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上海的建筑缺少中国特色?
在今天上海的舞台上,英国的《猫》和美国的《剧院魅影》等以平均300元的票价分别持续了45天53场和120天100场,而国产的戏剧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未曾有过如此长久的生命。许多人本来听不懂西方的音乐剧却趋之若骛,而对本土的民间的戏剧却无动于衷。 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发生在今天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合理性。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在思考其不合理性。
在上海每天开闭各几十家的餐馆中,除了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许多菜系和菜式之外,常常可以听到“海派”和“新海派”的字眼。 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尝试,但我们实在不希望“新海派”只是局限在烹饪大师们的菜单上的一种“小文化”,毕竟美食文化只是民族...全部
在今天上海的舞台上,英国的《猫》和美国的《剧院魅影》等以平均300元的票价分别持续了45天53场和120天100场,而国产的戏剧无论是传统的还是创新的都未曾有过如此长久的生命。许多人本来听不懂西方的音乐剧却趋之若骛,而对本土的民间的戏剧却无动于衷。
这种奇特的文化现象发生在今天有它的合理性也有它的不合理性。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人在思考其不合理性。
在上海每天开闭各几十家的餐馆中,除了来自全中国和全世界的许多菜系和菜式之外,常常可以听到“海派”和“新海派”的字眼。
这无疑是一种重要的文化尝试,但我们实在不希望“新海派”只是局限在烹饪大师们的菜单上的一种“小文化”,毕竟美食文化只是民族文化中的一个极小的分支。
我们实在很难想象在法国的巴黎和英国的伦敦成片地出现大量亚洲风格的建筑将会是一番什么景象,但是我们却已经无奈地接受了在中国的城市里成堆的欧陆风格建筑的这个现实。
当上上下下都特别关注上海的楼价和楼市的时候,很多人忘记了上海这座在中国率先将房地产业确定为“支柱产业”的城市对于中国房地产和中国经济所作出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很少有人在认真地关心这座城市今后还将义不容辞地为中国的文化复兴再要做出哪些贡献。
上海曾经因为有过“海派”的文化而骄傲过,上海还应当为一种更加符合时代要求的“新海派”文化的创造而努力。“新海派”包含着华洋融溶和古今交汇的“新东方主义”,“新东方主义”的艺术观也最应当萌生于今天中国的上海。
原创艺术的不竭宝库
在改革开放之后的二十多年中,中国有不少艺术家们和官员们多次去欧美考察之后普遍地感觉到了在当代审美意识上中国与欧美的差异,这种差异所造成的精神疲劳使得人们失却了一个大民族的文化定力,他们过多地看到了本民族艺术观念落后的一面而忽视了本民族原本可以也必需通过创新的传承而重新优于西方的另一面。
美学大师李泽厚先生在其《美的历程》一书中曾有过这样的叙述:“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想象、与最为炽烈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的个性人格和情操,最完美地融化成了有机整体。
”这句话似乎道出了“新东方主义”的真谛。
传统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人们对民族精神和生活习俗的认同。虽然以今天的审美标准来看,中国传统建筑艺术形态在整体上确实已经落伍,但是其中历经千年而创造与传承的大量弥足珍贵的元素、符号、语汇、思想理念和哲学精神一经被创造性的演绎和运用,都会成为相当珍贵的文化要素。
诞生在公元前的《周易》被学界认为是七千年中华文明的“源头活水”,居于世界三大经典(《易经》、《圣经》、《吠陀经》)之首。易经对于中国的规划与建筑等有着重要的指导作用,它强调气、势、理、形等地理特征,提倡“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天人互补”。
有专家曾说—人类的居住问题实际上源自于中国的《易经》理论,而中国的风水学问又归宿于人居建筑的理论与实践结合探讨的过程。
