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社会阶层”包括那些群体？看到
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者的划分，根据职业状况，以及所占据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当前社会存在着十个不同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所谓“社会上层”包括了第一、二、三、四类中的小部分人：比如院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资产过亿的私营企业主，CEO级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大型国有企业高管，以及副部级以上干部等等。这些人大约占社会总人口的1%左右。
第五、第六类，以及一至四类中除了社会上层的那部分人，构成了我们现存的中间阶层，即所谓中产阶层，目前约占总人口的20%，并...全部
按照中国社科院研究者的划分，根据职业状况，以及所占据的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当前社会存在着十个不同阶层：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个体工商户、商业服务人员、产业工人、农业劳动者以及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人员阶层。
所谓“社会上层”包括了第一、二、三、四类中的小部分人：比如院士级别的高级知识分子，资产过亿的私营企业主，CEO级的高级职业经理人，大型国有企业高管，以及副部级以上干部等等。这些人大约占社会总人口的1%左右。
第五、第六类，以及一至四类中除了社会上层的那部分人，构成了我们现存的中间阶层，即所谓中产阶层，目前约占总人口的20%，并以每年1%的速度递增。
第七、八、九、十则构成了社会的中低层。这占据了中国人口的大部分。
这些人所占有的组织资源几乎为零，经济条件较差，文化水平较低。其中农业劳动者阶层占社会总人口的42。9%。
参考资料：
新十大阶层的雏形
记者：新十大阶层的雏形是怎样的？
陆学艺：我们花了6年时间专门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研究了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
前3年，我们重点研究了中国社会的分层问题。经研究发现，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已分化为十大阶层。凡是现代化社会阶层的基本构成成分都已具备，现代化的社会阶层位序已经确立，一个现代化社会阶层结构已经在中国形成。
但是，这个现代化阶层还只是个雏形。我称它是"该大的还没大起来（中间社会阶层那时的调查结果只占15%左右，3年后的现在也只占19%左右），该小的没有小下去（农业劳动者还占44%）"。这是一个上面尖、下面大的洋葱头形状，还没有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
这种阶层结构并非合理的阶层结构。
近3年来，我们研究了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已经初步形成了一个现代社会流动机制的模式。为趋于合理，必须通过社会流动才可以达到。
记者：你们特地提出了一个"中间阶层"，并且认为这个阶层越大越好，为什么？
陆学艺：人们对中间阶层有个误解，说"现在什么都是经济人在那里搞"。
国外把这个阶级叫做"中产阶级"，是一个阶级，是若干阶层的群体，而不是一个阶层，其中中小企业是主体。而我们的中间阶层包括科技人员、教授、记者、演员、私营企业主、农业大户、办事人员、商业服务人员等。
这个阶层的特点是有一定文化、收入高、工作稳定。因为他们是社会较为稳定的力量，所以这个阶层越大对社会越有利。
目前我们国家这个阶层还太小，只占19%，大致相当于日本上世纪50年代后期、韩国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的水平。
估计要到2020年我们才能达到38%左右，相当于日本上世纪80年代初期、韩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那时社会就能高度稳定。
阶层格局变迁
记者：我从《中国青年报》所做的调查得知，有60%以上的人都认同你们所做的这个划分，但也听到不少不同意见。
有些人说工农是国家的主体基础，怎么现在排到了倒数第2、第3位？
陆学艺：是的，这个新十大阶层的划分的确引起了许多人极大的兴趣。有一段时间在北京的公交车上也能听到人们对此的议论，有的对照自己属于哪个阶层，有的问朋友"你属于老几"。
《中国青年报》为此专门做过调查，结果表明大部分人都认可这个划分，许多人都希望向上一个阶层提升自己。
但是我们也听到不少非议。有人认为阶级分析才是马克思主义的，而阶层分析是"西方的"，意思是说阶层分析是非马克思主义的。
我说马克思不是西方的吗？阶级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阶层分析也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用的一个办法是占有生产资料的多少。为了革命，可以推翻占有生产资料多的这个阶级。阶层分析是从利益的角度出发。现在执政党占有了生产资料，再用那种阶级分析法就不行了。
阶级关系是对立的，阶层关系是内部的。现在中国的所有社会阶层都在劳动者、爱国者这一范畴。
的确，工农是主体基础，但现在排在第8、第9位也符合实际。政治分析与学术分析不同。刚才已经表明了我们的划分依据和标准是什么，为什么会演变成现在这个结果，客观上就是市场经济发展分化的结果。
