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地道战地道战真的有电视上说的
老兵回忆:真实的地道战
北疃村,位于河北省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
当年任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回忆说,5月27日日军要“扫荡”北疃,我们事先是知道的。他说:“七地委当时已预先得到情报,估计到了敌人的‘扫荡’。 5月26日上午,地委大约是在赵庄召集了定南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打击敌人的任务。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张达同志主持,分区副政委甘春雷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定南县委作好准备,给‘扫荡’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并作了具体部署。 决定由定南县大队一部配合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阻击敌人。同时,由分区派一部分部队支援县大队和民兵,在外围打击敌人。”
……
如果能像我们在电影...全部
老兵回忆:真实的地道战
北疃村,位于河北省定县县城东南约60里。
当年任定南县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回忆说,5月27日日军要“扫荡”北疃,我们事先是知道的。他说:“七地委当时已预先得到情报,估计到了敌人的‘扫荡’。
5月26日上午,地委大约是在赵庄召集了定南县委负责同志开会,研究部署打击敌人的任务。我参加了会议,会议由地委书记张达同志主持,分区副政委甘春雷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议要求定南县委作好准备,给‘扫荡’之敌以歼灭性打击,并作了具体部署。
决定由定南县大队一部配合少量民兵开展地道战,阻击敌人。同时,由分区派一部分部队支援县大队和民兵,在外围打击敌人。”
……
如果能像我们在电影《地道战》里所看到的那样,利用地道神出鬼没地打击敌人,那么鬼子再占着村子,来的人再多,也是没有用的。
可当年在北疃,赵树光他们一下地道,却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约五尺高、三尺宽的地道里,挤满了人。不仅仅是人,还堆满了东西。
老乡们把家里的家当几乎全搬进来了。不要说打仗了,走都走不动。
一抬左脚,听见“咯咯咯”的叫声,一看差点踩着不知谁家的鸡;再一迈右脚,一根木棍险些打中了头,一看原来不知是谁放的锄头。地道里,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再加上猪、鸡、农具、炕柜、纺车……真是水泄不通,寸步难行。
“你就想想上下班时公共汽车里是个什么情况吧。”有的老人如是说。
队伍窝在地道里动弹不得,地上的敌人未受到打击,可闹得欢了。日本兵在一些汉奸的引导下,四处寻找地道口,并强迫抓来的民夫在当街、院内乱挖。
北疃村靠近沙河,又是平原,地下水位高,地道不可能太深。挖着挖着还真挖到地道了。日本兵一边冲着地道乱叫,一边从身上拿出毒气筒,扔了进来。毒气在地道里四处蔓延,又从别的地道口、出气孔冒了出来,于是又有许多洞口被敌人发现。
