的反抗时，他们的浪漫主义勿宁说是一种贵族式的伤感。反观五四民间文学家们借助传统民间或下层群体的感性力量并将其发挥为现代话语权力以打倒正统体制的礼教束缚时，他们的浪漫主义已经转换为平民式的乐观。
可见在不同的语境中，操作相同的能指符号甚至所指对象，却可指向相异甚至相反的（启蒙或反启蒙）目标。
与西语folk一样，汉语“民间”同样是一指涉含混的词汇，“民间”一词源于日常语言并且长期未获学术定义，于是人们在使用时一般只能从其否定的方面即“非官方”之义加以理解，也就是说凡官府、体制之外的领域均可以“民间”视之。
甘阳指出：“‘民间社会’这一看上去相当简单的中文词中，实际隐含着一种极其根深蒂固的、中国人看待政治生活和政治社会的传统方式，这就是‘民间对官府’这样一种二分式基本格局。”“民间社会”概念的含混性与“动员民众对抗官府”的态度取向有关，于是人们使用“民间社会”时的“着眼点多不在‘民间社会’自身内部的种种结构性差异，而是特别突出了‘民间社会’在面对官府官方时的整体性、一致性、同质性，从而也就是‘战斗性’”。
“‘民间社会’这个词绝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毋宁是一个可以唤起一大堆非常感性的历史记忆的符号。”“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我理解或自我形象（self-image）实际上就是由中国代代相传的无数历史记忆和文学形象所构成的。
”9五四学者用“民间”移译folk，正是借助于对非正统文学中民间自我描述的发掘来启发下层民众的自我意识从而达到针对正统文学制约下民间对官府依附性生存的启蒙效果。
五四学者用“民间”一词移译西语folk，同时用“俚俗”移译lore。
在汉语中“俗”与“雅”相对而言，五四学者用来指涉所有非官方、体制外的下层知识。与“民间”一样，“俗”也需要从“雅”的否定方面来定义，郑振铎就是这样描述“俗”的内涵的：“何谓‘俗文学’？‘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
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凡不登大雅之堂，凡为士大夫所鄙夷，所不屑注意的文体都是‘俗文学’。”10郑振铎的表述使用了五四学者在定义民间文学时的流行语式。
在汉语中“俗”有约定俗成、通俗和庸俗等多重语义，五四学者摒弃了其中贬义的庸俗，仅在通俗之褒义和价值中立的约定俗成方面使用“俗”字。五四学者将“俗”的价值置于“雅”的知识地位之上，用胡适的话说，这正是五四学者希望提供给时代的“几个根本见解”。
11五四学者公开声明自己的价值立场是站在平民之俗而不是贵族之雅一边的。在五四学者看来“俗”是与“雅”相对而言的道德化知识，在现代生活中“俗”与“民间”已经获得道德评价的正面语义，而“雅”则已失去道德依据。
这显然与19世纪欧洲浪漫学者的民族──贵族性倾向绝然异趣，尽管二者同以农民的口传文本作为表意符号。
较早使用“民间文学”这一汉语概念的中国学者中有“研究过西洋文学史”的梅光迪。1916年3月19日，他在给胡适的信中说：“文学革命自当从‘民间文学’（Folklore，Popular poetry，Spoken language）入手，此无待言。
”12在同一封信中梅光迪还使用了“俚俗文学”一词以解释、限定民间文学，据此推断，梅光迪所说的民间文学含有下层文学的意思，这样就向上接通了自周秦以来中国汉语文化传统一以贯之的“雅、俗”知识、道德与阶层分化的思想脉络。
梅光迪也许是最早用下层社会--俚俗文学理念替换边缘民族--folklore理念的中国学者。梅光迪之后，胡愈之试图予folklore──民间文学的概念以更清晰的定义，他指出：“民间文学的意义，与英文的‘folklore’大略相同，是指流行于民族中间的文学。
民间文学的作品，有两个特质：第一，创作的人乃是民族全体，不是个人。……所以民间文学和普通文学的不同：一个是个人创作出来的，一个却是民族全体创作出来的；……”13胡愈之给予民间文学的定义（意义与特质）十分清晰，其表述方式也相当学术化。
与梅光迪误读的下层社会性理念不同， 胡愈之的翻译和阐释更忠实于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的folklore边缘民族性理念，但却没有得到五四学界的一致认同，甚至学界长期没有关于民间文学的统一命名，或称之为“民众文学”、“大众文学”、“平民文学”，或与“通俗文学”有梳理不清的瓜葛。
14但是在相异之中也有相近之处，这就是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的几代学者中间，无论给予民间文学怎样的命名，多数学者（如梅光迪、胡适、陈独秀、傅斯年、徐家瑞、董作宾、顾颉刚、郑振铎、杨荫深15）始终将民间文学定性为共同体下层的知识现象，也就是说民间文学是与官方的、上层的、贵族的、圣贤的、庙堂的、正统的、经典的、书面的文学相对立的文学形态，而不是像胡愈之理解的那样属于“民族全体”。
