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川的回民是从那迁徙来得张家川
张家川的回民大部来自甘肃省甘谷(旧称伏羌)
从考证地名审视回族聚居社会演变历史——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地名调查为例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域内除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地名外,地名中还存在大量的特殊现象,其诸多地名形成与演化的过程与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密切相关,考证之可佐证、引申出若干历史史实,可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过去陕西和今天张家川两地回族聚居社会的演变历史。
张家川县域名源自张家川镇。
一、缘由及个例分析
由西安沿古“丝绸之路”南大道西行,翻越巍巍关山,便进入中国第一个回族聚居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整个县域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山西麓,东临陕西省陇县,南、西、北分别与甘肃省清水县、秦...全部
张家川的回民大部来自甘肃省甘谷(旧称伏羌)
从考证地名审视回族聚居社会演变历史——以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地名调查为例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域内除具有普遍意义上的地名外,地名中还存在大量的特殊现象,其诸多地名形成与演化的过程与清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密切相关,考证之可佐证、引申出若干历史史实,可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过去陕西和今天张家川两地回族聚居社会的演变历史。
张家川县域名源自张家川镇。
一、缘由及个例分析
由西安沿古“丝绸之路”南大道西行,翻越巍巍关山,便进入中国第一个回族聚居区——张家川回族自治县。
整个县域位于甘肃省东南部,陇山西麓,东临陕西省陇县,南、西、北分别与甘肃省清水县、秦安县、华清和庄浪县接壤,总面积1311。8平方公里。2003年全县总人口30。8万人,其中回族21。3万人,是目前我国回族分布比例最高的自治县。
上述两种地名现象在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都有表现,且名不副实地名十分普遍。另外,在其地名中还存在一些地名与姓氏、民族、现状都相符的特殊现象。还有,县域内的有些地名虽辈辈相传,却至今不知其来历,有些更难知其字其义。
因此,考查这些地名,穷究其来源,本身就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再者,弄清楚这些地名的时代和相互关系,复原其所处的历史背景,对阐明某一民族的历史和某些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是有补益的。[1]笔者在对该县实地考查的基础上,对其地名现象和尚无定论的一些地名作一考析。
全县地名中有代表性的有下列几类情形。
第一,以姓氏为地名,但名实不符。如该县上磨多高家台子,却无一户高姓人家,全为回族最常见之牛、海、杨姓;刘家里(地名)全为回族常见之苏、魏、马姓居住;而在之纳家十字,居民中无一户纳姓,全为回族最常见之马姓居住。
经查,这些村庄原为当地汉民居住,在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战乱后期,原地汉民迁出,外地回民或逃亡、或被安置于此(多为空置)。
第二,地名转译,同音异字,改变原义,名不副实。
如该县恭门乡古土坡(音)、上磨乡陡头里(音)两地名,至今不解其意,走访推理得知,在清朝同治年间及之后一段时间里,原地名分别应为滚头坡、滚头里。系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中,清军在以上两地屠杀被俘回民,因被砍人头顺坡滚落而下,遂得此地名。