据幸存者回忆,地道一挖开,人们觉得眼前一亮,忙往地道深处挤。接着听见上头日本人在哇啦哇啦叫,然后只见“嗤”地一声,掉下个冒烟的筒筒。地道里的人,包括战士,大多是头一回见这玩艺,谁也不知道这是毒气筒,还以为是块烧着的木头什么的。
接着就闻见一股辣椒味、火药味,还带着甜味。然后就觉得喘不过气,胸口憋得像压着块大石头。眼睛直流泪,直流清鼻涕,这才悟过来是小鬼子要用新花招杀人了。顿时,洞内混乱起来,人们东走西撞,争着往洞口挤。
但地道内空气不通畅,人又太多。
毒气很快就发生了效用。很快洞内咒骂声、呻吟声、呼喊声,搅成一团。有的大骂日本鬼子,有的呼爹叫娘。这会人们中毒已深,全身发烧,都觉得透不过气,一个个紧靠着洞壁,倚在泥土上。
时间不大,咒骂声、呼喊声渐渐沉寂。只见中??打滚,然后一批批窒息而死。
幸存者说,在洞里被熏死的,以老人、妇女、孩子居多,一来是因为这些人抵抗力更弱;二来是因为他们下地道早,自然也就待在空气更不流通的地道深处。
幸存者讲,当时洞里躺满了被熏死的人,有的地方二三具尸体倒在一起,把地道都堵住了。有的是一家子死在一块,像北疃村的王牛儿,带着分别为十岁、八岁的两个儿子,死在一块。据幸存者回忆,当时两个孩子还直叫娘,王牛儿说:“别叫你娘了,她还不知死在哪儿了,咱爷们死在一块吧。
”北疃村的李菊,怀里抱着个不满周岁的孩子,孩子还正吃着奶,就这么死在洞里。后来去掩埋尸首的人说,还瞧见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仰着倒在洞里,两臂一边挽着个10岁左右的女孩,都死了。日本兵把毒气筒扔下去后,都停止了叫喊和打枪、一个个很有兴趣地听着地道里的动静。
因为日本兵也不知道毒气筒的威力,更不知道能不能在地道里起作用。据说,大江芳若大队出发前,曾要求士兵要寻找机会实验毒气筒在对付地道中的使用方法,并在作战完毕后上报使用的经验。
一些离洞口比较近的人,中毒较轻的人,挣扎着爬出地道。
鬼子怕地道里毒气不散,不敢下去,但强迫抓来的民夫下去,把昏迷不醒的人拖上来。地道口外头到处是鬼子,一见人爬出来了,有的顺手就是一刺刀,侥幸未死的,又被鬼子大皮靴一踢,“开路的,”押到房里看守起来。
这些在洞里没给毒气熏死,爬出洞口时未让堆在洞口的柴火烧死,出来后又未被刺死的人,可谓幸运儿了。然后,接下来等待他们的,就谈不上还有什么幸运了。下面,让我们来看看几位幸存者的回忆吧。
村民王文雪的回忆:那天下午,我满身泥土,满脸眼泪鼻涕,一歪一斜地被鬼子给押到朱根德家的南屋里。屋里已有三四十人,也都是一脸眼泪鼻涕、满身土,个个张着嘴,呼吸短促地瘫在地上哼哼着。我一看就知道这些人和我一样,也是中毒后从洞里爬出来的。
我进来后,鬼子还不断往里押人,有的不光中了毒,头上还流着血,大概是叫鬼子给打的。到天黑时,屋里一共押来七八十人。人挨着人,屋外有鬼子站着岗。
中了毒气的人,浑身发烧、口渴难忍。
鬼子却偏不让喝水。这一夜,陆陆续续死了16个。活着的人,默视着那16具尸体,都在想自己不知什么时候死。
第二天(5月28日)鬼子吃过早饭,就把屋里还活着的人全赶了出来,就站在朱根德家的院子里。
四周是鬼子。一个翻译官过来说:“谁换上军装就能活命,不换就死了死了的。”
我当时心想,这小鬼子让咱这百姓换军装干嘛?换上军装,也许说我是八路,要杀了我!翻译官问了几遍,见大伙也不说换也不说不换。
就又叫道:“愿穿军装的留在西院,不愿换军装的到东院去。”然后鬼子挨个把人拉过去,翻译官问:“换不换?”有的回答:“不换!”就让鬼子一把推到东院去了,有的迟疑了一会儿,说“换。”就留在这院不动,回答说换的人多。
回答说不换的只有16个人,我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便都给押到东院来了。
