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与日本明治维新
戊戌变法: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 21岁游历香港，接触...全部
戊戌变法:
清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年，1898)，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
中日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民族资本主义获得初步发展，以康有为等为首的维新派，代表着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和开明士绅的政治要求走上历史舞台，主张对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进行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挽救民族危机，使国家臻于富强。
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地主官僚家庭出身。18岁时受业于江南名儒朱次琦，但不囿于师说，能独立思考，喜好陆(象山)、王(阳明)，而鄙弃程(颐)、朱(熹)。
21岁游历香港，接触到西方资本主义文明，以为“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购买西书，大倡西学，走上了从西方探求救国真理的道路。光绪十年中法战争爆发，他目睹外侮凭陵，清廷腐败，大受刺激，激发了变法维新思想。
十四年乘赴京参加顺天乡试之机，第一次上书清帝，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策，要求光绪帝纤尊降贵，引咎罪己，求言图治。当时顽固派把持朝政，予以阻格，难以上达，且以狂生见斥。康意识到变法尚非其时，遂南返。
十七年春起，在广州开办万木草堂，培养变法维新人才。得弟子梁启超等人。二十一年春，康偕梁赴京会试，适值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败于日本，签订空前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至北京，应试举人群情愤激，奔走相告。
康有为、梁启超联络18省举人1300余人联名上书清帝，反对签订《马关条约》，提出“拒和•迁都•练兵•变法”的主张。上书虽遭清廷拒绝，但它的内容辗转传抄，在社会上激起广泛影响。
这次上书标志着资产阶级维新派正式登上历史舞台，酝酿多年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潮开始变为实际的政治运动。此后，康有为以“变法图强”为号召，先后在北京、上海组织强学会，发行《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和《强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救亡图存，提倡西学，考察各国强弱之源，反映了维新派对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倾慕，因而遭到封建顽固派的忌恨。
二十一年末，北京、上海强学会先后被封禁，《中外纪闻》、《强学报》被迫停刊。但是维新变法已成为一种时代思潮，它不会因封建统治者逞虐施狂而沉寂下去。二十二年，梁启超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发表梁著《变法通议》等重要论文；二十三年严复在天津创办《国闻报》，连载严译《天演论》和《原强》等重要论文；二十四年谭嗣同、唐才常等又在湖南创办《湘报》。
这些报刊以达尔文进化论为思想武器，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呼吁“救亡以图存”，论述变法维新的必要性与合理性；揭露封建专制制度为中国衰弱落后的根源，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批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大力提倡新学，影响遍及全国。
与此同时，维新派又在各地组织学会，创办学堂。据不完全统计，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间，维新派创办学会、学堂、报馆等共50余所，出版报刊30余种，为维新运动高潮的到来，做了舆论准备，培养了人才。其时，帝党在与后党争夺统治实权的斗争中处于弱势，急需寻找社会力量的支持。