禅是佛门宗派和东方文化的内核,代表着中国人追求平和与安适的心态和一个大民族的达观。
儒家美学是华夏美学的基础和主流,具有深刻的传统渊源和哲学理念。中国人从来强调生命的感觉,主张在艺术审美中去实现人生的本体真实。在“五行”之中,“金”是人类的生活空间,“木”如自然界的植物,“水”为生命的源泉,“火”似太阳赋予的力量,“土”乃一切生灵之根—表明了人与住宅和环境的关系。
又如荀子之“天地节奏”描述—“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风雨博施,万物各得其和以生,各得其养以成”。亦如孔子之文化理念—“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中国艺术讲究“端正周方斯为美”,“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章法之妙,不见句法;句法之妙,不见宗法”,强调“点到为止”、“惜墨如金”、“计白当黑”、“以少胜多”、“起承转合”“神来之笔”等等,反映了中国人充满技巧的审美智慧。
古典建筑更是人类精神结构中的历史情结和原型图式,历经千载锤炼的古典建筑语言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中国建筑的文化格局中的“多源多向”、“广谱多样”和“法无定法”等等思想更远早于西方也高于西方。
印度伟大的诗人和哲人泰戈尔曾经说过,“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情比中国文化的美丽精神更值得宝贵的”?可叹的是,我们今天的文明太多地依附于外来的审美信息并牺牲了最为宝贵的本属于我们自己的大状而久远的内在价值。
世界各国的建筑大师们,如美国的赖特、芬兰的阿尔托、法国的柯布西耶、美国的路易康、日本的丹下健三等都曾经受到过国际和现代思潮象征手法的影响,但他们更善长于诠释乡土文化与社会特色。我们的本土艺术家们容易忽略摆在他们眼前本来最为宽广的出路,是在传统与现代的对立统一中去创造一种更加富有时代张力和本土生命力的新型和谐艺术。
从“经营城市”到“美化城市”
这些年来,各界人士津津乐道于“经营城市”四个字。在“经营城市”的猎猎军旗之下,伴随着城市的大规模发展,“千城一面”现象日渐明显,中国的这种急功近利的城市运动有可能使民族现代建筑风格的整体改观延后许多年。
这正是“经营城市论”者最大的破坏性,“权力审美”和“政治美学”严重地伤害着一个民族当代的浪漫主义情怀。
每每说到上海市的高楼总数已位居世界第一,有不少会喜形于色。但是,如林的高楼不但带来了众多的社会难题—空气污染、交通拥堵和人口稠密等等,而还有一个最大的遗憾将是这些楼宇中几乎有过半在艺术风格上是不能容忍的而又无法再行拆建。
这是一个不容被忽视而事实上却已经被广泛忽视的问题。即便在今天的“科学发展观”下,也没有多少人在关注这个自然资源以外的文化资源问题。难怪有西方人嘲弄我们的无知说:“中国人穷得只知道建高楼了!”
以每平方米城市土地的GDP贡献能力而论,上海是北京的两倍,这无疑是一个值得尊敬的数字。
但是,上海市更应该以她的城市区位和地位,以她文化渊源以及上海人的聪慧,为中国城市的美化而不仅仅是现代化做出些更重要的贡献。
政府的责任本不在于“经营城市”而在于通过营造新型的都市来充分地发展社会—“让生活更加美好,让生命更添价值”。
城市的首长都应该认真思考和践行一个沉重而深刻的命题—如何将传统的与现代的文化,将地域的和广域的文化结合在一起,创造出既符合时代潮流又具有恒久生命力的新的文化艺术系统。
用属于中国自己的新的时代语言去勾画我们城市未来的整体形态,是我们这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重要责任。
我们的民族有那么丰厚的传统文明和文化艺术的资源,为什么要把我们身边的美丽任由西方人去描绘?
该中国人说话了
美国著名建筑大师密斯曾有一句名言是“造,不说”。今天我们却要说“造,还要说”。
“间。隔”艺术事件的策展人汪建伟有一句话,说“是中国的艺术家说话的时候了”!这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勇气。中国这几年内GDP连续超过英国、超过法国,直逼世界第三的德国,我们拥有这样的总体经济实力,为什么要在文化和艺术的创新方面如此缺乏底气和自信?
没有经过创新的东方建筑艺术确实在现代审美观念中处于劣势。
五月份上海黄浦江上出现的那艘石库门形态的游船和本地媒体对她的追捧说明了这一点。难道我们的创造性就可怜到只能抄袭前辈的作品了吗?