一进东院,就瞅见山药井边上倒着两个人,走近一瞧,是本村的许根柱、许福山。都已经死了。大伙心里正难受,又瞧见有个一脸杀气的鬼子提着一桶水进了院,把洋刀在水里蘸了蘸,顺手把刘玉章给拉过去,强迫他跪下,接着一刀就把头给砍了,那血从腔子里喷出来,一米多高。
鬼子一脚把尸首踢下井里,又拉过四个人, “咔”“咔”,又砍了两个。我一看这鬼子是真杀,不能等死,扭头一瞧,墙上正好有个缺口,墙那边就是西院,就在鬼子正砍人的时候,抽冷子一下从缺口处窜到东院。过墙的时候才发现,那院有个鬼子正站在缺口边上。
院里好几十人正乱着换军衣,也没人注意。我赶快拿起套军装换上。
原来,鬼子让百姓换军装,是拿我们充被日本人俘虏的八路军。好跟他们上司请赏,也是给老百姓看的。下午,鬼子押送着我们这些“八路”回定县,路上又拿刺刀挑死了14个走不动的。
这以后,又拿汽车把我们从定县运到石家庄。又运到关外,到抚顺下了煤窑。半年多后我才逃回来。
村里人告诉我,在朱家东院山药井里发现了15具尸体,有13个是没头的,2个是枪毙的。
我知道,这15个人是怎么死的。
不愿穿军装的那16个人,就剩下我一个,算是死里逃生。
村民李洛田的回忆:我爬出地道后,被鬼子押到李洛敏家那两间小屋,几十口子人,全都挤在那两间小屋里,有的发烧把自己衣服脱了,有的一口一口喘粗气,就这么躺着、靠着、立着。
有个人推开门跑到当院里大声喊:“渴死人了,给点水喝吧。”刚说完,在房顶上站岗的鬼子“叭”地一枪就把他给打死了。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出去要水喝了,一夜,死了12个。
第二天太阳平西的时候,听见街上鬼子整队要走。
这才把没死的都赶出屋,只见一个上身没穿军服,只穿件褂子,下身挽着裤腿的鬼子,手里拿着把亮光光的刀,嘴里哇啦哇啦叫着,指挥着鬼子兵把人都拖到粪堆上,执行枪决。这屋里关的百姓,不是老的,就是小的。
一个个全给枪毙了,连九十多岁的老头李洛敏,也让鬼子给杀在家门口了。刘兵站,还只是个13岁的孩子,也给杀了。我是最后一个。也没什么怕的,心一横,望望天,再看看地,来吧。
只见“叭”地一声,只觉肩膀、下巴上一热,身子不由自主地倒下了。
但没死,我心里还明白,一动不动地躺在那,眼角瞅着鬼子。不一会,鬼子走了,我连忙挣扎着爬起来,托着下巴。去外村找大夫。大夫说,算我命大,这一枪,从肩膀上穿过,又从下唇处穿出,也不知是怎么打的。
有极少数人,逃出了北疃村。
像县大队副政委赵树光,在洞里熏昏后,被日本人抓来的民夫从地道里拖了上来。当时是拿一根竹竿,前头绑上绳子,就像套马杆差不多。由民夫套在人身上,上头一拉,给拖出来。赵树光回忆说,日本人把这些身上带着枪(大都拿着枪就昏过去了)的战士、民兵,都押到村西一户人家关押起来。
大伙口渴难忍,就十几个人一齐喊:“要喝水。”日本人可能是想留下活口,怕都死了,就让民夫送来一桶水,水一下肚,都一阵难受,一个个忍不住吐起来,吐完了,反觉得轻松了。不知怎么,日本人防守得不严,虽说房顶上有哨兵,但房门没锁,人也没绑。
于是赵树光他们乘着黑夜,敌人的哨兵也正打盹,一个个蹑手蹑脚出了房屋,又贴着墙往村外撤,后头不知谁不小心踢了水桶,“当啷”一声惊醒了敌人,“叭叭”地乱打枪,但赵树光等人已逃到村外大麦地里了。一些百姓,也设法逃了出去。
27日中午,听着北疃村的枪声稀疏下来,又见村里房顶上站满了鬼子,周围村里的人就知道不妙。接着听见村里传出阵阵妇女的哭叫声,零星枪声,鬼子的嚎叫声,就知道北疃村这回遭了难了。都说咱的干部呢,咱的队伍呢,怎么不来搭救一把?其实,在北疃村外头的干部,何尝不想支援北疃。
县委书记赵铁夫回忆说,在5月27日上午,北疃村的枪声、炮声正响成一片时,他就派人去东西赵庄送信,请据说是驻在那儿的分区独立营赶快来支援。结果没有回音。北疃那边枪声一停,凭经验他就知道情况不好,急得坐立不安,正说摸过去看看,在西城村外遇见从北疃村跑出来的县大队一中队队长马宗波和四五个战士。