市场经济决定分配制度使每人的收入都不一样而把档次拉开了，还有资本等其它因素。现在的问题是"一次分配"的差距大，我们又缺少合理的"二次分配"。所谓"二次分配"，是国家的税收所得部分通过医疗保障、社会保障等对全民的再分配。
如果这个分配做好了，阶层差距就会拉小。国际上城乡差别数合理的在1：1。5左右，而我们高达1：6，全世界最高，很不合理。现在城乡差距继续拉大，人事制度、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不适应时代发展，这些都决定了工农主体会降到现在这个样子。
另外，我们国家正从农业社会向城市化社会转换，工业化是趋势，城乡差别是必然有的。如果不是这样，大家都不往城市、工业方向发展了。
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
记者：中国社科院出版的由你们编写的《当代中国社会流动》研究报告研究了社会流动与社会阶层的关系，表明人们所处阶层不是一成不变的，是可以通过流动而改变的--20多年来，中国的职业结构渐趋高级化，相当多的人实现了向上流动。
只要自己肯努力争取，就有向上流动改善地位的机会。因为人们存在希望，因此在心理上更多地认可这个社会结构，而很少以与之对立的状态出现。这种流动应该说是很关键的。
陆学艺：是的。说到流动，我们可以看由我们编写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的续篇《当代中国社会流动》。
它重点研究了这十大社会阶层是如何分化演变而成的，到底是哪些因素在影响一个人从社会低层向上流动。我们的研究表明，人们有不断进入更高社会阶层的希望。
举例来说，在我们课题组的研究中，工人和农民处于十大社会阶层的底部。
那么，什么样的工人向上层流动，即从工人岗位进入较高层级的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和组织负责人。
我们的调查发现，在工人阶层中，商业人员向上流动的机会较多，生产和运输工人居中，服务人员的机会最少。
与一般工人相比，向上流动的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在政治方面，向上流动者近80％是中共党员，而一般工人中的党员比例是27。4％。
父亲的职业背景在工人的向上流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父亲如果是组织负责人、专业技术人员或办事人员，则有更大的可能向上流动。
组织负责人的父亲不能将子女提高到企业的较高层次，而只能达到中等层次。大型国有企业的高级负责人需要高水平的智能，父母的权力很难帮助子女突破智能方面的局限。
从生产和运输、商业岗位上下岗的工人，其受教育年数平均高于在岗工人。
原因在于，很多企业裁减了学历较高，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勤奋与努力程度)较低的城镇工人，由学历较低，但体能、技能和勤力性较高的农村户籍者代替。
比如再说到农民工，他们虽是弱势群体，但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收入还是高于那些没有进城务工的农民。
绝大多数农村人口没有更多向上流动的机会和渠道。成为农民工，是他们主要的向上流动机会。虽然他们在城市里受到不公正的对待，但是，与农民相比，他们的地位有了很大改善。农民可以成为农民工，农民工可以成为小商业者，小商业者可以成为私营企业主。
尽管改革开放以来，农民进行地域流动和处出打工机会大大增加，但从社会流动角度来看，农业劳动者是上升流动机会最少的社会阶层。
这一现象在一定程度上缘于导致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当代中国的社会流动渠道还不畅通，计划经济时代留下来的一些制度性障碍，如户籍制度、就业制度、人事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等，仍在阻碍着人们向外流动以获得更高社会地位。
这样，人们呼唤公正合理开放的现代化社会流动机制早日形成，而它也正处于形成过程中。
比如我们来看十大阶层中排在最前列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动情况。我们的报告指出，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主要来源，而工人和农民成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的机会少得多，经理人员、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则基本没有机会。
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的流入渠道在经济改革前后有一个重要的变化。在此之前，产业工人、商业服务业员工和农民都有一定的比例进入这一阶层，尤其是农民，略超过十分之一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其最初职业是农业劳动者。
经济改革开始之后，商业服务业员工仍有一定比例进入此阶层，但产业工人和农民则基本上没有机会。改革开放前，有从农民中选拔干部的渠道，而在改革之后，这条路子基本被堵死，变为重视能力与学历。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机制。
而且，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多进少出的阶层。人们流动进入此阶层后不想再流往其他阶层。