民国以来其地名因有不雅之嫌,官方换字,群众顺音,不知不觉自然更名。50年代当地农民在此整 修梯田时,挖出数百颗人头骨成排状,证明其事属实,另作解释不确。
第三,外地回族迁来,地名遂名不副实,又使迁出、迁入两地的民族和方言结构发生变化。
如该县上磨乡崔家湾村,村民全为马姓。经证实,受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波及甘肃省甘谷县(旧称伏羌)之回民,几乎全迁逃张家川入居崔家湾,且迁来回族多为马姓,遂形成地名姓氏不符,即今虽称为崔家湾,但村民全为马姓。
另外,此后甘谷县几乎没有回族,张家川却出现了专操伏羌方言的回族[2]。
2。两省异地,地名却同源一处,此类地名张家川县境内较多。如该县的兰家、丈八寺、坎家、马咀、麻崖、桃园、瓦一头、角寺、凤翔巷、凤翔咀等村名庄名,经考在清代同治回民起义中,陕西回民举家拔眷逃迁,中途被安抚在张家川。
如起义前的1861年,凤翔府之岐山县有回民28坊,平均每坊2250人,歧山全县就有6。3万回民[3]。虽新近易地,但入迁者仍沿用其陕西之旧名,在张家川县境内的以上地名在陕西今仍存,出现陕西、甘肃两省同地名之现象。
另外,也使张家川县出现了说陕西地方方言的回民[4]。
3。地名与姓氏、民族、现状“三相符”。在张家川县境内此类地名见于回族聚居村庄的,有马家河、麻家崖、丁家团庄、丁家渠、摆家壑落、摆家湾、沙家庄子、毕家沟、坎家梁、喜家湾、马家咀头、马合曼家等这些以姓氏命名的地名。
以上姓氏大都源自回族先民之阿拉伯姓氏,亦是回民常见之姓。这类地名是为回族世居于此而形成,这与自汉武帝开拓西域以来,唐、宋两朝均有大食人于张家川定居,与元代“回回”人亦多有迁居张家川者的史实是相吻合的[5]。
因此,可视为“三相符”的特殊地名,即单从地名看,其反映出了居住者的姓氏,从姓氏又可知这里住有回族同胞,而现实中确是如此。
4。地名由宗教场所及军事编制而来。
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以宗教场所命名的地名,有礼拜寺、坟园寺巷子等,自解放前至今一直沿用。解放初期所设立的宣化区,就是人民政府以县境内中国伊斯兰教皙赫忍耶教派胜地宣化岗之名而命名的(后撤销并入张家川镇)[6]。
以军事编制和军队驻地而命名的,至今有扎子梁、扎子地、炮台咀,皆因清同治回民起义时期的军事编制及战祸所成。
5。空有地名,而无住户的地名。如该县上磨乡分之赵家庄,多方证实原为赵姓汉民一村庄,在清同治回民起义中赵姓全族迁出,后无人再入住于此,故空留一地名。
此类地名在该县也有多处。
6。虽官赐地名,而终不流畅,复用旧地名。今张家川回族自治县上磨里(地名),在清朝同治回民起义之前,就为百户马姓回民所聚居。清朝嘉庆道光时期,此地经济发展较快,陕西回民起义波及于此后,全体原住回民守地不动,因未遭动乱,及后至民初。
该地遂成名震西北的首富之地,涌现出了万盛生(商号,后同)、天顺裕、全义德、福厚昌、万盛昌、长发祥等大商巨贾,有的贸易范围及达京、津、沪、晋、陕等地并置有地产。后又经新文化的启蒙,在民国时期,该地走出了马乾三(国民革命二军骑兵旅旅长)、马得凤(西安事变前东北军骑兵师师长)、马得彪(西安事变前东北军骑兵师参谋长)[7]、马良骏(现代中国社会活动家、伊斯兰教经学家)[8]等一批政治上显赫、宗教界有名的人士,民国地方政府赐此村以“上达”之名,以示彰显,并在此村方圆设立上达乡[9]。
但在一段时期内,官员称上达,民仍呼上磨,新旧并用,解放后人民政府在地名普查中,复用上磨。
7。汉族同胞聚居村庄亦可常见地名与姓氏、民族、现状“三相符”现象。如上磨乡王家堡子,今是以王姓为主的汉族聚居大村,村民自称其祖上于明清之交由山西大同府迁来。
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期间,王家堡子以王平安为首的汉民, 对落难于此的陕西回民竭力救济,关系甚好,此地未出现住民旧出新入的事实。因此,在这里也形成“三相符”现象,即,从地名可知住有王姓人家,从王姓知为汉族同胞,而现实也是这样。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该县群众即使没有去过这个地方,也可从“王”(《百家姓》之八,汉族之大姓)和“堡”(示集 中住有多户人家,是为大村庄)推断出此地为汉族同胞居住。当然,上面提到的回族聚居村庄地名“三相符”的,也存在这种现象。
