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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什么来?

明末清初耶稣会士为什么来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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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05-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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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拓东方市场

2014-05-04

95 0
    西学传入中国,可以上溯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传教的同时,带来欧洲的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尽管耶稣会士力图适应中国传统文化,迎合中国士大夫的需要,但是他们所宣扬的中世纪经院哲学和清初的闭关锁国,使当时东传的西学未能对中国社会发生像晚清时期那样深刻的影响。
  中西文化交流在它起步不久,便归于漫长的沉寂。  只是经过两百年时光的流逝,西学才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重来中国。  西学的再次传入,其重要契机在于鸦片战争的失败。面对西方侵略的严峻局势,一些有识之士怀着沉重的忧患意识,将眼光投向域外的世界。
  在战前和战后已有一些主张经世致用的学者留心中国沿海和西北边疆的史地研究。  例如,严如煜编辑的《洋防辑要》记述东南沿海的战略地理和防务;龚自珍的《西域置行省议》和《答人问西北边域书》,反映了对巩固西北边防的关注;张穆的《蒙古游牧记》对蒙古的历史和现状作了认真的考察。
  鸦片战争使他们痛感“海外事势夷情,平日置之不讲”,“一旦海舶猝来,惊若鬼神,畏如雷霆”,终于导致战争债败(姚莹:《中复堂全集·东溟文后集》,1867年版,卷8,页10。  )。
  于是他们将注意力扩展到对世界各国状况的了解和介绍。据统计,到1861年,已有22部关于世界地理的著作问世。林则徐《四洲志》、魏源《海国图志》和徐继畲《瀛环志略》是代表这个时期中国人对西方认识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的主要著作。
  林则徐和魏源提出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著名主张,反映出他们向西方国家觅获新知的理智精神和创新勇气,启迪后来的中国人对西学采取积极的态度。  虽然战后举国上下仍然文恬武嬉,向西方学习尚未形成一种社会思潮,但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天朝”观念毕竟开始受到无情的冲击,接纳西方文化的罅隙终于出现于自我封团的传统封建文化的坚冰中。
  明末清初西学东渐的主要内容      明末清初由欧洲传教士输入西方科技,主要是修改历法,传授天文学和数学,其他甚微。          2.1 修改历法及传授天文      中国的天文学到明代止,已有3000年的历史。
  明末清初,中国古代天文学体系逐渐走向衰落。      中国古代,颁历权始终是皇权的象征。朝廷设有钦天监,掌管观察天象,推算节气,制定历法。明代历法一直使用大统历和回回历(元代传自西域),因使用时间太久,误差逐渐加大,对24节气和日月食的测定,与实际情况常有很大差距,已多不合天时。
    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的一次日食,钦天监未测准,于是有人提出组织翻译介绍西法。由于阻力大,未能实现。当时以徐光启为代表的一些知识分子,积极主张历法改革。      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西方传教士立即抓住这一机会,以传播西方天文学为敲门砖,积极参与历法的修订工作。
    利玛窦在1605年写给欧洲教会的报告中说:“如果能有一位天文学家来到中国,我们可以先把天文书籍译成中文,然后就可以进行历法改革这件大事,做了这件事,我们的名誉可以日益扩大,我们可以更容易地进入内地传教,我们可以安稳地住在中国,我们可以享受更大的自由。
  ”[(2)c]从上面这段话可以看出他们参与历法改革的真实动机。  罗马教廷立即采纳利玛窦的建议,选派了不少博学多才特别是懂天文学的耶稣会士来华。例如,邓玉函是伽利略的挚友、灵采研究院第七名院士,他既通晓天文、数学、物理和医学,又精通德、法、英、葡以及拉丁、希腊、希伯来等文字,艾儒略“除饱通天文、物理、算术、化学外,复精研形而上学,又能披读我国经史。
    ”[(3)c]此外,庞迪我、熊三拔、阳玛诺、金尼阁、穆尼阁、汤若望和南怀仁,都以他们来华后的优异成绩证明了他们的才华。他们都与在朝廷做官的士大夫徐光启、李之藻等人来往,也颇得自明万历至清初一些皇帝的赏识。
