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君出塞是怎么一个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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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昭君，名嫱 (音强)，是西汉元帝时(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宫女。南郡秭归 (今湖北省秭归县)人，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她因出塞远嫁至漠北的匈奴，为匈奴呼韩邪单于 (音蝉余，匈奴语最高首领的意思;邪音耶)稽侯珊之阏氏(音烟支，匈奴语妻的意思)；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而名垂史册，留芳千古。 因此，“昭君出塞”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团结和各族共同发展的一段佳话。
(一)昭君出塞的时代背景
昭君是公元前33年 (元帝竟宁元年)出塞的。那时，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关系已和汉初不同。 从公元...全部
?侵鳎壕W上《明妃出塞》一文，?φ丫鋈枥L非常??，??⒖肌?
王昭君，名嫱 (音强)，是西汉元帝时(公元前一世纪中叶)的宫女。南郡秭归 (今湖北省秭归县)人，以“良家子”被选入宫。她因出塞远嫁至漠北的匈奴，为匈奴呼韩邪单于 (音蝉余，匈奴语最高首领的意思;邪音耶)稽侯珊之阏氏(音烟支，匈奴语妻的意思)；对进一步发展和巩固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团结友好关系作出了贡献，而名垂史册，留芳千古。
因此，“昭君出塞”便成为我国历史上民族团结和各族共同发展的一段佳话。
(一)昭君出塞的时代背景
昭君是公元前33年 (元帝竟宁元年)出塞的。那时，汉与匈奴两族之间的关系已和汉初不同。
从公元前206年汉高帝刘邦立国到昭君出塞的一百七十多年间，汉匈之间的关系时弛时张。武帝即位(公元前140年)以前，汉朝对匈奴的政策是和亲，因为那时国力微弱，和亲为的是以忍让换取边境的暂时安宁。
武帝即位以后，由于国力充实，遂由和亲政策改变为战争政策，以防御性战争作为解除匈奴贵族入侵和威胁的手段。经过几次决定性的战役，匈奴接连大败，到武帝末年，“匈奴孕重堕??，疲极，苦之，自单于以下常有和亲计”。
后来再经过公元前71年汉与乌孙(游牧于今伊犁河上游的一个部族)的联合出击，匈奴再次惨败，属部也乘机起来向它进攻，于是“匈奴大虚弱，诸国羁属者皆瓦解，攻盗不能理”。从此，匈奴再也无力和汉朝对抗，时在昭君出塞前三十九年。
公元前60年以后，匈奴统治集团发生内讧，先有五单于争立，继有郅支单于（郅音至）与呼韩邪单于的对抗。呼韩邪在和郅支的斗争中失败，被迫由单于庭出走，因怕受到汉朝和郅支的两面夹攻，故争取主动，与汉联合。
公元前51年（宣帝甘露三年）南下，并亲自入汉觐汉帝；随后留有居今黄河河套北面赛下，由汉朝派兵护卫他。这便扭转了自汉初以来约一百五十年（公元前209年冒顿单于即位--51年）汉匈两族间的敌对局面，建立了和平友好的关系。
这是匈奴关系的根本转变，时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
当时仍在漠北的郅支，初见呼韩邪投汉，深怕遭到呼韩邪与汉朝的联合进攻，所以也遣使入汉奉献（公元前51年及50年）并送侍子，以示友好。后见汉朝出兵谷支助呼韩邪，自度无力统一匈奴，乃向西（今伊梨河流域一带）发展，与汉决裂，索还侍子，并杀死汉使者谷吉。
