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而上”、“形而下”什么意思？
从现有的思想与文字资料看，“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说是出自六经之首的《周易》[②]。《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一书何以由形而上、形而下解析出道、器之分别，又何以由“变”及“通”喻释道、器之易?我们试从以下《周易》引文的解析中，寻找到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原始真义，以解形而上之迷。
(1)“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法，以类万物之情。 ”
(2)“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全部
从现有的思想与文字资料看，“形而上”与“形而下”之说是出自六经之首的《周易》[②]。《周易·系辞上》曰：“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周易》一书何以由形而上、形而下解析出道、器之分别，又何以由“变”及“通”喻释道、器之易?我们试从以下《周易》引文的解析中，寻找到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原始真义，以解形而上之迷。
(1)“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法，以类万物之情。
”
(2)“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动静有常，刚柔断矣。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吉凶生矣。在天成象，在地成形，变化见矣。”
(3)“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
(4)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
(5)“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
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6)“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
在解析这些引文之前，我们设定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学，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原创性文明。
不去追究、考证某个词、某句话为何人所作，而是在已当下存在的经验文字材料中，梳理出一种合乎人类思维与认知习惯的思想系统和内在意味。
从以上文字中，结合中国古学的致思趋向，我们可能疏解出如下一些知识：
1．“自然而然”是“易”及易之所言之本。
“然”乃当下的“是”、“如此”、“这样”，是本来如此的确定或肯定。“自然”是本来的当下的“如此”。《周易》中的天、地、鸟兽、山川、身、物都是这个“自然”。“自然”由“观”(无论是“仰观”还是“俯视”)“取”而成“卦”。
卦是象、法、文，都源于“自然”。因天有象、地有法、鸟兽有文。在古圣人的“观”“取”中成为人文之象、人文之法。所以《周易》言：“易者，象也”，“象也者，像此者也”。因此一切象、法、文、道源于自然。
所以观象、观法、观文、取身、取物，其目的是：“以通神明之法，以类万物之情”。“通神明之法”之通，通于生生之源， “类万物之情”之类，为类于万物之形、之状以及趋向。
2．“道法自然”而有分别。
分别是《周易》的本然根据。在《周易》中，天、地、乾坤、 阴阳、男女、刚柔、高下、贵贱都是分别。分别是一种性质，也是一种功能，这种性质与功能是“道”本来就有的。这个分别就如同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钻木取火。
分别就是创造。世界的万物是从分别开始的。道作为原始的“道一”，因这种分别，才有阴阳之分，才有了前后、上下、左右、过去、现在、未来之分。这个分别不是空穴来风而是道法自然。法自然才有了道，一阴一阳之谓道。
所以，道作为阴阳之道是法自然的。有了分别(区别、差异)才会有“为什么”、“何以故”的追问，才会有由末逐本、由流溯源、由果及因、由叶寻根的人类的精神指向。
3．“立象尽意”缘于“书不尽言，言不尽意”。
书是言意的，但在《周易》看来，书既不能尽言，亦不能尽意。法自然以为道是意之所是，书言不能达于道的本真，而道之本性欲达之，只能立象以达道尽意了。由此书、言、象、意之关系，才有了魏晋玄学的“言、象、意”之辩。
亦即：王弼所言的“夫象者， 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忘象者，乃得意者也；忘言者，乃得象者也。得意在忘象，得象在忘意。”这就是著名的“言不尽意论”。中国思想史中缘于《周易》的“言意之辩”意蕴悠深。
以往人们只是在知识论，或道术论中去设定或拆解它的意义。在这里，言、象、意，不仅仅是个“知”，而且是超越逻辑、语言等形式把握“知”的非逻辑的“明”。“明”是“象”才有的，而“象”又是中国独有的智慧。
《周易》演八卦为象，是为了“明”。这个“明”既蕴含着逻辑与语言的形式规范，又超越其而在隐与明的喻中达到对“道”的澄明与表白。何以书不能尽言，言不尽意呢，又何以用“象”去代书代言呢?这就是源于《周易》的大智慧——对形而上与形而下的两个世界或两种界域的区别(分别)。
4．形而上与形而下—道器之别。面对着“自然而然”，中国古圣为了求明、求意，在智慧的分别中找到了以“形”为界的上、下两域，亦即如《周易》所言，“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在这里，我们可以体会出中国古代圣哲的大智。
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分别中，有这样几个关节点。(1)以“形”为界。形是可见，又是不可见[③]。(2)以上、下之方位作分别，区分出两个界域。(3)形上为道，形下为器。道器之别虽以“形”为界，都内涵着可说与不可说的意味。
对这些关节点我们可以提问，即：道、器之别何以由形划界?在由“形”划界中，又何以用“上”“下”这样的方位(空间)[④]范畴去指称道器呢?为何古代圣贤没有直接以逻辑的定义方法去指出道是什么，器是什么?这个是非所是之中隐藏着怎样的智慧呢?这些问题以不可解的方式统摄着后人的致思趋向。
有的人崇尚逻辑主义试图把这个上、下的指向规定出来；也有的循着本质主义的趋向，迷恋于形而上或这个“形”的背后“是”个什么；更有知识论的模式则试图给出道的所以然来。我以为，老子与魏晋玄学的说法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是最富智慧的。
老子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出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元，元之又元，众妙之门”。这里，道是因循之道，循而行之，是道的实在。
而有名、无名，不在其指， 而在其徼、其妙。王弼接着黄老之学，由言、象、意的或然关系去把握形而上与形而下之分别的意味。我们可以看到，在《周易》的智慧中，隐含着相当深刻的精神理路，这就是：以形为界，分出上、下道器两界，道为本，器为用，循道而器用。
形有“有”与“无”的双重性格，在其上为“无”，在其下为“有”。无则言不尽意，有则致功致用。所以才有了妙道，其有玄妙之功，为形而上，即为道，不要用“是什么”去规范，不见得必说出个所以然，而我们去说而说不出才是形而上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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