甲午战后，部分帝党逐渐倾向变法，企图借助维新派的改革才能和勇气，辅助光绪帝通过变法从后党手中夺取统治实权，达到救亡图强的目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时尚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维新派也迫切寻求政治靠山以为奥援。
于是，甲午战争后，帝党与维新派逐渐结合。强学会的成立是其结合的标志。
光绪二十三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其它帝国主义纷起效尤，掀起了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的高潮，中国面临被瓜分的危机。
康有为再次从南方赶到北京，于当年十一月十二日(12月5日)呈递《上清帝第五书》，提出变法的上、中、下三策以供采择。上策是“采法俄、日以定国是”；中策是“大集群才而谋变政”；下策是“听信疆臣各自变法”。
并提出“自兹国事付国会议行”，“采择万国律例，定宪法公私之分”等内容，涉及了清朝中央政权体制的改革，体现了维新派追求资产阶级民权制度的政治理想。这次上书，因言辞激烈，被顽固派阻格，未能上达。光绪帝本欲召见康有为，亦为顽固派所阻。
光绪二十四年正月初三(1月24日)，光绪帝命王大臣于总署西花厅接见康有为，询问变法事宜，继命康条陈所见。正月初八康有为上《大誓臣工开制度新政局折》(即《上清帝第六书》)，提出变法纲领:一、“大誓群臣以革旧维新，而采天下舆论，取万国之良法”；二、“开制度局于宫中，征天下通才二十人为参与，将一切政事制度重新商定”；三、“设待诏所，许天下人上书”。
其核心是第二款。按照康有为的设想，制度局是一个指导全国变法的中枢机构，其职能是负责立法和议政；另立法律、税计、学校、农商、工务、矿政、铁路、邮政、造币、游历、社会、武备等十二专局，作为行政机构，具体执行制度局所议定之新政事宜。
三月，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御侮救亡团体保国会，刊布《保国会章程》30条，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又规定了总会和分会的组织系统、权限和职责、入会手续、会员权利和义务，已略具资产阶级政党规模。
在保国会的推动下，各地纷纷建立御侮救亡性质的爱国团体，“维新变法”、“救亡图存”已汇聚成为强大的时代潮流。四月初十，反对变法、位尊权重的恭亲王奕？病逝，变法的有利时机到来，康有为积极联络帝党，促成光绪帝立即变法。
二十三日光绪帝接受维新派建议，毅然发布“明定国是诏”，宣布变法维新，号召大小诸臣努力向上，发愤为雄，“以圣贤义理之学植其根本”，“博采西学之切于时务者实力讲求”，切实举办新政，“不得敷衍因循”。
自此，至八月初六慈禧重新宣布训政为止，共103天，光绪帝引用维新人士，黜斥守旧派，颁布维新法令，推行变法新政，史称“百日维新”。变法新政的内容主要包括:一、经济方面:保护奖励农、工、商业，在北京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提倡实业，鼓励私人投资，令各省设立商务局(或农工商分局)；命各省地方官兼采中西各法，切实振兴农业；奖励科学著作发明，颁布《振兴工艺给奖章程》12款，规定对士民著新书、创新法、制新器者，赏给官职或给予专利；在京师及各通商口岸，广设邮政分局、裁撤驿站；编制国家预、决算，由户部按月公布；取消满人寄生特权，准其自谋生计。
二、政治方面:令各衙门删改则例；中央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等闲散衙门，外省裁撤湖北、广东、云南三省(此三省督抚同城)巡抚、东河总督等重叠机构；广开言路，允许官民上书言事，严禁官吏阻格。三、军事方面:裁汰旧军，令八旗及各省军队一律改练洋操；筹办兵工厂，筹造兵轮，添练海军；力行保甲，实行团练。
四、文教方面:改革科举，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策论；设立学堂，提倡西学，首先开办京师大学堂，令各省、府、厅、州、县，将现有大小书院一律改为兼习中西学的学堂；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新书；允许开设报馆，举办学会；派人出国游历、游学等等。
尽管维新派与帝党相结合所进行的改革相当温和，但它涉及到政治、经济、军事和思想文化各个领域，是一次影响深远的资产阶级性质的社会改革。在短短的百日之内，中国人民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第一次获得法律上的承认；封建主义旧思想旧文化受到沉重打击，资产阶级思想得以广泛传播。
