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都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是谁说的
鲁迅与胡适看王国维：惺惺相惜之情 在《鲁迅全集》中，提到王国维者有5处。其中最早是发表在1922年11月6日《晨报副刊》上的《不懂的音译》。在此文中，鲁迅对王国维的国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等到1928年1月，有关所谓“大内档案”被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事一时沸沸扬扬，鲁迅有感于罗振玉的行为和国人的一些反应，又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 文章对罗振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并顺便拿王国维与他进行对比：“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全部
鲁迅与胡适看王国维：惺惺相惜之情 在《鲁迅全集》中，提到王国维者有5处。其中最早是发表在1922年11月6日《晨报副刊》上的《不懂的音译》。在此文中，鲁迅对王国维的国学研究给予高度评价：“中国有一部《流沙坠简》，印了将有十年了。
要谈国学，那才可以算一种研究国学的书。开首有一篇长序，是王国维先生做的，要谈国学，他才可以算一个研究国学的人物。” 等到1928年1月，有关所谓“大内档案”被罗振玉卖给日本人事一时沸沸扬扬，鲁迅有感于罗振玉的行为和国人的一些反应，又写了《谈所谓“大内档案”》一文。
文章对罗振玉给予了辛辣的嘲讽，并顺便拿王国维与他进行对比：“独有王国维已经在水里将遗老生活结束，是老实人。但他的感喟，却往往和罗振玉一鼻孔出气，虽然所出的气，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夹广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为他老实到像火腿一般。
”大概是由于此时王国维已经投水自尽的缘故，鲁迅一再说他是老实人，因为那些更应该为晚清效忠的人却一个也没有自尽。不过，有些奇怪的是对于王国维去世，鲁迅什么也没说！那时的鲁迅正在广州，刚刚亲眼目睹大革命和大屠杀的鲁迅大概忙于准备和许广平一起离开，来不及对王国维之死写点什么。
不过，从他后来对其他自杀者以及有关社会舆论的评价中，我们可以大致判断出鲁迅的态度。在就三十年代女电影明星阮玲玉自杀一事所写的杂文《论“人言可畏”》中，鲁迅这样说：“至于阮玲玉的自杀，我并不想为她辩护。
我是不赞成自杀，自己也不预备自杀的。但我之不预备自杀，不是不屑，却因为不能。凡有谁自杀了，现在总要是受一通强毅的评论家的呵斥，阮玲玉当然也不在例外。然而我想，自杀其实是不很容易，决没有我们不预备自杀的人们所渺视的那么轻而易举的。
”在评价另一位女性——秦理斋夫人自杀一事时，鲁迅又这样说：“人固然生存，但为的是进化；也不妨受苦，但为的是解除将来的一切苦；更应该战斗，但为的是改革。责别人的自杀者，一面责人，一面正也应该向驱人于自杀之途的环境挑战，进攻。
”诚然，王国维自杀的原因与鲁迅所谈的两位女性不同，但鲁迅的看法依然值得我们重视，他的上述观点其实已大致显示出，如果他对王国维自杀发表意见，应该是什么内容。 在鲁迅心目中，大概认为与他隔（钱塘）江而望的这个老乡终究是一个悲剧人物。
等到1936年鲁迅自己就要离开人世之时，他应该更能理解王国维当年内心的绝望，终于流露出和王国维一样的情绪。这在他的《死》中有鲜明的表现，还有他的《女吊》：“假使半夜之后，在薄暗中，远处隐约着一位这样的粉面朱唇……她两肩微耸，四顾，倾听，似惊，似喜，似怒，终于发出悲哀的声音，慢慢地唱道：‘……呵呀，苦呀，天哪……’”毫无疑问，在内心深处，他们对人生的理解与感触是相同复相通的——只因为骨子里他们都是诗人。
鲁迅与王国维，其政治思想立场自然有很大差异，但是1927年的社会动荡特别是国民党在广州的“清党”大屠杀以及北洋军阀在北京的大屠杀，使他们都感受到前所未有的恐怖，也对所谓的“革命”产生了极度的排斥。
如果说王国维作为“保皇党”有这样的反应可以理解，那么鲁迅在《小杂感》中写下这样的文字就不由人不感到震撼：“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不革命的或当作革命的被杀于反革命的，或当作反革命的被杀于革命的，或并不当作什么而被杀于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革命，革革命，革革革命，革革……”一个一直把“革命”看作历史进步标志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评价？联想到前面梁启超的感受，也许可看出那个时代的中国文人所流露出的悲凉之感，其实是相通的。 此外，鲁迅提到王国维的其他三次都与鲁迅自己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有关，一次是对王国维的《红楼梦》研究有不同看法，因王国维不同意所谓的“自叙”说，故鲁迅举胡适的研究成果以为反证。
