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中国还有哪个国家不使用拼音文字？？
你说得对，今天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文字大都是表音文字（含拼音文字）。换个角度说，只有中文是还在使用的完全的非表音文字。
与表音文字相对的是表语文字，表语文字的语言学名称是语素文字，下面是关于语素文字的网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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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文字，又称表语文字，是表示词或语素（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的文字。 历史上发展成熟而又代表高度文化的语素文字有西亚的楔形文字、北非的圣书字和东亚的汉字。
语素文字（logogram），又称表语文字，是表示词或语素（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的文字。它和...全部
你说得对，今天除了中国，其他国家的文字大都是表音文字（含拼音文字）。换个角度说，只有中文是还在使用的完全的非表音文字。
与表音文字相对的是表语文字，表语文字的语言学名称是语素文字，下面是关于语素文字的网上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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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素文字，又称表语文字，是表示词或语素（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的文字。
历史上发展成熟而又代表高度文化的语素文字有西亚的楔形文字、北非的圣书字和东亚的汉字。
语素文字（logogram），又称表语文字，是表示词或语素（语言的最小语义单位）的文字。它和表音文字不同：表音文字是表示语音的文字，表音文字的一个字位表示一个音位或者音位的组合。
在非正式的场合，语素文字往往被称为表意文字或象形文字，但这只是一种比喻或形象的说法。语素文字和表意文字、象形文字的区别主要有两点：
1。语素文字是用来记录语言的文字，和语言有严格的对应关系。
一般来说语素文字可以分解为字位，一个字位代表一个语素，当然也可能出现一个字位代表几个语素和几个字位代表一个语素的情况。与语素文字不同，表意文字只是表达一种意思，象形文字只是用图画来表示物体，这两种都不一定用来记录语言。
比如禁烟的标志可以看成表意文字，但不是语素文字。
2。目前已知的语素文字都不局限于表形和表意，而是有表音的成分。因此，语素文字也称为意音文字。
语素文字的出现代表人类文字史走出原始时期，进入古典时期。
“意音文字”和汉字中的“形声字”不是同一个概念，任何汉字（无论是否形声字）都是意音文字系统的字位，因为它（在特定的方言里）都有确定的一个或几个读音。
历史上发展成熟而又代表高度文化的语素文字只有西亚的楔形文字、北非的圣书字和东亚的汉字。
但楔形文字和圣书字早已废止使用，汉字是当今世界上唯一仍被广泛采用的语素文字，为中国、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使用。除此之外，日本语、越南和韩语-朝鲜语也使用部分汉字。
契丹文（限契丹大字，契丹小字为拼音文字）、女真文、西夏文及越南的字喃等，均是模仿汉字而构成的语素文字。
现在契丹文、西夏文已经失传，而字喃在越南于19世纪被法国统治后，就已经不再采用。
古彝文也是一种语素文字。而现时流通于四川的凉山规范彝文，已经演变及简化为音节文字，没有了表意的功能。云南规范彝文仍然是语素文字，但使用不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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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问题，为方便也为准确，贴一篇来自北大未名网站的专论。