特别是在维新变法运动深入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大力鼓吹资产阶级民权思想；康有为在第二至第五次上书中提出的立宪法、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以及百日维新中提出的开制度局、要求资产阶级参预政权等等，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资产阶级启蒙意义，是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斗争历程上的一个里程碑。
百日维新反映了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引起了封建顽固派的拼死抵抗。刚毅、徐桐等顽固大臣宣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多次要求慈禧太后镇压维新派，制裁光绪帝。慈禧作为清朝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并不死死地站在顽固派一边，她的统治权力建立在顽固派与洋务派互相牵制与平衡的基础之上。
面对外患日亟，社会上要求变法救亡的呼声高涨的情况，只要变法不出洋务派“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范围，她可以暂时容忍，以显示其俯顺舆情，“改弦更张”之意，达到缓和阶级矛盾和新旧冲突的目的。她的方针是决不能动摇其从中央到地方的军政实权，决不容许光绪排斥她的亲信，更不容许他在朝廷内结成自己的党羽。
一旦光绪帝越此雷池一步，她将随时准备发动政变。为此，在百日维新开始后几天，她即黜退翁同？，剪除光绪羽翼；任命后党骨干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统率北洋三军；又命二品以上大臣接受新职时要到太后前谢恩，以控制光绪的人事任免权，防止他破格提拔维新派；此外，还派她的亲信党羽掌管北京城内的军事指挥权和警卫权，为后党随时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
这等于告诉大臣们，权力仍牢牢地掌握在她的手中，他们可以放手抵制新政。正因此，除湖南巡抚陈宝箴认真举办新政外，绝大多数督抚不以光绪帝的诏书为然，他们的赌注仍押在慈禧太后身上。因此百日维新中，尽管颁布了180余道新政上谕，实际成效甚微。
顽固派还不断地直接向维新派发起攻击，光绪帝曾大胆地给予反击。五月初二，帝党御史宋伯鲁、杨深秀因礼部尚书许应？阻挠疏请废八股之议，奏劾许“守旧迂谬，阻挠新政”。光绪帝遂命许应？明白回奏。许百般掩饰，借机攻击康有为“摇惑人心，混淆国是”，请将其“驱逐回籍”。
遭到光绪帝申斥。五月二十日后党御史文悌严参康有为“遍结言官，把持国是”。光绪帝怒将文悌斥回原衙门行走。七月十九日，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侍郎？岫、徐会沣、溥？、曾广汉以阻挠主事王照上书言事，被光绪帝革职。
次日，光绪帝又赏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四人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参预新政事宜。这几件大事极大地激怒了后党顽固派，新、旧两党矛盾迅速激化，后党大臣荣禄、刚毅、怀塔布等纷纷活动，加紧策动政变。
康有为等维新派早有以“尊君权”、“去太后”为目的的军事政变计划，看到后党顽固派加紧政变准备，亦多方努力促成军事政变计划之实施。他们拉拢袁世凯，企图借助其兵力诛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保护光绪帝，捍卫变法新政。
光绪帝不知维新派计谋，但召见袁世凯，破格赏其侍郎头衔，以备缓急可恃；且孤注一掷，大量提拔维新人士，拟开懋勤殿以议制度；又定于八月初五召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维新派和帝党官员亦频频接触伊藤，上折请聘其为新政顾问官。
这两件事更引起后党集团极大疑忌，他们最害怕帝党掌握武装，最担心维新派与外国势力结合，促使帝国主义扶植光绪帝从慈禧手中夺权。于是慈禧决定抢先在光绪接见伊藤之前发动政变。八月初三，后党御史杨崇伊向慈禧上密折，请太后“即日训政”。
后党主将荣禄于同日调兵遣将，为发动政变预作军事部署。维新派亦加紧行动，谭嗣同于当日夜访袁世凯，策动袁执行“杀(荣)禄锢后”计划。袁佯作应允，但借词延缓执行。初四，慈禧突然从颐和园回宫，发动政变，幽禁光绪。
初五，光绪在慈禧严密监视下，处理了两件原先预定的政务，一是召见袁世凯“请训”，二是召见伊藤博文。初六，慈禧假光绪帝名义，发布吁请太后训政的诏书，宣布第三次临朝训政，下令逮捕康有为和康广仁。袁世凯于初五“请训”后回津，立即向荣禄告密，荣沉吟良久，得悉政变“已自内先发”的讯息后，始将袁告密内容密报慈禧。