我很欣赏斯大林时代在俄罗斯的重要城市中普遍出现的一种建筑风格,也就是五十年代苏联援建中国的北京展览馆和上海展览中心的那种风格。
细长的金色尖柱和尖顶上的五角星是这种建筑的点睛之笔。在莫斯科市这种建筑物不少,如莫斯科大学主楼、外交部大厦和乌克兰饭店等等。“社会主义的内容加上民族的形式”是其理论基础,我们姑且把它称之为“斯大林风格”。
这种艺术风格的经济基础是斯大林时代的工业强盛,正如普列汉诺夫说的“任何一个民族的艺术,总是同它的经济有着最密切的因果关系”。
“斯大林风格”与其之前在俄罗斯城市中广泛流行的欧陆各时期的风格不一样,在这种新风格中人们可以找到欧陆曾经流行过的巴洛克、洛可可、文艺复兴和新古典等风格的基调,又能感觉到社会主义工业强国的时代精神;既兼容了当时俄罗斯对古今俄外艺术的挂念又表达了斯大林时代的英雄主义气概。
莫斯科的克里姆林宫钟楼、圣彼得堡的彼得女皇教堂和海军部大厦,还有东正教教堂的建筑符号,是“斯大林风格”最早的原始图腾。
至今,尽管由于人们对斯大林的某些看法有所改变,“斯大林风格”没有能在更多新的建筑物中继续采用,但这种风格的建筑物在俄罗斯城市中的艺术魅力却丝毫未减弱。
这是一种完全可以与欧洲古典和现代建筑兼容和媲美的艺术风格,这是一种半个世纪前在俄罗斯流行的“新东方主义”。在那个时代,日本的城市建筑与之相比也是逊色的。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与“斯大林风格”差不多的时代,中国首都北京曾经出现过一种风格,这就是在“大跃进”中迅速建成的“十大建筑”—北京火车站、人民大会堂、革命博物馆和民族文化宫等,这一批建筑好像是“斯大林风格”与中国建筑传统理念的文化结合,是新的东方艺术观的一次很值得纪念的尝试。
人们欣喜地发现,今天国际时装界出现了“Chinoiserie”一词,形容那些有中国味道的设计。近几年,上海市的一些最重要的公共场所和最高级的宾馆饭店的室内设计正在不约而同地在采用一种兼容了民族传统语言和现代设计意念的室内设计和装修风格。
这样的风格,我们在外滩三号、外滩十八号、金茂君悦、波特曼、锦沧文华、威斯汀和虹桥万豪等最时尚的地方都可以看到。这是一种在经历了对西方艺术的沉溺和迷茫之后的艺术觉醒和顿悟,一些艺术家们正殊途同归于对传统艺术的创新思考之中。
我们期待着民族艺术从传统到“新统”的流变、演变和嬗变,“在今天、在中国”将成为艺术家们共同的理想诉求。
和许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怀疑过中国的艺术是否还有超越西方艺术的可能性。只有在面对中外艺术家们在东西方艺术融合方面的探索而产生的新艺术方向—“新东方主义”的作品的时候,我才相当欣慰地发现,原来大可以有一种新的艺术观可以重树东方艺术的地位,并足以与西方艺术抗衡。
未来必将复兴的中国文化和艺术将发生一个从传统到新统的、从输入到输出的历史过程。新兴的中国艺术在世界艺术中的价值和地位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倍受重视。
“新东方主义”作品尊重了传统和本土的艺术但又有所创新,更加符合现代人的审美兴趣,是一种能让国人心灵感动的高级审美享受:“新东方主义”有广博而深沉的东方文明和文化基础,故而有着巨大的创作空间和相当强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渗透力:“新东方主义”作品以“扬弃”的哲学态度尊重了西方的古典和现代艺术:“新东方主义”可以与中国传统、本土的艺术品或者与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并列共存而不显得唐突:“新东方主义”为中外艺术家们打开了一个可以持续创造的无限时空:“新东方主义”是中国当代文化艺术从输入走向输出的重要源泉。
马克思曾认为,“中国文明是一个早熟的婴儿,其发育过程中具有明显的超前特征。”一位大师曾经说过,“中国建筑艺术的过去孕育着世界建筑的未来。”今天的中国在政治上、外交上、经济上对世界说话的份量越来越重,而更加重要的是中国这个当今发展最快的文明古国应该在文化上、艺术上加重对世界说话的份量。
那么,集传统意识与现代理念、汇东方哲学与西方艺术为一体的“新东方主义”艺术观将可能成为中国人在世界上说话和感动世界的一种重要武器。
当年梁思成到美国拜见建筑大师赖特时,大师问梁先生来的目的,梁先生说“我是来学习建筑理论的”,赖特当即一挥手说“回去吧,最好的建筑理论在中国”。
中国需要发展但不能忘却自己的历史文脉和对人类社会所负有的文化责任,中国需要开放但不能任由西方的文化艺术占领这个文明大国的巨大建设空间。
詹克斯曾说:“建筑应该感动我们和劝说我们的艺术。”人类因为有感动而活着,而中国城市和市民的感动将源自于一种集西方美学理性和东方文化浪漫的新艺术观的合理兼容,中国需要“新东方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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