文字很长，你既然关心这个问题，耐着性子读下去是值得的。
发信人: Forum (讲座人), 信区: Forum
标 题: 辜正坤Re: 汉字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拼音文字
发信站: 北大未名站 (2003年05月17日19:43:09 星期六) , 站内信件
【汉字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拼音文字】
汉字没有演变成为拼音文字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仔细地研究考察起来，我发现它们是一个原因系统。
但是在这个原因系统中，并不是所有的原因都同等的重要。简要地说来，原因系统中有主原因和次原因、近根原因的远根原因、共时原因和历时原因等诸种原因类别。这些原因我将专文论述，本文只着重指出，下述四个原因是汉字未发展成为拼音文字的关键性原因，它们是：
1．早期汉语塞音韵尾的失落和开音节字的增多；
2．无起首元音的形式；
3．起首辅音和复辅音的失落；
4．初民的文字改革（如苍颉造字、李斯统一文字等行为）。
下试作简要论述。
首先，汉语单词的发音形式多为单音节和开音节。例如，“来”（lai）、“吃”（chi）、“手”（shou）、“书”（shu）。在文字上的表现就是绝大多数是一直节一个字。但由于没有结尾辅肯，前一个单词的最后一个音素与紧接其后的第二个单词的第一个音素之间完全不能拼合，使得语音与语音之间缺乏连缀的基本条件，因此单词与单词的音素之间永远不可能有连读现象。
例如上述的单词，“来”的最后一个音素是“i”，吃的第一个音素是“ch”，i和ch不能连读，除非颠倒，则为chi。这就阻碍了单字由一音节一个字的形式过渡到一词多音节的形式。而且，纵然最初的汉语中也有多音节词的存在，由于上述单音节形式的开音节词占了压倒优势，也使得少量的多音节词迫于趋同效应而逐渐泯灭。
这样一来，汉字要走向拼音文字就极端困难了。
但是，汉语并非一开始就缺乏结尾辅音。事实上，在明代以前，北方音系中还存在韵尾[m]，明以后〔m〕音并入韵尾[n]。在魏晋南北朝以前，长入的韵尾[t][k]才脱落，变为去声。
而短入韵尾[p][t][k]的消失据说比长入韵尾的消失还要晚得多。大约到了元代，在北京话和多数北方方言里，入声韵尾才消失而演变为平、上、去声。结尾辅音脱落的原因可能是由于元音延长而造成的。这样一来，汉语里原来本带有韵尾辅音的“闭音节”字，由于韵尾辅音的失落，或者转化为元音韵尾，结果就演化成了“开音节”字。
中古时期的“阴声韵”字虽是开音节字，溯其源，在上古音初期“谐声”时代，本来也是带有[-b][-d][-g]等收尾辅音的。
综上所述，汉语单字结尾辅音的失落及由此造成的开音节字的增多极大地强化了汉语单字之间的孤立性；虽是开音节字，却失掉了开放性，难以和后面的单词发生连读现象，遂使汉字向拼音化方面的演变的可能性变得极小，这是第一大原因。
其次，汉语单字先天性缺乏起首元音，则是汉语难以演变为拼音文字的第二大原因，汉语中虽有极个别特殊的字如[阿][啊]等由一个元音音节构成，勉强具有起首元音的读音效果，但是这类词极其有限，用途也只限于修饰作用，如“阿爸”、“阿妈”之类，所以其促成某种拼音效应的可能性极小，几可忽略不计。
而汉语语音学的研究成果显示，似乎至今尚未发现远古期的汉语有起首元音形式。而即使曾有过这种形式，那么它们后来的失落也象其结尾辅音的失落一样，进一步堵死汉语向拼音化发展的道路。我们来假定一下，如果汉语中同时大量存在具有起首元音和结尾辅音的单词，在其他条件阻碍的情况下，将会出现什么现象呢？我的回答是，汉语势必走向拼音化。
例如，有这么两个词组：吃饭、走路；我们若在每个单词的前面安置一个起首元音，或是在其后面安置一个结尾辅音，叫它们势必产生连读现象，如“吃饭”一chifan一chi＋ka＋fan一chikafan，连读的结果是孳生出一个三音节词来。
又如“走路”－zoulu一zou＋ti＋lu一zoutilu，连读的结果是产生了一个三音节词。如果每个单字前后都分别有一个元音和辅音的话，则其拼音化的趋向就更加明显，几乎势不可免，吃饭-chi fan一a＋chi＋ka＋fan＋p一achikafanp，连读结果是一个四音节的多音节词，与印欧语系的单词已没什么两样了。