初九，慈禧下令逮捕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十三日此五人与康广仁一起被杀于北京菜市口，史称“戊戌六君子”。康有为、梁启超逃亡日本。支持变法维新的官员陈宝箴、江标、黄遵宪、李端？、张荫桓等数十人或被捕系狱，或罢官，或遣成边陲。
除京师大学堂和通商、惠工、重农、育才等洋务项目外，废除全部新政，戊戌变法失败。
戊戌维新运动是19世纪末中华民族同帝国主义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场旨在挽救祖国危亡的爱国运动；又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思想启蒙运动。
它是中国人民在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反帝反封建斗争的一个驿站，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但是由于二千年封建主义经济基础的牢固，封建主义政治力量的强大、封建主义思想影响的根深蒂固，非初登历史舞台的幼弱的资产阶级所能抵敌，戊戌变法的失败带有必然性。
兼之当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独立的阶级力量，和封建势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维新派又严重脱离人民群众，缺乏与封建主义彻底决裂的勇气，对帝国主义怀抱不切实际的幻想，充其量，他们只能发动一场软弱的资产阶级政治改良运动，而不能使改革派掌握政权。
就在维新上谕如雪片般飞舞之际，军政实权仍牢牢地掌握在封建顽固派手中。没有政权的改革必然遭致失败。戊戌变法的历史证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自上而下的维新改良，只是幼弱的民族资产阶级不切实际的幻想，它必然让位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明治维新:
明治维新是日本历史上的一次政治革命。它推翻德川幕府，使大政归还天皇，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方面实行大改革，促进日本的现代化和西方化。明治维新的主要领导人是一些青年武士，他们以“富国强兵”为口号，企图建立一个能同西方并驾齐驱的国家。
１８７１年废藩置县，摧毁了所有的封建政权。同年成立新的常备军。１８７３年实行全国义务兵制和改革农业税。另外还统一了货币。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中期，这些改革遭到两方面的反对：一方面是失意的武士，他们纠集对农业政策不满的农民多次兴行叛乱；另一方面是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民权论者，他们要求实行立宪，召开议会，万事决于公论。
明治政府在各方面的压力下，１８８５年实行内阁制，翌年开始制宪，１８８９年正式颁布宪法，１８９０年召开第一届国会。在政治改革的同时，也进行经济和社会改革。明治政府的主要目标是实现工业化。军事工业以及交通运输都得到很大发展。
１８７２年建成第一条铁路，１８８２年成立新式银行。为了满足现代化的需要，大量介绍西方的科学技术。到２０世纪初，明治维新的目标基本上已经完成，日本在现代工业国的道路上前进。
其实，发生在欧洲和美洲的资产阶级革命，也影响到世界上其他地方。
在亚洲，最先向资本主义发展的国家是日本。
过去，日本曾经号称“神国”，是所谓“诸神保护的国家”。天皇就是神的化身，他对自己的臣民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忠君报国”、“效忠天皇”的思想一直是日本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准则。
这样一个“神国”，要转变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可真不容易。
事情还得从19世纪后半期说起。那时候，天皇已经没有了实权，只是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政治上和经济上都要受幕府将军的支配。幕府，原来是指将军带兵出征时处理军务的营幕，后来，将军掌握了大权，幕府就成为将军统治全国的最高政权机关。
自从1603年德川家康建立幕府以后，幕府将军的职位一直由德川家族世代相传。将军下面有200多个藩侯国，由大名（藩主）统治。大名下面还有武士和下级武士。到了19世纪后半期，因为那时日本的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和商业有很大发展，在一些地方，资产阶级改革运动日益兴起，在统治阶级内部，就出现了两个对立的集团。
