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个人不能贩私盐？只是因为利润高吗
在盐业专卖之下，“官盐”是政府经营，或者由政府授权私人经营，且交纳各种税费的盐。与之相对，私盐是违背盐业专卖法，个人经营且不纳税交费的盐。在实行盐业专卖时，贩卖私盐成为一个暴利行业。
西汉汉武帝之前盐业是放开的，此后实行越来越严的盐业专卖，私盐也就越来越猖狂。 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如唐末黄巢、元末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是私盐贩子。他们所从事的非法行业决定了他们对政府的敌视态度，他们的起义不是要均贫富，救国救民，而是政府伤害了他们走私的巨大利益。中国历史上实行最严格的盐业专卖制度，所以，私盐问题特别突出。 梁启超先生说：“各国无枭而独产于我国。”这里的“枭”就是盐枭。在清代，私盐贩子们已经发展...全部
在盐业专卖之下，“官盐”是政府经营，或者由政府授权私人经营，且交纳各种税费的盐。与之相对，私盐是违背盐业专卖法，个人经营且不纳税交费的盐。在实行盐业专卖时，贩卖私盐成为一个暴利行业。
西汉汉武帝之前盐业是放开的，此后实行越来越严的盐业专卖，私盐也就越来越猖狂。
许多农民起义领袖，如唐末黄巢、元末张士诚和方国珍，都是私盐贩子。他们所从事的非法行业决定了他们对政府的敌视态度，他们的起义不是要均贫富，救国救民，而是政府伤害了他们走私的巨大利益。中国历史上实行最严格的盐业专卖制度，所以，私盐问题特别突出。
梁启超先生说：“各国无枭而独产于我国。”这里的“枭”就是盐枭。在清代，私盐贩子们已经发展出势力相当强大的黑社会。
中国历代对私盐打击的力度是相当大的。汉武帝时，对私盐贩子“钛左趾没入其器物”。
“钛左趾”是在左脚趾挂上6斤重的铁钳，“没其器物”是没收生产工具，煮盐的工具当年也相当值钱。唐代“自淮北置监院十三”，捕私盐者。私盐贩子要杀头，连相关官员都要连坐。五代时，盐法最酷，贩私盐一斤一两就可以正法。
宋代略宽了一点，无非是杀头的标准放到三斤或十斤而已。元明清以后，这种对私盐的打击和惩罚从未放松过。读这些法律和案例，至今都可以感到血腥气。
这么严厉的打击为什么没能有效地制止私盐呢？严厉的打击并不一定是制止犯罪的最有效方法。
明代朱元璋对贪官的打击为历史之最，动辄杀头，甚至“剥皮”、“夷十族”，但贪官并没有消失。对那些受巨大利益诱惑而不怕死的贪官来说，没钱比死还可怕。必须从制度上去寻找犯罪的原因，并从制度改革入手来消除官场腐败。
私盐问题与此一样。对政府而言，盐业专卖的确有必要。统治者要增强国力，又要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钱是少不了的。但封建社会经济不发达，税收来源有限，仅靠土地、人口税远远不能满足需求，横征暴敛又怕激起民怨。
因此，对食盐这样的生活必需品进行垄断经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的选择。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盐业专卖带来的各种收入，总体上占财政收入的一半左右。这还不包括官员们从中获得的利益。如此巨大的财源，政府岂可放弃？
有盐业专卖就必然有私盐，盐业专卖越严，私盐越好卖，利润越高。
这是一个客观规律。私盐泛滥首先是利润奇高，据私盐研究专家估算，盐的零售价格要高于产地价格十几倍乃至几十倍。盐价奇高的原因之一是沉重的盐税负担。以两淮盐课而言，盐课清单包括奏销正课共二十五项、考核正课共九项、不入奏考正课四项、不入奏考杂项三十项、不入奏考杂费二十五项。
以两淮到汉口的盐为例，一引盐的正课是一两一钱七分零，但即使在道光年间经过清理整顿后，陆续加上各种杂课后已达十二两。除了这种正规或非正规苛捐杂税外，还有各种养活庞大盐政人员的支出要盐商交纳。康熙年间，曹雪芹的祖父江宁织造曹寅曾向康熙汇报，两淮盐政的浮费包括各衙门所取共计每年20多万两银子。
盐商除了以上支出外，还要用捐赠、捐官等形式向官府行贿。尽管这样，盐商仍然是天下最富有的。读读清人李斗的《扬州画舫录》中所记载的盐商们花天酒地的奢侈生活，就知道他们多有钱了。乾隆七次下江南主要由盐商出资接待。
盐商们固然为了巴结皇室而不惜工本，但也要有钱才能如此。盐商们经营官盐，做的是合法买卖尚且如此赚钱，如果非法贩盐，不用交各种正规与非正规费用，不用巴结官府皇家，这些钱岂不都留给自己了吗？由此可以推断出私盐利润之高。
尽管风险很大，但与暴利相比，这个险还是值得冒的。
当然，私盐得以盛行的原因还在于供求关系。以清代为例，一方面，人口激增，乾隆二十五年，人口达2亿，30年以后，人口突破3亿。盐为生活必需品，人口增加，食盐的需求也大增。
另一方面，盐的生产能力也提高了。据《清盐法志》记载，这时沿海已将煎盐改为晒盐，工本减少，产量大增，盐的产区扩大了。但由于盐业专卖，政府控制了盐的运销，人为地造成了盐的供求失衡，价格上升，本来供求可以平衡的盐业由于受政府控制而失衡。
既有需求，又有供给，这样私盐就有了发展的条件。官府无法控制的盐经走私渠道进入市场。有许多官盐没有进入或不愿进入的偏僻地区成为私盐的目标市场，即使有官盐的地区，私盐仍可以凭借价格优势进入。私盐的动机与条件都具备，当然就越禁越活跃了。
不同时期私盐的形式也不同。从清代看，主要是产地的盐未经纳税进入销地，以及官盐越出指定销售范围成为私盐。当时参与私盐活动的包括产盐的灶户私产私销；盐商夹带私盐（据记载，有盐商每年销售定额盐引70余万引，获利60余万两，而夹带的私盐获利竟达160万两）；官员与兵弁贩卖；武装贩私盐的盐枭；承担漕运工作的漕船私带。
这简直有点“全民皆私盐”了。
私盐的规模有多大呢？清雍正时的卢询认为私盐“数倍于引盐数目”，道光年间两淮盐政钟灵在奏折中指出“总计私盐倍于官额”。学者包世臣则认为“两淮纲食引地，无论城市村庄食私者什七八”。
日本的中国盐业专家左伯富的判断是，“在清代，人民食盐的消费量基本有一半来自私盐。”可见私盐最少与官盐平分天下，甚至要大于官盐。
我们当然不能把私盐泛滥简单地归结为人性的贪婪。在任何一个社会里，市场调节的力量都可以实现供求平衡。
如果政府以行政甚至暴力破坏了这种平衡，走私活动就会自发地弥补供求缺口，实现平衡。20世纪初当美国实行禁酒法以及1960－1970年代苏联政府实行禁酒时，酒业成为一个暴利行业，并催生暴富的走私集团和为之服务的黑社会。
从古至今，政府都无法改变自然的经济规律，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盐业专卖留给我们的教训。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