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干部流向经理人阶层和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比例略有上升，这一流动还是微量的。
掌握组织资源的人向掌握经济资源的阶层流动，这也反映出经济资源在人们的价值评价体系中的重要性逐渐上升。
再来看私营企业主阶层。我们发现，私营企业主家庭出身的分布，并没有明显的倾向性。这一阶层的成长较少依赖于父辈和家庭资源。
私营企业主的绝大多数成员(78。1％)出身于农民家庭。不过，有两种情况会对一些人获得大私营企业主的地位有影响：一种是，某些国家干部和国有企业管理人员有权调配国有资源或享有经营上的特权，有助于其子女成为大私营企业主；另一种情况是，有些大私营企业主父辈曾是企业家，他们向子女传递经商创业的经验和价值态度，有助于子女在商界获得成功。
但这些大企业主在整个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数量极少。
随着时间的推移，私营企业主阶层本身的社会构成也在发生变化，新加入的企业家越来越多来自于在传统体制中具有较大优势的阶层，而原本来自弱势地位阶层的业主，在私营企业主阶层中所占比例越来越低，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可能已经被淘汰。
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是随着市场体制的逐步完善，创办企业对业主个人的人力资本(学历水平、教育背景等)的要求会越来越高，仅仅拥有很少人力资本的人很难进入这个阶层，甚至原来已进入这个阶层、但拥有较少人力资本的人，也逐渐难以适应新的市场关系；二是中国的市场化是渐进的市场化，传统体制内的优势很容易转换为体制外的优势，那些传统体制内优势阶层的人比其他人更容易成功。
记者：那么，按照你们的研究，如何才能形成一个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促成一个同样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呢？
陆学艺：改革要继续。如果不深化改革，我们的经济发展很有可能会像拉丁美洲那样经不起考验。
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阶层结构，既是现代化国家的本质特征之一，也是建设现代化国家的基本条件，因而应该是在现代化国家发展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
要从现在的社会阶层的洋葱头形向合理的橄榄形转变，必须使中国形成一种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模式。
首先，必须继续深化体制改革，消除诸如户籍、就业、人事等方面的制度性障碍，使社会流动渠道更加畅通，使社会各类成员各得其所，人才脱颖而出。尤其要促使数以千万计的农村剩余劳动力向第二、第三产业转移，使社会结构中该缩小的社会阶层尽快地小下去。
按照通常规律，社会流动越畅通，社会流动率越高，就越能调动各个阶层尤其是中低阶层的积极性，使他们充满希望，通过后致性规则即通过个人的后天奋斗，实现上升到更高层次的社会地位的愿望。这样的社会，就叫做开放性社会。
总体而言，在封闭社会，先赋性规则(家庭出身、阶级成分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而在开放性社会，后致性规则(个人教育程度等)是主要的社会流动规则。
第二，调整和创新新社会政策，引导各种公正合理的开放性流动机制成为稳定主导的机制，鼓励个人奋发努力，使中间阶层大起来。
第三，调整和创新公共资源配置机制，实现公共资源的公平而合理的配置。
第四，制定正确的城市化战略，加快城市化步伐。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功能是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为第二、第三产业劳动。
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等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强，代内流动明显减少，表现出多进少出的趋势。而处于经济社会位置较低阶层的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其门槛明显增高，两者间的社会流动障碍在强化。
再有，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资源、组织资源和文化资源有向上层集聚的趋势，大量原本只拥有其中一类或两类资源的人，到近些年则基本同时拥有这三种资源。这些倾向，对于形成公正、合理、开放的社会流动机制和社会阶层结构，可能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与此同时，在当前中国的社会转型过程中，依然存有一些既不合理又欠公平的制度歧视，如城乡义务教育资源分配的畸重畸轻、户籍制度造成的城乡隔离等问题需要进一步有针对性地解决。中国的经济发展正处于关键时期，我们应该意识到，经济持续发展要依靠公平而合理的社会关系加以保障。
只有进一步打破对社会成员流动的一些不公正的制度性歧视，中国社会的开放与公平程度才能更为提高。
只有把这些问题解决了，中国现代社会阶层结构才能健康成长。
记者：谢谢您作为这个课题组负责人接受我们的采访，同时也谢谢您作为《观察与思考》杂志顾问多年来对本刊的关心和支持。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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