旋为汉之使护西域骑都尉甘延寿及副校尉陈汤所杀（公元36年）。于是匈奴与汉的敌对势力终被消灭，时在昭君出塞前三年。
“郅支既诛，呼韩邪单于且喜且惧”。喜者，以郅支已诛，政敌消除，无复后患；惧者，以郅支作为一个牵制汉朝的力量既不存在，自己原先在汉与郅支之间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已不能再有，而汉力威强，已身孤弱，今后或不免因得罪而灭亡如郅支。
这种局势促使他只有进一步倒向汉朝才能确保安全。因此他上书言：“常愿谒见天子，……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公元前33年（元帝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再入朝汉（这是他第三次入汉；第二次在公元前49年）。
汉朝待他“礼赐如初”。在朝见期间，他自言“化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遂以宫女王嫱 (字昭君)配他为妻。就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昭君出塞了。
(二)昭君出塞的动机
昭君的出塞是自“请掖庭令求行的”(妃嫔居住的后宫称为掖庭，掖庭令即管理掖庭的长官)，也就是说出于自愿前往，而不是被迫的。
昭君为什么要自愿出塞呢?《后汉书》的作者范哗(音叶)说：“入官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是她自愿出塞的动机。这种动机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个良家女子，迫于封建的权威，被选进“掖庭”，听候皇帝的“见御”，纵使获得了百般的“恩宠”，也不过是皇帝手中的一个玩物。
何况“入宫数岁，不得见御”，自然不能没有苦闷和愁思。但是昭君抱什么态度去对待和用什么方法去解决这种苦闷和愁思呢?从她抱着积极的态度，利用出塞的机会，脱出这个"黄金的牢笼"这一点，也足够表明她是一个有勇气的女子。
然而有些线索表明，她出塞的动机，不仅限于狭隘的个人打算，还有比较脱俗的见识。昭君虽深居宫中，对于汉匈两族关系的消息，不是全无所悉。史载：
建昭三年 (公元前36年)冬，甘延寿、陈汤斩郅支单于首，“传诣京师，悬蛮夷邸门”。
建昭四年春正月，“以诛郅支单于，告祠郊庙，赦天下。群臣上寿置酒。以其图书 (颜师古注引服虔谓“讨邦支之图书”) 示后宫贵人 ”。
建昭五年，呼韩邪单于上书说：“今郅支已伏诛，愿入朝见。
”
翌年“竟宁元年春正月，呼韩邪单于入朝”。元帝为了庆贺郅支伏诛和呼韩邪入朝而改元“竟宁”。
所有以上这些轰动朝廷、喧赫全国的大事，昭君不可能不知；特别是对于遍示后官的郅支图书，她更有机会窥见。
因之，她对于汉匈两族关系之为友为敌，其利害得失，在思想上不能没有一定的感想和反应。所以当呼韩邪单于要求“婿汉氏以自亲”时，她便挺身而出，慷慨应召，自愿扮演一个“和亲使者”的角色，去肩负巩固和加强汉匈友好关系之重大使命。
这正足以说明她对于汉匈关系之必须和平团结，具有相当的认识。这应该是她的出塞动机的一部分。在两千年前的一个宫女，能够有这样的举动，可以说得上胆识过人了！
三)昭君出塞的路线和情景
昭君是随同呼韩邪一起前往漠北单于庭的。
在汉朝举行的欢送仪式中，昭君举止从容，态度大方。《后汉书·南匈奴传》描述当时的情景说:在呼韩邪临别大会上，昭君容貌丰美，服饰漂亮，使汉宫为之增光、生色!顾影徘徊，使左右为之肃然起敬！
昭君出塞时所经的路线，史无明文，但线索不难找出。
史载呼韩邪单于在宣帝甘露三年 (公元前51年)第一次从漠北入汉之时，汉朝派兵在他经过的七个郡境沿途护卫，并表示欢迎。