显然，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民间文学思想中蕴涵的反启蒙倾向对于五四学者来说是难以理解和不可接受的，于是梅光迪等多数中国学者最终没有在边缘──民族文学而是在下层──民间文学的意义上翻译了folklore。
五四学者在接受和处理域外观念时经常显示相当的自信，而这一自信如上所述则源于他们先入为主的日常之见，正是这种先入之见最终导致了五四学者无意识过程中“有意的误读”。如梅光迪在用俚俗文学限定民间文学一词时即曾绝然断定“此无待言”，也就是说民间文学的概念在梅光迪看来本是自明的和无需定义的。
陈平原说：“正因为‘此无待言’，留学生们大都不在此做文章。”16因此欲理解五四学者的民间文学观念亦即他们对于folklore的阐释，首先应理解他们通过“民间”理念所表达的“民反官”式的常识与成见，以及他们对于这种常识与成见的现代应用背景。
总之，五四学者对于folklore的歧义理解是多方面原因造成的，其中既有西方学术语汇本身固有的多重释义空间（边缘性和下层性是folk的双重内涵），也有中国学者自身的本土知识（甚至常识）背景所提供的前理解条件。
而中国学者在五四之际多所接受folklore的下层──民间性文学理念而不是边缘──民族性文学理念，与五四学者当年集中关注的现实问题即本土文化共同体上层与下层的关系有直接的关联。五四学者站在平民文学和民间文学的立场认为，传统文化的症结是“雅”对于“俗”即上层官方对于下层民间的文化压制，于是现代知识取代传统知识的救治之道或许能够实现于现代知识与传统下层知识──民间之俗相结合并取代传统上层知识──官方之雅的努力之中，而不能像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学者那样以边缘文化的地方性知识解构中心文化的世界性知识为目的。
五四学者的确在本土传统的民间文学中发现了类似于19世纪欧洲浪漫思潮所高扬的非理性--感性诉求，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家倾向于认为，传统绝非不可分割的整体，曾经生活于传统中的下层民众则分有了传统中最富有道德价值的那一部分内容，而这部分被压抑的传统（比如胡适所说的“白话传统”）其实正是传统中可转化或激活为现代性要素的内容，因此持有这部分传统的下层民众也就自然成为五四学者所瞩目的走向现代而不是回到古代的现实力量。
于是一个19世纪的欧洲问题就转换为一个20世纪的中国问题：反启蒙的folklore──民间文学如何可能成为启蒙的现代性力量？为此，需要回到本土传统的文化秩序或价值结构中去寻找答案，笔者的确以为，像“民间”、“俚俗”这样的常识语汇，如果不首先考察其据以发生的本土传统文化秩序或价值结构，民间社会、民间文本在本土现代性过程中的地位，以及它们依其“自性”所能扮演的主体和知识角色就只能是一笔糊涂账。
二 “人”的现代主题之表达异式：民族与社会
近代以来，西方学者对民众问题的研究是与社会结构的转型，特别是与君主政制向民主政制的过渡相伴而生的。与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变迁相关的是人们社会、历史观念的改变，即信仰式的神圣--英雄历史观、社会观向理性化的世俗──民众历史观、社会观的位移。
而从价值结构的角度看，则是圣（神）、俗（人）二分的彼岸──此岸性对立的文化秩序被转换为世俗一元的纯粹此岸性文化秩序。于是产生了研究和说明社会、历史主体之民众的现实学术要求，并由此催生出以“人”或“民”为主题的一系列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
也就是说，诸多现代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产生于对特定社会、历史问题即现代性问题的特殊关注，而现代性问题的核心就是：替“上帝死后”被切断彼岸性价值来源的纯粹此岸性价值定位重新做出安排，并且确定价值认同的现代方式，就此而言，现代学术不过是现代认同的知识形态。
但是，18和19世纪欧洲文化秩序的世俗化、人本化过程又是通过建构现代民族国家这一政治平台而得以实现的，在启蒙理性的世界主义、普遍主义知识无法为现代民族国家提供更充分的合法性论证的情况下，各国的民间文学研究应运而生。
就此而言，尽管民间文学思潮直接脱胎于民族主义，但其逻辑前提却应追溯到民本主义，正是这一历史逻辑，使得folklore一词就涵有了边缘--民族性与下层--民主性的双重含义。日本民俗学家关敬吾就是这样理解现代西方民间文学核心理念之双重意涵的，他指出：“民族（Volk）在德语中可理解为两重意义。
一方面，对于其他民族集团来说，是政治的、国家的、种族的统一体。另一方面，对于同一国民集团中在文化上、经济上占指导地位的少数上层部分来说，又是在社会上、经济上、精神上、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的广大阶层。