所以，我们可以说，汉字没有拼音化的内在语音原因是由于其缺乏起首元音及其结尾辅音的脱落造成的。反过来说，汉语里如果有这两种东西并存，则拼音化将势不可免。
再次，汉语单字起首辅音和复辅音的失落也是汉语未能发展为拼音化的原因之一。
上两个原因是关键性内在原因。这第三个原因虽不如前两者关键，也可部分地解释汉字为什么没走上拼音化道路。
远古期的汉语本来还有起首辅音，但是后来逐步失落。等韵图上的“喻母”分做两类：一类排在四等，叫做“喻四”；一类排在三等，叫做“喻三”。
在中在初期的《切韵》音系中，“喻四”一类，即“余”类或“以”类，已经是“零声母”的字了。而在上古音中，“喻四”大部分是带有声母〔d－〕的，小部分是带有声母〔g-〕的。以“移”字为例，在上古音中是带有声母[d-]的，而到中古初期，〔d－〕音失落，变为“零声母”字。
又如“疑母”、“微母”、“日母’’等鼻音声母也有过简化和失落的过程。“疑母”原是〔n－〕音，近代大部分失落，小部分并入[nj-],例如“牛”、“凝”等。“微母’’原是由〔m－〕变来的，〔m〕是唇齿音；到了近代，鼻音逐渐消失，经过了〔v－〕以至于辅音失落，成为“w”音起首的“零声母’’字。
“日母”原为舌面鼻音，“影母”原为喉塞音声母，后来都逐渐失落了。
另外是复辅音的单化和失落的问题。上古音里无疑存在着相当数量的复辅音。根据专家们的测定，上古音中有工[kl-][pl-][kt-][sk-][pk-][pt-][sm-][btl-][kdl][ktdl-][ndl][kdml-]等“双辅音”、“三辅音”和“四辅音”声母的存在。
这种形式很象印欧语系中的复辅音情形，如[sk-]加一双元音[ai]就成英sky[skai](天空)的发音。[pl-]加一双元音[ei]就成了英语play〔plei〕（玩乐、剧本）的发音。（本文关于汉语音韵学方面的论据，参阅了高本汉《中上古汉语音韵纲要》齐鲁书社，1987；王力《汉语语音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张世禄《张世禄语言论文集》，学林出版社，1984；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北京出版社，1986。
）
起首辅音与复辅音在上去汉语中的存在，证明汉语的拼读形式并非一开始就是辅音加元音式的单调刻板的单音节形式，而是潜存着演化为拼音文字的条件的。因为起首辅音形式，尤其是复辅音形式很可能诱导出多音节拼读方式，从而促使汉语走上拼音化道路。
然而起首辅音和复辅音的失落标志着语言演变的简化原则占了上风，这种失落本身即使不是直接阻碍了汉字的拼音化，也间接地支持了反拼音化倾向，所以从汉语语音演变的内在史实来看，汉字不能拼音化至少在上古晚期就已经是注定不移的历史潮流。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汉字之不能拼音化仅仅由于其内在原因吗？更进一步说，结尾辅音的脱落，起首元音的缺乏，起首辅音和复辅音的消失，这一切都仅仅是由于内在原因造成而无外因的影响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认为，以上三点都是历史内因，它们具有纵向决定性意义，但是在一定的时候，共时外因也可以极大地起到关键性作用，从而具有横向决定性意义。我所说的这个横向决定性原因就是初民的文字整肃行为。这种人工行为必然干涉语言的自然演化过程，我认为它是导致汉语起首辅音（元音？）、复辅音和韵尾辅音失落的关键性外部原因。
第四，初民的文字统一行为对汉字未拼音化的影响。这里首先要声明两点，第一，笔者对汉字演变成拼音化文字好还是不好这个问题不作价值判断，而只是想客观论述汉字末发展为拼音文字的根本原因；第二，对下面要谈到的文字统一行为本身也避免作价值判断，而只想就文字统一本身对汉字之未演变成表音文字可能产生的影响作出评估。
初民曾有文字整肃行为，这是可以肯定的，这可从三个方面加以证实，第一，以今例古；第二，可稽史料；第三，历代传说。
首先，用以今例古之法可以论证初民有文字整肃行为。语言文字是人际交流最基本最通行最有效的工具，它的发达与否是人与禽兽区别的显著标志，因此人类不可能不对它加以重视，而这种重视必表现为对语言的利用、维护和改进。