该县刘家堡子(地名)是刘姓占绝大多数的汉族大村,村民自称是汉朝皇刘之后,祖上明时由山西大槐树庄迁来,亦在地名与姓氏、民族、现状“三相符”之列。另据该县高龄老人讲述,在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中,该地刘姓汉民亦接济过流落于此的回民。
此类地名在该县还有其他几处。
8。两姓相连作为地名。这主要在汉族聚居的较大的村庄。如该县的赵坡韩家,是因过去住有赵、韩两姓得此地名,今仍为赵、韩两大姓居住。
赵为《百家姓》之首,韩为十五,因此,这亦属“三相符”之列。
9。以人名形成地名。该县之平安乡、平安村,经考在清代同治回族起义之前,此地偏远荒芜,无甚名称,更不称平安。清同治陕西回民起义中,大批回族逃迁于此,前已达及,该县上磨乡的王家堡子,时有一汉族大绅士名曰王平安,为人豪爽,仗义流财,对逃难而来的回民散金给粮,鼎力相助,对此,陕西回民歌曰:骑黄牛,过关山,来到张家川的上磨川,上磨(里)人,真短见,不如王家堡子的王平安,王平安,真好汉,又给油,又给面等。
入住此地后,回汉群众为示纪念,遂将上述地名冠以“平安”,也表达了人们对时势的良好祝愿和对未来的美好向往。
二、一些基本史实和结论
“具有史料价值的一个地名,一个人名,都是重要的,如和各方面的史料相互印证,互为补充,也可补史料之不足。
”[10]通过对张家川回族自治县境内这些地名的考查,知其形成演化的过程与清代同治年间陕西回民起义的始末密切相关,有助于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审视今天和历史上的回族聚居社会的历史,可以佐证或得出一些基本史实和结论。
1。清同治回民起义中,张家川作为陕、甘咽喉,成为陕西回民往返流散之要道,也是回民与清军厮杀的主要战场,通过地名考证,亦可窥见清王朝对回民残杀镇压的痕迹和对回族政策。
这场发端于陕西而波及省外的战争,初起因于回汉杂居,俗尚各别,睚毗小忿,本人情所不能无[11]。后因风俗习惯而致“龌龊相仇杀,(亦)视为固然者久矣。”[12]关中地区的西安、同州、乾州等府州既是全省回、汉人口最为集中的地区,也是回、汉矛盾最为激化的地区。
然而,清朝廷却利用以汉制回的策略,处处纵容、偏袒汉人肇事者,有意激化、利用这本已临近燃点的矛盾,“凡争论斗殴,无论曲直,皆抑压 回民。汉人复持众欺凌,不知回性桀骜,亿万同心,日积月长,仇恨滋深”。
[13]至咸丰末年,这种矛盾已发展到一触即发的程度。同治初年,随着太平军入陕,矛盾随之激化,战争的爆发已不可避免。从1862年初至1869年底,这场战争整整持续了7年之久,整个陕西省,尤其是人口稠密、富甲一方的关中地区,成为双方厮杀的战场,而毗邻于陕西的张家川,因其和关中有鼻息拂肤的特殊地理位置,自然被卷入其中。
其间,大批陕西回民举村拔寨,扶老携幼,奔命于秦陇大道,前有巍巍关山,后有虎狼之师,死于兵戈、疾疫、饥饿者十之有九,实回族千百年来未有之浩劫。
这种局面的最终形成,与清官方对回族政策密切相连,即对大众采取“密切防闲”,在政治法律上排斥压抑,清“刑部自宪庙以来,屡奉堂官严禁,虽皂卒亦不许一回杂入”[14]。
在官方文书上把“回”字加以“犭”旁,以示“回回”不侔于人类。回回罪犯刺“回贼”二字”。这与元、明初的对回政策形成鲜明对比。国内有学者撰文指出,清代民族政策是我国历代封建王朝中最成功的。然其民族政策虽做到了因族而异,并吸纳、发展了历代的民族政策,且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但在评判一个时代的民族政策时,也应看其贯彻情况和取得的实际效果,前面的结论,就有悖于包括回族历次起义在内,清代是我国各民族人民,反抗封建的和民族的双重压迫最烈一代的历史事实。
另外,应看到清代政府,在对外大环境中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不会不反映到国内小环境的民族政策上来,上至朝廷,下至地方,在民族事务上“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现象是比较普遍的,以回族为例,地方官员在奏折中竟曾称回民“夜聚明散”(实为回民作晨礼),“耳毛为号” (实为回民喜蓄络腮胡须,称“利赫耶”胡须),荒谬至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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