据《资治通鉴》(卷二十七)胡三省注的考订，那七郡就是五原、朔方、西河、上郡、北地、冯翊，而至国都长安。
若以当时各郡治所为准，则所经约今内蒙古的包头市、杭锦旗、东胜县、陕西榆林县、甘肃庆阳县，而至陕西西安市。呼韩邪从漠北第--次汉既经由这条路线而来，那末，他在公元前33年入汉及后来偕 昭君返回漠北，也是取道这条路线，是很自然的。
昭君出塞是不是骑马前行，史未明载。但历代描绘昭君出塞的图画，大都把昭君画成如下的形象，头戴红暖兜 (即后人称为“昭君套”)，身穿红斗蓬，骑着白马，怀抱琵琶。匈奴是"以马上战斗为国"的部族，马是匈奴人的交通和战阵的主要工具，而且适应塞北草原的地理环境，昭君随同呼韩邪单于返回漠北的单于庭时，骑马前行，自属有此可能。
北周庾信的《昭君辞应诏》说:“冰河牵马渡，雪路抱鞍行。”唐朝李商隐的《王昭君》诗也说，“马上琵琶行万里”。可见很多诗人都推测昭君是骑马出塞的。
昭君出塞除了骑马之外，是否也可能骑骆驼?匈奴地区不仅盛产马匹，同时也盛产骆驼。
这在《史记·匈奴列传》和《盐铁论·力耕》篇中都是有记载的。因此骆驼也是匈奴人日常应用的交通工具。因而昭君出塞，也不是不可能骑骆驼。北宋史学家司马光在《和王介甫明妃曲》中说，“胡雏上马唱胡歌，锦车已驾白橐驼 (即骆驼)，明妃挥泪辞汉主，汉主伤心知奈何！”元曲家张可久在《越调·寨儿令·题昭君出塞图》中说：“……送琵琶三两宫娥。
翠车前白橐驼……”。明代民歌中，无名氏《时尚急催玉·王昭君》说:“王昭君出汉宫，……亲去和番，骑着一匹骆驼；一匹骆驼碧蓬碧蓬把都儿在后面赶。”清人吴伟业的《戏题仕女图》中《出塞》一诗也说:“玉关秋尽雁连天，碛里明驼路几千。
”这幅画是什么时代画的，吴伟业没有说明，但画面上却是昭君骑着骆驼在沙漠中行走。回溯清朝初年， 漠北的蒙古人前往北京，很多都是骑骆驼去的。根据朝鲜人写的《稼斋燕行日录》的记载，他们在塞北通往北京的道路上，经常遇见骑着骆驼前往北京的蒙古人。
可能由于清初骑骆驼在塞外行走的人愈来愈多，故清代画昭君出塞图的画家，便把骑马改画为骑骆驼。
匈奴人的交通工具不仅有马，有骆驼，而且有车。匈奴人广泛应用车辆作为军事运输和日常交通的工具，在文献中是有明确记载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说："胡车相随而鸣"。
所谓 "胡车"，就是匈奴车。《汉书·杨雄传》载《长扬赋》说："砰《音奔温》，破穹庐"。也就是匈奴车。匈奴人在汉张掖郡(今甘肃张掖县一带)地区还有专门制造车辆的工场，匈奴人拥有的车辆特别多，往往在作战时，一次损失，为数就达千余辆以上。
因此昭君出塞时，是否也可能坐车?北宋政治家王安石说：“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辆皆胡姬。含情欲说独无处，传语琵琶心自知”。著名词人秦观说：“汉宫选女适单于，明妃敛袂登毡车”。元代词人张翥也说：“队队毡车、细马，簇拥瘀氏如画。
”都是推测昭君出塞时并非骑乘，而是坐车。揆之情理，昭君出塞时，以坐车较之骑乘为接近事实。因为昭君平素深居宫中，何能骤然懂得骑马或骑骆驼?且从汉都长安至漠北的单于庭，千里迢迢，长途跋涉，所经沙漠地区，大多“黄云紫塞”“掠地惊飙”，何能象习惯于马上生活的匈奴人那样、可以长期“人不弛弓(不松弓弦)，马不解勒”地奔驰?故秦观、张翥之说虽乏文献可考，但也可信为合理之言。
昭君出塞时的服饰，《后汉书·南匈奴传》只说她"丰容靓饰"，并没有说及她的服装式样及如何打扮。宋以后所绘的昭君出塞图，都是画家们的主观虚构，而画中昭君的装束和模样，更多的却类似元代蒙古和清代满洲的贵族妇人。
在明代的民歌中，也有说"王昭君出汉宫，乔妆打扮，不梳妆，不搽粉，就去和番"的。这自然也是当时劳动人民本于自己的朴素生活而对昭君仪容的一种想象而已。
(四)昭君出塞的使命