我国现代的语言文字改革运动可谓此起彼伏，未尝中断。五四时期的白话运动即是最明显的例子，白话文压倒古文而成为国民生活中最通行的文体，这已是历史的事实，而这一事实是由人的主观努力即语文革新行为造成的。
建国以后，文字整肃行为在更为严密的领导下进行，这体现为汉字简化工作等。今日大陆的汉字与海外汉字或40年代的汉字的区别之大已足以使人咋舌。语言文字既然是人的语言文字，人必使之尽可能依据不同时代的人的需要而改造利用。
以今例古，则我们的老祖宗也势必常常做类似的文字改革工作。
从可稽考的史料来看，先秦时代曾有过文字统一工作，是没有疑义的。那时候各国“言语异声、文字异形”（《说文解字·叙》），秦始皇遂令李斯负责统一文字的工作。
李斯负责整理出一种笔划较战国时期简便，写法一致的文字，在全国通行，称为小篆，以取代别的异体字。后来程邈又取法民间流行的简化字整理出一种新字体，称为隶书，这种字体已和我们现在所用的字体十分相近。
再往前推，则关于文字改革的史料多为传说。其中流行最广的是“苍颉造书”说。如《世本·作篇》：“史皇作图，仓颉作书”。“书”者，文字也。李斯《仓颉篇》：“仓颉作书，以教后嗣。”《吕氏春秋·君守》：“奚仲作车，仓颉作书。
”《韩非子·五蠹》：“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厶（私），背厶者谓之公。”许慎《说文解字·叙》：“黄帝之史仓颉，见鸟兽蹄沥之迹，知分理之可相别异也，初造书契。”虽有许多传说，但近代学者中完全否认历史上有仓颌存在者也大有人在。
我的看法是，仓颉其人有没有，并非是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所传仓颉所处的远方时代有没有文字创造或文字改革的行为。根据我上面的推理方式可知，我们现在既然拥有文字，则当然就有个最初文字产生的过程。既有这个过程，就必有文字创造和文字革新的行为。
这是一。
第二，既然有这样的行为，就有这佯的行为者，谁是行为者呢？我们知道，一切文字推到根源上都是从图画文字演变而来，那么从图画文字演蛮为早期象形文字的过程势必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历史阶段。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不可能指望图画文字或其演化形式象形文字都是一个人造出来的。
所以合理的推论是从图画文字到象形文字形成的时时代代中必有许多人，或者说许多文字创造者和文字革新者参与了文字的创造和整肃活动。第三，既然有许许多多的人参与其事，则其能力必有高下优劣之分，能者多劳，能者为师，其中的所谓佼佼者或有权势者，必有可能被推举选拔或被认命为总领某个时代文字革新活动的领导人物。
鄙意这样的人物就是仓颉式的人物。这有点象郭沫若论及殷代的甲骨文书法者时，所谓“足知存世契文，实一代法书，而书之契之者，乃殷世之钟王颜柳（郭沫若：《殷契粹编》自序）。所以，所以，即使历史上没有一个确凿的冠有仓颉名号的人，仓颉式的文字创造改革家也是必然存在的，且不止一人！晋·卫恒《四体书势》云：“昔在黄帝，创制造物，有沮涌、仓颉者，始作书契以代结绳。
”可见除仓颉外，还有个沮涌也是文字改革家。以《荀子·解蔽篇》云：“好书者众矣，而仓颉独传者，壹也。”意思是：古时参与文字创造的人很多，唯独仓颉能名传后世，这是因为他特别专一于造字的缘故。荀子以为“造字的人很多”，这是极有见地的，从书画同源的观点来看，那时的仓颉或仓颉式人物必定是那时候人们钦佩的很高明的画家，他或许不仅画得容易使人识别字形所示意义，可能也画得特别漂亮、简洁、有规律性，所以他更容易获得人们的赞许与推重。
当然，我们也得估计到，他画得再好，也不可能完全抛开传统的画字法，即是说，他一定是在前人画字传统的基础上来显示的造字本领，同时在具体画法上作一些他认为适当的改革，我们这里感兴趣的主要是他的改革工作。
文字的改革必与一定的历史需要相呼应。最原始时代创造图画文字的代表——仓颉式人物在进行文字创造时，所根据的标准主要是客观世界的物象，所谓“近取诸身，远取诸物”，进行模仿建构图画文字，那时他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华，受别人制约的可能性较小；部落时代的仓颉则一方面要遵照传统的画字规则，另一方面也有他自出机杼的革新。
