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贪污腐败与社会制度没有关系,对
贪污和腐败应该说在商品社会很难避免，只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发展地区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贪污受贿的方式、成本和风险不同。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贪污受贿的成本和风险比不发达地区要高。比如：美国一个公务员在政府工作30年如果退休他每年可以拿到其退休前3倍的退休金，如果是主管官员年薪都在10万（30年工龄）美金以上。 因此退休后每年退休金就30万美金以上（美国退休金会根据每年美国的通货膨胀指数上调），如果在其工作期间犯法就有可能被开除公职，那么退休金就没有了，因此美国的官员如果贪污受贿他就要考虑他的成本够不够退休金。 在中国公务员工资低退休后工资就更低，因此在金钱的利诱下一些公务员贪污受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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贪污和腐败应该说在商品社会很难避免，只是在经济发达地区和经济发展地区以及经济不发达地区贪污受贿的方式、成本和风险不同。一般来说经济发达地区贪污受贿的成本和风险比不发达地区要高。比如：美国一个公务员在政府工作30年如果退休他每年可以拿到其退休前3倍的退休金，如果是主管官员年薪都在10万（30年工龄）美金以上。
因此退休后每年退休金就30万美金以上（美国退休金会根据每年美国的通货膨胀指数上调），如果在其工作期间犯法就有可能被开除公职，那么退休金就没有了，因此美国的官员如果贪污受贿他就要考虑他的成本够不够退休金。
在中国公务员工资低退休后工资就更低，因此在金钱的利诱下一些公务员贪污受贿。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时期世界各国都经历过政府官员贪污腐败横行的时代。比如美国19世纪70年代至20世纪初美国腐败丛生，触目惊心，大致可以将当时美国的腐败归为行政、司法、立法腐败三种类型。
其中，行政腐败主要表现形式为：分配公共职位；偷窃国库；泄露与利用内部信息；在政府采购过程中巧取豪夺；违规出让特许经营权；实施弹性管制，等等。美国历史上的腐败现象主要表现为收买型腐败。带有浓重收买型腐败色彩的典型实例，是一种被称为“政治机器”的政治组织和以其为中心的制度安排。
在三个高峰期内，政治机器制造出的腐败形形色色。 从根本上说，美国这一时段的腐败滥觞于经济对政治的支配，即商人集团对官僚集团的收买和控制。它们之间的关系类似于经济学中的“委托—代理”关系。政府之所以成为被俘获的对象，主要是因为它的手中握有大量公共资源，其中包括财政预算支出、土地和矿产等公共财产、非中性的法律规章制度的设立等。
同时，运转政府的公职人员在分配公共资源的过程中拥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政府各层次的公职人员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而使有效的监督变得困难起来。所有这些，都为商人集团掌控公职人员以牟取私利提供了可乘之机。
1９世纪末至２０世纪初美国社会之所以腐败多发，是与美国南北战争结束后的诸多特定历史因素或条件分不开的。1、经济的高速增长、政府规模的急剧膨胀及地方政府支配公共资源之权力的加强，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2、与工业化进程相伴的迅速城市化，具体表现为大批移民涌入美国城市是腐败高发的另一导因。新移民为摆脱卑微的身份，更多关注的是能否通过选举这一权力或利益再分配过程来改变自身命运，而不大在意政府官员的诚实品格与廉洁作风。
道德水准低下、意志品格薄弱、责任意识淡漠，成为这一时期公职人员的普遍特征。3、这一时段内美国法律法规的不健全或相对滞后，也是不能不被提及的。这种不健全和滞后，与该阶段经济与社会的迅猛变迁形成了鲜明对照。
4、最后，整个社会都被拜金主义的风气所弥漫。在１９世纪末的美国，金钱腐蚀权力的发展势头愈发不可遏制。强盗贵族穷奢极欲，争奇斗富，并成为社会效仿的榜样。穷人唯一的出路就是获取金钱。这样的一种社会氛围至少为腐败的土壤提供了养料。
美国19世纪70年代－20世纪初政府官员腐败横行与中国的情况非常相似都是在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化农民涌入城市，政府官员掌握非常大的土地和经济相关行业的批准权，一些不法商人通过贿赂政府官员就可以发财，所以中国应该借鉴美国铲除腐败的经验。
贪污腐败不是一个特定社会制度的产物，然而它却与对经济有绝对支配权的政府人员形影相伴，这就是中国一些权力部门屡出问题的所在。在中国除了各种法律就是政出多门的规定，有的部门把自己的规定放在法律之上，其实这种画地为王的政府条例和规定就是滋生腐败的温床，那些腐败分子往往就是利用那些很少有人知道的制度和规定索贿受贿的。
在中国如果只有法律来制约人民的行事标准，而没了有政出多门的规定和条例相信腐败就会越来越少。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