关于昭君出塞的使命，有人说：“昭君当时处于，在汉朝方面，社会矛盾重重，农民起义已经开始，人民要求和平;在匈奴方面，五单于争立，内部不团结，加之灾害发生，各族的进攻，也是矛盾重重，人民也要求和平。
因此，当时汉匈不能不和平，这次和平是通过和亲的方式实现的。”这样说法，容易使人发生误会，以为昭君出塞前，汉匈之间还没有实现和平，直到昭君出塞时和平才开始实现，因而好象昭君出塞的使命是去实现汉匈之间尚未实现的和平。
还有人说:昭君出塞，“寄托在她身上的政治使命，是恢复中断了二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这也同样容易使人发生误会，以为昭君出塞前汉匈之间还没有友好，直到昭君出塞时才恢复了友好的关系。事实上，汉匈之间之由战争转为和平，由敌对转为友好，早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 (公元前51年)即已实现。
及至昭君出塞时，连远走西方与汉敌对的匈奴贵族残余势力--郅支，也已经被消灭了。特别是呼韩邪与汉的关系，不仅早在昭君出塞前十八年已经和好无间，而且昭君出塞前十年还有了进一步的加强。史载公元前43年 (元帝永光元年)，呼韩邪与汉使者韩昌、张猛俱登匈奴诺水东山，刑白马，共同盟誓，约定“自今以来，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毋得相诈相攻，有盗窃者相报行其诛，偿其物，有寇，发兵相助。
汉与匈奴敢先背约者，受天不祥。令其世世子孙尽如盟。这当然是十分团结友好的表现。因而昭君的出塞，就不能说是为了实现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或是为了恢复断了一百多年的汉与匈奴之间的友好关系”。因此，昭君出塞是汉匈两族已经敢得了和平、团结和友好的结晶(结果)。
因而她出塞的政治使命，既不是去实现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也不是去恢复已经中断了的友好关系，而只是去把汉匈两族已有的和平、团结和友好的关系进一步予以巩固和加强而已。
昭君对于自己出塞的使命贯彻始终。
她不仅在匈奴生儿育女，安心过着住穹庐 (即毡制帐幕)、被毡裘、食畜肉、饮酪(乳浆)的游牧生活，而且为了最后完成她的使命，不惜忍受一定的委屈，在呼韩邪单于死后，“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大阏氏的长子复株累单于雕陶莫皋。
本来，匈奴人“父死妻其后母”的风俗，乃是原始群婚制度的遗留。这种风俗，比之汉人的伦常规范，就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也是一种落后的现象，不值得赞扬。因此昭君曾上书成帝，要求归汉。但当这种风俗在匈奴社会仍很流行的时候，作为一个“和亲使者”，如果不能“从胡俗”，那就不仅给予一般的匈奴人一个不良的印象，而且将会给予汉匈关系以不良的影响。
因为昭君与单于的婚姻关系，实际上就是汉匈两族的政治关系的反映。当时成帝接到昭君求归的上书以后，所以敕令昭君“从胡俗”，也就是表明汉朝尊重匈奴的凤俗习惯，珍借汉匈关系的友谊，这当然也是一种友好的表现。
昭君深深地体会到汉朝的这个旨意，故她接到成帝的敕令以后，便打消归汉的念头，以汉匈友谊为重，不借打破汉人传统的伦理观念，忍受“子蒸其母”(虽然不是亲母)的委屈，继续履行她的使命，以成全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事业。
从她这种行为的良好效果上，也可以。反映出她在初出塞时的纯正的动机来。
在汉代的女子看来，出塞原是一件不寻常的事。高帝刘邦时，为了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平，曾依刘敬的建议，打算把他的女儿长公主鲁元嫁给冒顿单于以和亲。