第三方面，还要加上部落首领集团可能加予的干预与控制；处于国家形式较完备时代的仓颉在进行文字改革时则除了有上述的前两个因素外，必然更多地要受统治阶段首脑集团的支配。因为文字已成为一种统一人们思想的最必要最通行最有效最简捷的手段，统治者断不肯忽视它。
这时候的仓颉大概更多的是遵命而作文字改革工作。由于他是文字书写创造方面的拨尖人物，有可能被任命为文字改革的领袖，或者说，那时的仓颉便是那时的全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主任，统治着相当数量的文字改革专家。
其改革的重心不是为了好看，而是为了简便、统一。
到此为止，我们关于仓颉造字说的讨论可以告一段落。我的结论是：第一，不管历史上有没有真名实姓的仓颉其人，仓颉式的文字创造改革家必然存在，且不止一人；第二，仓颉式人物的文字创造，改革工作虽然必与传统的文字相联系，但他必有自出机杼的改革；第三，越是晚期的仓颉越容易受到统治阶段与集团的支配，因此晚斯的仓颉式人物的文字改革多为遵命而作，其改革目的主要是为了使文字简便和统一。
既然仓颉式人物必然存在，仓颉式的文字改革行为也必然发生，那么，这种文字改革现象对于汉字是否变成表音文字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
首先，仓颉式人物所作的文字改革工作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应部落、社会集团或国家统治首脑的要求而做，其主要目的又是为了简便和统一，那么，这种统一工作必然是依从少数人的意志而进行，而且极有可能最后是由一两个人来总其成（如沮涌、仓颉），而卓人独断式的工作最容易导致较高程度的规范性和单一性。
凡是这位改革大师认为不必要的多余的东西，都极有可能被大刀阔斧地砍掉，以求得文字的整齐划一（当然是按那时的标准来看的整齐划一），这种文字整肃的结果可是汉语从此受制于单个文字的规律。文字上的简化与整肃，必然诱发对文字发音的相应整肃。
一方面，当时的改革委员会大概也率先倡导将汉字发音的多元化尽可能一元化，即力求遵从弃繁就简的原则；另一方面，汉字本身的单个定型化对语言的别的方面也会产生暗示效应，普通人因之可能会不知不觉趋于将发音简化，去掉显得多余的音素或音节；第三方面，从纯哲学角度来看，世界的矛盾，发展总是按照爱因斯坦所谓的“懒的规律”在运行，反应在语言文字的演变上，就是人们使用语言文字时的“经济原则”：怎样不费力，就总会怎样去说、去写。
所以，仓颉式文字改革的后果，就是在一定程度上导致汉语发音单一化，因为一个单字一个音节确实简洁，也是使用汉字的初民最容易想到的发育办法。于是，起首元音（如果确曾存在的话）、起首辅音、复辅音和结尾辅音都相继失落，开音节词逐步获得绝对统治权，汉字越是成为个个孤立的单一的方块字，越容易使其发音规律也趋向单一化和孤立化，所谓单一化和孤立化，就是要用刻板的发音方式将单词区别开来，使各个单字的发音不至相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是一声一韵的结合方式，这就好象把有很多小方格的木格框将豆腐切成许多块一样，木格是声母（辅音），豆腐是韵母（元音），一声一韵，一格一块豆腐，界线分明，不容混淆。
从简洁和单一、孤立化方面想，确实没有比这更妙的办法。而这一切办法，不外乎就是要防止音与音之间发生拼合式连读，以免使得单字的界线不清。所以不是初民想将文字发展成为拼音文字至今没有成功，而是初民中的文字改革家们很早就竭力防止文字拼音化！所以尽管在方言里，复辅音和结尾辅音等现象的残余顽强地苟延残喘到今日，而正统的汉字发音从中古以来几乎就已形成一声一韵的基本格局。
文字走上表音文字的道路也就基本上被堵死。
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家和文字学家常常强调“义从音生、字从音义造”（阮无《研经室一集》卷一《释失》），即认为文字乃至其意义起于声音，且从音转学的道理出发，去追究词与词的同源关系（如王念孙辈）。
但依我看来，这也只是部分正确；因为道理也可以反过来讲，即文字一旦产生，也会反作用于语言，使原有的语音模式发生偏移变化，即导致音变或造成一些音素脱落（如上述）。汉字本身历经改革而成形的单一化和孤立性，遂造成另一种音随字变，义从字生的格局。