        崇祯二年(1629年),钦天监所报的日食又未测准。  而徐光启依西法预测的日食却相当准确。于是徐光启被朝廷委任主持修改历法的工作,徐光启聘请李之藻、西方传教士龙华民(意大利人,1579年来华)、邓玉函(日尔曼人,1621年来华)等人参加编译天文学书籍,从崇祯二年(1629年)开始,历时5年,终于完成了《崇祯历书》的编纂工作。
    在编纂中,他们确定的方针是“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模型”。这种洋为中用的思想,还是正确的。《崇祯历书》的编纂第一次在中国传播了丹麦天文学家第谷建立的宇宙体系。《崇祯历书》以本轮、均轮体系解释天体运动速度的变化,使传统的中国天文学从代数学系统开始向几何学系统转变。
    《崇祯历书》还引入了明确的地球概念,引进了经、纬度以及有关的测定、计算方法,使得日食、月食的计算和其他天文计算比传统的中国方法有了进步。《崇祯历书》首次采用360度制,一天96刻制。
  经度以12次为系统,纬度从赤道起算到90度,比过去传统的中国计算方法简便多了。但是该书对哥白尼学说却只字未提,在体系上完全是第谷的,因此就其内容来说,西方传教士当时所输入的,并不是欧洲天文学中最先进的东西。
          1664年5月清兵进入北京,明末天启三年来华的日尔曼传教士汤若望乘乱中自奉为历局首脑,向清政府投降。同年汤若望将新历法献给顺治皇帝,清廷颁行新法,称为《时宪历》,钦天监的职务也委派汤若望担任。
  汤若望还重新制作了已经损坏了的天文仪器,如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和望远镜各一部。  康熙时,南怀仁为钦天监副,他改造了观象台6种仪器:如黄道经纬仪,赤道经纬仪,经限仪,象限仪和地平纬仪等。
  这些仪器于1673年造成,它们现存北京古观象台。南怀仁又于1674年写成《灵台仪象志》,将各种仪器之制法、用法和使用这些仪器测得的各种记录绘制图表加以说明。乾隆年间(1716年)来华的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主持纂修了《历象考成后编》,书中写道:“日月五星之本天(即轨道)旧说以为平圆,今以为椭圆,”[(1)d]“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采奈端(即牛顿)之术。
    ”[(2)d]戴进贤介绍的天文知识还只是第谷的天文学体系以及刻卜勒、牛顿的观测与计算方法,对哥白尼学说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并未涉及。直到1760年耶稣会士蒋友仁(法国人,1744年来华)在其《坤舆全图》中介绍了刻卜勒三定律,明确宣布哥白尼学说是唯一正确的,这是最早将哥白尼之日心地动说原理传入中国的文字材料。
          综上所述,明末清初西学东渐,就天文学方面而言,明末则当以《崇祯历书》为集其大成者,而以第谷之学说为主;清初则以《历象考成后编》为集其大成者。哥白尼之日心说直至此期最末之年,方由蒋友仁传入,当时中国学者犹不信其言。
  而这时距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经200多年了。          2.2 传授数学及其影响      天文、历法的发展需要丰富的数学知识作基础。欧儿里德几何学、算术笔算法、对数和三角学等数学知识的传入,都同天文学的传入有密切的关系。
        早在1607年就由利玛窦口译、徐光启笔述了《几何原本》的前6卷。这也是利、徐两人合译的第一部科学著作。  他们用的底本是利玛窦的老师德国数学家克拉维斯(C·Clavius公元1537—1612年)的注解本,全书共15卷。
  《几何原本》的传入,对中国数学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受到中国学者的重视。徐光启在《几何原本》序文中指出,数学所以成为一门最基本的科学在于它是“众用所基”,能为许多学科所用。  可见,他已明确认识,凡有量的关系存在的地方,就必定要用到数学。
        利玛窦还带来了克拉维斯编的《实用算术概论》。他与李之藻参考《算法统宗》,编译了《同文算指前编》、《同文算指通编》和《同文算指别编》。这是我国第一部系统介绍欧洲笔算的数学书。书中讲述了自然数、小数的算术四则运算和用笔算解比例、开方、级数、方程等问题。
    其中“所述比例,级数、皆前此中土所未有闻。”[(3)d]这部书对中国算术的发展有较大影响,由于中国学者的重视并加以改进,笔算的应用才日渐普遍起来。三角是在《崇祯历书》中介绍到中国的,其中邓玉函撰写的《大测》、《割圆八线》,罗雅谷撰写的《测量全义》介绍了平面三角、球面三角和三角表。
      对数是波兰传教士穆尼阁(1646年来华)于清初顺治年间在南京传授给薛风祚的。穆尼阁死后,薛风祚汇编了一部丛书《历学会通》共3集40种,于1664年出版。
  这部书第一次在中国介绍了对数和对数表,其中《比例对数表》是从1到2万的常用对数表;《比例四线新表》是正弦、余弦、正切和余切的6位对数表;《三角算法》中讲的平面三角法和球面三角法都比《崇祯历书》的更为完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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