马一见赵铁夫,就说赵书记,大队和老乡们全给捂在地道里了,我们是顺着地道走,用刺刀把地道掏透,出来一看是块麦地,才算逃出来了。赵铁夫一听又痛又急,一边安慰他们,一边又写了封信,让他们坚持一下,先去找驻赵庄的分区部队,请他们火速支援北疃,但仍无消息。
一直到了第二天晚上,分区部队也没有来。周围村庄的百姓见日本人从北疃村都撤了。一些干部、民兵,才急急赶到北疃。一进村,就见到处是死人。死在当街的有300多,死在村东北井台上的有90 多,死在鬼子在村里的大队部所在处――李洛敏家的,有29人。
朱根德家院里,一个青年被辘辘将头砸得稀烂,红的血、白的脑浆流了一地。青年妇女李朱儿,赤身露体,坐于墙角,两腿分开,头耷拉着死去……
一些当年去北疃村掩埋过尸体的老人,尽管这么多年过去了,但一听问及当年的那些事情,脸上立刻显出痛苦的神情。
话很少,问一句,说一句。有些事情,问了也不说。似乎很不愿回忆当年那悲惨的情景。
问:当年鬼子走后,您去了北疃吗?答:去了。
问:您都看到些什么呢?答:……
问:除了街上、房里、院里、井里有尸体,地道里还有尸体吗?答:有。
问:您当年下地道去拖尸体了吗?答:去了。
问:地道里,又是个什么情形?答:(沉默片刻)吓人。拿着油灯下去,一照,半明半暗地,一溜死人。一个人我是不敢下去。
问:尸首不是一二天就都埋了吗?怎么材料上说都臭了?答:那两天天热,还没进村,就嗅见臭味了。
老人说的完全是事实。在5月28日夜,冀中军区骑兵团一部途经北疃村时,也嗅到了尸体的臭味。李健回忆说:“5月28日夜,我们从七级村西内堡附近向西北出发,仍想找到七分区领导,向他们当面传达,不意夜间途经定县北疃村时,忽然一股难闻焦臭之气扑鼻而来,很觉奇异,低头一看,满街尸体,有男有女有老有少,惨不忍睹。
有些临街房下、路口,也被挖掘开了。这时我心里忽然明白,这一定是日寇放毒,放火,大批残杀我利用地道抵抗的抗日军民。”
多少年以后,还有人埋怨说,当年分区部队咋就没来呢?老人们讲,那干部们一直说,分区部队会来支援,大伙听了,觉得心里有底,才守着村子没跑。
要是说就是县大队这些个人,那就又不一样了。对此,当年任定南县委书记的赵铁夫在回忆北疃战斗时,也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说:“从这次对敌战斗的情况看,按原定的战斗方案,战前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游击队和民兵的战斗是非常英勇顽强的,负责这次战斗的赵树光同志的指挥也是坚强有力的。
遗憾痛心的是七地委、七军分区未能按原定作战方案去做,在关键时刻没有给予必要的支援,这是造成这次战斗失利的重要原因。”
赵铁夫说,北疃战斗后,县委曾几次向地委提出,查一查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有按原定作战计划来支援,并作认真处理,中共北方分局在阜平召开高干会议上,曾提出过批评意见。
似也没能得到一个答复。事实上,直至今天,也没谁能说清,当年分区部队没能按计划支援北疃,是由于有什么客观原因,还是有别的什么因素?”
当年在北疃指挥战斗的赵树光,倒没提分区部队为什么没来这档子事。
但他提到,那天午后,敌人暂停进攻――也即大江芳若开会时,他曾想在敌人完成新的部署前突围,但当时在村里的两位抗三团的干部都不同意,认为还是应打到天黑再撤,他们一个是长征干部,一个是参加过19路军上海抗战的。
游击战经验也有,阵地战经验也有。赵树光觉得也有道理,就没突围。
如果当时坚持突围,损失会不会小一点呢?不知道,历史,是不承认“如果”的。
。收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