……由于民族概念有两重意义，由于它的理解方法不同，民俗学的目的、课题、方法也就不同，其性质会产生很大差异。”17于是这就涉及到了本文希望接近的一个重要问题，即：现代民俗与民间文学研究的基本学科问题究竟是什么？主要是为了解决边缘民族性还是下层社会性问题？其中，哪个问题更具有实质性？固然，无论边缘民族问题还是下层社会问题其实都是近代以来人、神景观转换中“人”的代词或表达异式，但首先是从下层社会性的途径还是首先从边缘民族性的途径来表达“人”的现代主题在各国则依具体的否定性前提和阶段性进程之不同而呈现差异。
所谓否定性前提如上所述即是指的价值结构或文化秩序的传统样式，只有在20世纪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中国语境中，五四学者最终采用了民间社会的常识理念译解folklore并作为“人”的现代主题的表达语式才是一个可理解并且有意义的问题，而五四民间文学运动也为重新理解和阐释19世纪欧洲浪漫主义民间文学思想提供了一个新的经验视角。
本土传统的文化秩序或价值结构与西方的差异，可以借用杜维明的一句话加以描述，这就是：自从古希腊和古希伯来时代以来，西方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及其超越途径一般表现为“存在（being，杜氏原译“存有”）的断裂”，即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宗教性的空间划分，此岸世界的终极价值由彼岸世界（上帝）提供；而古代中国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及其超越途径表现为“存在的连续”，即神圣世界与世俗世界被置于历史性的时间两端，现代世界的终极价值是由古代世界（大同时代的先公、先王）所提供的。
18终极性的价值本体存在于历史长河之中，并由历史源头提供，即内在（于历史）的超越而不是外在（于此岸）的超越，祖先崇拜而不是上帝信仰构成了中国式准宗教的价值结构以及对于价值本体的“史学”式体认方式。
正是文化秩序或者价值结构方面的上述差异决定性地影响了中西方现代学者在表达“人”的主题时选择了不同的理念和语式。面对神、人二分的文化秩序以及政、教分离的社会制度，西方学者为确立人的现代主体性，先之以普遍感性兼理性的自然--文化的人（文艺复兴），继之以普遍理性的社会的人（启蒙思潮），再继之以特殊感性的民族的人（浪漫思潮），于是西方的现代性过程既呈现为历时性的逻辑，同时也呈现为分化性的（人性、社会性、民族性）目标。
但是，同样的现代性过程在中国则显现为共时性场域中的整合性目标，这当然与西方历时性知识的共时性示范效应相关，但更与本土现代性的否定前提直接关联。首先，连续存在的价值结构与官、民二分的社会结构之一体化、同构化导致了社会结构与价值结构合而为一，于是在“天地君亲师”的价值图式中，君亲师作为天、人之际价值知识（祖训而非圣言）传达者的角色几乎包揽了价值中介的全部功能，君“为民父母”，民亦“以吏为师”，皇帝是天子，清官是青天，天即代表了价值本体。
于是在本土的文化秩序中，神、人之分就以政、教合一的官、民对立的现世形态呈现出来。正是由于中国近代以前官、神认同和民、人（在古代汉语中，民、人往往可以互训）认同的圣、俗价值结构，进入现代以来，民反官的造反模式才被一次又一次地认定为本土反正统的神圣信仰兼专制统治，以表达“人”之民本主题和民主抗议的切实途径。
“民间”理念和语式也才被选择为用人性颠覆神性同时也就是用民权颠覆皇权的本土独特的“毕其功于一役”式的现代性方案。五四学者之所以将现代性问题的解决首先诉诸传统共同体中的下层性民间社会力量，是传统文化秩序与价值结构的历史积累先验地决定的。
但是五四以来，对于本土的民间社会是否有能力充分地表达“人”的现代主题是有过争论的，争论的起因在于中国民间社会性质的模糊性。在汉语的常识语汇中，“民间（非官方）”一词始终需要其否定的方面──官方来定义，这说明民间不是一个具有自身统一规定的实体，而是一个与官方保持既分既合关系的价值--社会连续体，因此民间才无法自我定义，也就是说民间始终没有生成为与国家真正分离的社会（本文称民间为社会只是临时性的，或者说将民间认同于现代西方意义的社会只是五四以来的知识错觉）。
现代性的实质在于人的本质是由人自我定义而不是由神（或官方）来定义的。现代以来中国民间的本质仍然需要官方从其否定方面加以定义，说明民间仍然或者只能作为传统文化秩序──价值结构中的反文化、反价值力量而很难作为具有现代性质的新文化、新价值力量而存在。
其次，由于“存在之连续”的文化秩序、价值结构，无论神圣的人（祖先）还是世俗的人（百姓）都以“人”为能指符号，这更造成了本土传统的“人”的含混性质，官方的“人”当然是具有宗教身份的人，而民间的“人”却未必就已是纯然的世俗的人。
所谓世俗的人按照韦伯（M·Weber）的思想应指能够合理化地自我规定的现代的人，显然本土传统民间的“人”与此尚有距离。在传统官方与民间的结构关系式中，由于官方垄断了价值认同的基本源泉和渠道，因此民间价值规范（祖训）的原始文本只能由官方来提供。
民间世界因其自我定。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