语言和文字于是纠合成互构互抗互补互生的辩证关系。趋同效应，使二者产生同构现象；异化效应则又使二者产生异构特点。总起来说，汉字语音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缔造影响了汉字，而汉字也反过来很大程度地影响汉语语音。
但须指出，随着时代的发展，汉字的影响力渐渐大于语音，原因很简单，汉字由于可以刻于龟甲牛骨或书于简策纸板，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人眼可以准确地把握住，不容易发生流变；而语音却是听觉性的东西，须靠耳口相传，摸不着，看不见，容易发生讹变，稳定性比不上文字。
所以愈往后，文字的影响力愈强。语音愈易变得依附于文字。到了书同文，车同轨时代，则是语音被迫强制性地趋从文字，所以起首辅音（或元首）、复辅音、塞音韵尾均不得不相继失落。到了书面文字一统天下的时代，汉语的文字与语音的关系完全成了阴阳互补的一夫一妻制关系：妻为阴，夫为阳。
比喻或不能在达意上面面俱到，但成双捉对：一声一韵的单调的语音组合方式的确可以借夫妻之喻显示出来，总之，文字本身的独立性要求语音的相应单一化，历经数千年的演化之后，这个过程终于完成，汉语的抗拼合或曰抗拼音体系终于完美无缺地建构起来。
汉字之演变为拼音文字的可能性也就被彻底地粉碎了。汉语的演变也就从远古的语音制约汉字走到其反面：汉字制约语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这是视觉语言征服了听觉语言。
如果了解了汉字之未演变为表音文字的原因，则知道汉语有汉语自身的特殊规律。
老祖宗们并不认为拼音化好，倒是认为拼音化会损害汉字本身的存在方式，所以走的是舍音存字、或减音简字的道路，压根儿就不想要舍字存音或以字就音。因为祖宗们并不以为纯粹的表音文字一定优于形声字。如果说印欧语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听觉语的话，汉语则很大程度上是一种视觉语兼有听觉特点。
汉字与印欧语相比，固然各有优劣，自不待言，此不赘述。
语言的发展是一个自然演变过程，亦是一种社会现象，需要成千上万人的共同参与，因为语言是属于人民的。但是历代的少数文字改革家们却企图人为地干涉这一演变过程，造成语言的单向发展，这是历史事实。
这种做法肯定既有利又有弊，本文对此不作价值判断。只想揭示出初民的文字改革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对汉字未走上拼音化道路有着直接的影响。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汉字之未演变为表音文字固然有许许多多的原因，但其中值得注意者是上述四点。
第一，早期汉语结尾辅音的失落和开音节字的增多；第二，缺乏起首元音；第三，起首辅音和复辅音的失落；第四，初民的文字改革行为导致了上述三种现象，并加速了某些现象的发生过程。汉字之未演变成表音文字，前三者是内在纵向原因，最后一点则是横向的外部原因。
正是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的交相作用，互斥互动互构互补，造成了汉字现在的存在形式。汉语是历史的产物，也只有历史的解释才能为它找出存在的充足理由。忽略这一点，就会要么拔高汉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要么拔高印欧语在世界语言中的地位。
我的态度是为每种语言现象找出产生和存在的理由，知其然，并知其所以然。至于汉字没有演变成拼音文字这种现象对中国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具有什么样的意义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笔者将另文探讨，此不赘述。
（本章最初以《汉语为什么没有演变成为拼音文字》为题发表于《汉语学习》，1993年第5期；又见《巴黎龙报》1994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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