吕后日夜哭泣说，“妾唯太子、一女，奈何弃之匈奴！？”武帝时，为了联络乌孙共同抗击匈奴，曾把江都王刘建的女儿细君嫁给乌孙王昆莫。可是细君因为不惯于其他民族的生活，整日悲愁，愿当黄鹄，飞回故土。史载细君自作歌曰：
“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今乌孙王;
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今酪为浆;
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
”
这种愁眉苦脸、唉声叹气的情绪和表现，比起昭君那种慷慨和气魄来，真是有天壤之别了。
这应联系到昭君和细君的阶级出身。据《后汉书·南匈奴传》载，昭君是“良家子”出身。所谓良家子，据《史记·李将军列传》“索隐”引如淳注，谓“非医、巫、商贾、百工也”。
既非医、巫、商贾、百工，同时又非官宦人家女子 (史书上没有说昭君是出身于官宦人家)，那末如果不是出身于农家，最少也是平民的子女，总之是自食其力的人家的子女吧!这样的出身，对于她的性格的形成，不能说没有关系。
而细君的表现，也不能说与她出身于贵族家庭无关。
五)昭君出塞的历史作用
汉匈两族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之取得及其后之所以能够在一定期间维持和巩固，是基于汉匈两族长期历史的必然趋势。这其中一方面是汉朝自武帝以来，经过几十年的对匈战争，虽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也付出了不少的代价，以致“倾国殚货”，“百姓流离”，“化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在人力、物力、财力和国力上都损失很大；另一方面，匈奴经受了汉朝多次的沉重打击以后)人口和性畜大量死亡，游牧地区大大缩小，生产日趋萎缩，统治集团内部分裂，部族生存受到威胁，因而双方都不愿也不能继续战争。
就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通过呼韩邪的附汉，北边六十年和平局面的基础便奠定了。在这些历史条件没有发生变化以前，汉匈的友好关系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昭君之出塞，虽然对这种和平友好局面的巩固和加强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比起呼韩邪单于及其后继者的作用来，却不能同日而语，更不用说昭君一人能造成六十年的和平局面了。
有人说：“由于她去匈奴，汉匈团结得到巩固，出现了'黎庶亡干戈之役 (人民毋须从军)，数世不见‘烟火之警'(没有战争的警报)，‘牛马布野’，‘人民炽盛'，以及‘开关合市'的繁荣局面。”这种说法，便是把汉匈友好的全部功绩归立于昭君一人，显然是不妥当的。
说昭君出塞不能造成汉匈两族北边六十年的和平局面，并不等于抹杀或贬低昭君出塞在历史上的应有作用。根据史实，她的作用可以从下列三方面反映出来：
第一，昭君出塞，在汉匈双方都认为是一件政治上的大事，并很重视这件事。
呼韩邪单于号昭君为“宁胡阏氏”(颜师古曰:“言胡得之，国以安宁也。”)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一九五四年在内蒙古包头市召湾的汉墓里，曾出土属于西汉后期的“单于和亲”、“千秋万岁”、“长乐未央”等陶片瓦当残片，也说明汉朝对于昭君出塞这件事也是十分重视的。
