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皇帝生前就为自己建好陵墓,一般是出于如下原因。
一是皇帝虽健在,但皇后已先死或已病情危重,明朝制度实行帝后合葬制,所以,为葬皇后便在生前修建了自己的陵墓。出于这样的原因修建的陵墓有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和成祖朱棣的长陵。
明太祖朱元璋的孝陵,地宫动工时间和建成时间文献没有确切记载,但按《明太祖实录》记载,朱元璋为建孝陵,于洪武十四年(1381年)九月迁蒋山寺(太平兴国禅寺)于独龙冈之左,次年八月皇后马氏病故,九月葬孝陵,说明孝陵营建一定是因为马皇后病重才进行的。
二是皇帝想通过陵寝的营建强化自己的政治权威,以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永、定二陵。在古代,陵寝
建筑和宫室建筑一样,都属于礼制性建筑。既然是礼制性建筑,则必须具有宏伟壮丽的规模和造型才能发挥其“正名分、辨尊卑、别上下”的礼制渲染作用。
用汉朝一代名臣萧何的话说,就是“无壮丽无以重威”。 这是历朝皇帝陵寝的规模比人臣坟园大的原因所在。正是由于陵寝建筑具有“立威”的礼制渲染作用,所以,一些在皇权的争斗中获得胜利的皇帝便因皇权意识的膨胀而大规模地为自己营建陵墓,力图通过宏伟壮丽的陵墓建筑去体现皇权的崇高伟大,使之以高屋建瓴之势对参拜的臣子产生巨大的威压和心理震慑作用。
永、定二陵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建造的。其中,永陵的墓主世宗朱厚熄,因其堂兄武宗无子而以兴王世子身份入继大统。他在即位之初曾面临过以皇太后张氏及首辅大学士杨廷和为代表的“后党”势力强大的制约力的束缚。
最后,他通过“议礼”之争,在数年内的政治权力角逐中获胜,彻底摆脱了这种制约。 为了继续维护皇权运用的绝对自专性,这位出身皇室旁系的皇帝采取了种种树立自己权威的措施。其中包括在嘉靖十五年为自己营建陵园。
定陵的墓主神宗朱翊钧,虽然出身于皇太子,是理所当然的皇位继承人。但他在即位后的开始十年,却因首辅大学士张居正在皇太后的支持下锐意改革,勇于任事,客观上形成了对皇权的“侵犯”。 当时,神宗虽迫于皇太后的压力,屈从于张居正,但心理上却存在着一种太阿(古宝剑名,象征国家权力)旁落的失落感。
万历十年(1582年)张居正去世,神宗即削夺张居正的封赐,抄了张居正的家。紧接着便在万历十一年正月拟定了到天寿山卜选陵地的计划,并于万历十二年开始营建陵寝。 基于此因,永定二陵规模都很宏大(永陵仅次于长陵,定陵仅次于永陵),而且非常奢丽。
而明朝的仁宗、宣宗、英宗、宪宗、孝宗、武宗、穆宗、光宗、熹宗诸帝则均因以皇太子身份继承帝位,皇位基础稳固,没有必要通过奢华的陵寝建筑提高自己的皇权地位,所以生前都没
有建造陵园。 献、景二陵的墓主仁宗和宣宗还留下遗诏,要求从俭为自己建陵。
显然,他们觉得,在皇权十分巩固的情况下,从俭建陵,以“俭德”打动谒拜臣子的心灵,更会提高皇帝的威信,更有利于江山社稷的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