其他两次则一为与郑振铎争论《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问题，一为向胡适推荐有关《西游记》的研究资料，提到了王国维编的《曲录》。这两次都可看出鲁迅对王国维观点和研究成果的重视。总之，无论鲁迅认为王国维在政治上幼稚还是认为王国维的某些学术观点有问题，他对王国维的学识和人格还是非常敬重的。
至于胡适对王国维的评价，可以从下面的几则记录看出： 1917年胡适从美国留学7年后回国，就在上海， 他在《归国杂感》中说：近几年的学术界“文学书内，只有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是很好的”，足见王国维著作给他的深刻印象。
1922年4月15日，胡适在日记中记有：“读王国维先生译的法国伯希和一文，为他加上标点。此文甚好。”8月28日，胡适又在日记中写道：“现今的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
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化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5] 1923年，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日译本作序时，写道：“近人对于元人的曲子和戏曲，明、清人的杂剧、传奇，也都有相当的鉴赏与提倡。
最大的成绩自然是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曲录》等书。”总之，胡适对于王国维的学术研究非常看重。因此，胡适与王国维的来往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据胡适1923年12月16日记： 往访王静庵先生（国维），谈了一点多钟。
他说戴东原之哲学，他的弟子都不懂得，几乎及身而绝。此言是也。戴氏弟子如段玉裁可谓佼佼者了。然而他在《年谱》里恭维戴氏的古文和八股，而不及他的哲学，何其陋也！ 静庵先生问我，小说《薛家将》写薛丁山弑父，樊利花弑父，有没有特别意义？我竟不曾想过这个问题。
希腊古代悲剧中常有这一类的事。他又说，西洋人太提倡欲望，过了一定限期，必至破坏毁灭。我对此事却不悲观。即使悲观，我们在今日势不能跟西洋人向这条路上走去。他也以为然。我以为西洋今日之大患不在欲望的发展，而在理智的进步不曾赶上物质文明的进步。
他举美国一家公司制一影片，费钱六百万元，用地千余亩，说这种办法是不能持久的。我说，制一影片而费如许资本工夫，正如我们考据一个字而费几许精力，寻无数版本，同是一种做事必求完备尽善的精神，正未可厚非也。
[5] 王国维与胡适所谈看似闲聊，其实都是中西文化比较的重要问题。胡适认为清代有学问没有哲学；有学问家没有哲学家。王国维却认为戴震既是学问家，也是哲学家：戴震的一元论思想，以及他反对宋学的空泛和虚无，反对程朱理学的以理（礼）杀人，崇尚实用的思想等，都极有价值。
王国维之所以这样看戴震，正是来源于他对西方哲学的理解与接受。其次，小说《薛家将》的作者不可能看过古希腊悲剧，更不会知道什么“俄狄浦斯情结”，却同样写了弑父，由此即引出一个中西文学的比较问题。最后，王国维是古典戏曲专家，对中国戏剧的虚拟性特色十分清楚。
而西方电影却强调真实，他们把千军万马拉到电影的拍摄现场，目的就是追求宏大、真实的艺术效果。一个虚拟性，一个真实性，这也是一个中西艺术观、美学观的比较问题。显然，被视为封建遗老的王国维，所考虑的问题却是十分现代的，而且对西方文化非常了解，这让胡适感到惊讶和敬佩。
事实上，对王国维提出的几个问题胡适后来都进行过研究，并从此确立了对王国维学术的重视。直到晚年，胡适还对助手胡颂平说：王国维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他少年时用德国叔本华的哲学来解释《红楼梦》，他后来的成就，完全是罗振玉给他训练成功的，当然也要靠他自己的天分和功力。
说王“他的人很丑，小辫子，样子真难看，但光读他的诗和词，以为他是个风流才子呢！”[6] 如此，胡适向清华大学推荐王国维之举动就是可以理解的了。1924年12月8日，胡适陪同曹云祥校长拜访了王国维，第二天，曹云祥即在致胡适的信中明确表示聘请王国维任教。
在王国维犹豫不决时，胡适又多次做其工作，甚至请溥仪做王国维的工作，终于最后促成王国维任教清华院。王国维自沉昆明湖后，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特别提及王氏晚年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即胡适推荐王国维为清华研究院的导师（“鲁连黄鹞绩溪胡，独为神州惜大儒”。
胡适为安徽绩溪人）。的确，在王国维进入清华这件事上，胡适功不可没。而陈寅恪诗作中一个“惜”字，不正是对胡适的“惺惺相惜之情”最好的赞扬么！。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