第二，昭君的出塞，播下了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的种子，因而在她死后，她的女儿须卜居次云，女婿须卜当，仍秉承她的生平之志，继续为汉匈两族的和平友好而努力奔走。王莽执政以后，由于采取对匈奴的错误政策，如贬改“匈奴单于印”为“匈奴单于章”，拟大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及妄斩匈奴侍子登等等，造成汉匈关系的紧张。
发展到公元11年 (始建国三年)以后，匈奴单于便发左右部兵马进扰北方地区，王莽也动员三十万众准备反击，双方剑拔弩张，战争一触即发。这时云、当二人便挺身而出，设法弥合。史载公元13年 (始建国五年)，乌珠留单于死，云、当欲与汉和亲，又素与咸友好，故越舆而立咸 (舆与咸俱为乌珠留之弟)为乌累若鞮单于。
乌累既立，云、当遂劝他与汉和亲。公元14年 (天凤元年)，云、当派人到西河塞 (在今内蒙古准格尔旗)下求见和亲侯王歇 (音吸)。王莽因命歇及歇弟讽(音萨)使匈奴，贺单于初立，并赐黄金、衣被、缯帛。
在云、当的居中斡旋及单于的努力下，汉匈关系复呈现出一线光明。但因“其后莽复欺诈单于，和亲遂绝”。云、当对汉匈关系的弥合虽然没有成功，但也尽了最大的努力。
第三，王莽时，汉匈双方交涉大多是通过昭君的家族关系来进行的。
而王歙之所以被任用为和亲侯和王飒之所以被派遣为出使匈奴的使节，很明显是因为他们与昭君有亲 (歇、飒俱为昭君之兄子)。公元15年 (天凤二年)，莽复遣王歙与五威将王咸等送还前所斩匈奴侍子登，单于遣云、当子男大且渠奢 (大且渠是官号，奢是名；且音沮)至塞迎。
公元18年 (天凤五年)，乌累单于死，呼都而尸若鞮单于立，为了再一次争取汉匈关系的和好，复遣大且渠奢与云女弟当于居次子醯椟王(醯音兮，椟音独)奉献至长安。莽以其庶女妻大且渠奢，又欲出兵辅立奢为单于，会莽被诛，云、当亦死。
从这里可以看到，当时代表汉匈双方出面居中折冲的人物；如须卜居次云、须卜当、大且渠奢、当于居次之子醯椟王等，或是昭君的女、婿，或是昭君的外孙，总之都是昭君的亲属。因而可以看出昭君在汉匈关系中原来地位的重要及其所遗留下来的深远的影响。
(六)对昭君的评价及野史对昭君记载的失实
综上所述，昭君是以一个良家子被选入宫，为了个人，也为了汉匈两族的团结友好，自愿充当汉族的“和亲使者”，出嫁到塞北的匈奴，肩负起朝廷交给她的为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团结友好关系的重大的政治使命。
为了完成她的使命，她不仅在匈奴安心生活，而且不惜忍受一定的委屈 (从胡俗，再嫁给呼韩邪的长子)。在巩固和加强汉匈两族团结友好的关系上，不仅起过一定的作用，而且还给予汉匈两族留下深远的影响。因此她的出塞是一件富有历史意义的事。
她是一个不平凡的女子。她的形象是光辉的。
但是，野史中对于昭君事迹的记载，与历史的真实出入很大，应该注意把它和正史 (信史)的记载区别开来。东汉末年，蔡邕在《琴操》一书中，委托昭君写了一首《怨旷思惟歌》(后人称为《昭君怨》)，哀叹自己离乡背井，远嫁异族。
而南北朝时梁朝的吴均，在《西京杂记》一书中，更凭空捏造出一个画师毛延寿，说是因为昭君不肯给他贿赂，故意把昭君的容貌画得丑陋不堪，以致多年，得不到元帝的召见。由这个故事引伸，后来元代的剧作家马致远，在《汉宫秋》杂剧中，进一步描写毛延寿的阴谋败露，元帝与昭君双方发生了爱情，毛延寿畏罪逃至匈奴， 把昭君的画像献给匈奴单于，单于遂率领百万雄兵入侵边境，指名要索取昭君为妻。
元帝迫不得已，只得忍受屈辱，将昭君嫁往匈奴。昭君行到黑河，投水自杀而死。除了《汉官秋》是文学作品，可以虚构外，《琴操》与《西京杂记》所记，都与昭君的真实历史面貌不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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