以幕府将军为首的一方主张守旧，反对改革。以长州、萨摩两藩的大名为首的另一方主张改革，反对幕府的封建统洽。城市的人民也不断掀起暴动，反对封建统治者。幕府将军德川家茂就借口长州藩有罪，两次派兵征讨，结果都失败了。
德川家茂也连气带病，死了。改革派趁此机会，一方面扩充兵力，另一方面秘密同天皇联系，准备发动宫廷政变，把德川将军赶下台。双方的矛盾越来越尖锐。
1867年10月上旬的一天，在京都（当时日本的国都）天皇宫中的一间书房里，改革派首领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把几个改革派的重要人物召集在一起，商量对策。
大久保利通说：“现在，德川家茂已死，刚继任的德川庆喜没什么威信，而天皇却站在我们这一边，形势很有利。”
西乡隆盛接着说：“我们要趁机打垮德川幕府，何不让天皇下令讨伐他呢？
“对！”众人齐声说。
“不过，那得先让天皇免了长州藩的‘罪’，因为当初幕府是用天皇的名义去讨伐他的。”
几个人商量好了，就去向天皇睦仁报告。睦仁天皇这年虽然才14岁，但是很有雄心。他同意了这个报告，果然下了两份密诏，赦免了长州藩的“罪”，下令讨伐德川幕府。
大久保利通等人接到密诏，欣喜若狂，赶紧打开来细细观看，只见上面写着：
“不讨此贼，何以上谢先帝之神，下报万民之深仇！”
大家高兴地叫起来：“天皇英明！天皇万岁！”又低声议论着：“这一回，我们准能成功，看德川庆喜往哪儿跑！”
正在这时候，忽然有一个人气急败坏地跑进来说：“诸位且慢高兴，听说德州庆喜已经见过天皇，主动请求辞去将军的职位。
他说要‘奉还大政’，把政权交还给天皇呢！”
原来，德川庆喜感到形势对自己不利，又无法应付，就决定先发制人，主动辞职，免得被改革派彻底打垮。
这条缓兵之计果然发生了作用。改革派内部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一部分人主张按原计划进行征讨，一部分人认为既然幕府“奉还大政”，目的已经达到，不必再打仗了。结果，后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天皇批准了德川庆喜的辞职请求，但随后又下诏由德州庆喜暂时管理政务。这样，把持政权200多年的德川幕府虽然宣告结束了，可是德川家族仍然掌握着政治上的大部分权力。
改革派要夺权的目的没有完全达到，当然很不甘心。他们在京都举行了一次会议，决定实行进一步的改革：废止幕府制，由天皇命令德川庆喜辞去一切职务，将全部幕府领地交还朝廷。根据会议的决定，第二天，长州藩的先遣军开进了京都把守宫门，后续部队也陆续开到。
第二年（1868年）年初，睦仁天皇颁布诏书，决定建立由他领导的新中央政府，改年号为明治。明治天皇委派西乡隆盛和大久保利通主管政事。
这一回把德川庆喜激怒了。他退居到大阪，准备反击。他对忠于自己的官员们说：“他们这么干，真是逼人太甚，我决不退让！”支持他的官员们也气得大叫；“不能犹豫了，非跟他们拚到底不可！”德川庆喜认为时机已经成熟，立即向朝廷发出“讨萨表”。
第二天，幕府军舰在海上炮轰萨摩藩船只，战争宣告开始。在陆上，有1．5万人的幕府军向京都进攻。
以萨摩、长州两藩为主力的政府军队大约有5000人，在京都附近的鸟羽、伏见两地迎击幕府军。双方展开了大厮杀。
幕府军虽然人多势众，但士兵们不愿打仗，一上战场，便成群地溃逃。政府军却斗志旺盛，越战越勇。同时，改革派的领袖还提出“减免租税”、“四民平等”等口号，把农民和商人都争取到自己一边，周围各地都表示支持天皇。
最后，幕府军伤亡惨重，大败而逃。德川庆喜不得不退守江户（幕府所在地）。他看到自己的军队已经瓦解，江户居民又不拥护自己，再战只有死路一条，于是决定妥协。这年4月，他表示谢罪隐退，不再过问政事。政府军也答应不杀他。
随后，政府军开进了江户（后改名为东京并成为日本首都）。
幕府彻底倒台以后，明治天皇按照改革派的愿望，实行了一系列改革：取消了封建的领地制度，改设府县地方政府；限制封建等级特权；振兴工业，由政府投资开办兵工厂、造船厂、纺织厂，然后低价卖给私人经营；和世界各国交往，吸收西方的文化知识。
这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改革被称为“明治维新”。
从此以后，日本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也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不过，明治维新政府是一个以天皇为中心的新地主资产阶级政权，仍然保留着很多封建残余。
天皇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象征，也一直保留到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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