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有价值的新闻素材求有价值的，
每届奥运会都被说成是竞技与新闻两个战场上的竞争，以往的采访经历中也的确有这种印象。不过，今年在雅典奥运会期间，深感中国新闻界应当向体育界一贯提倡的那样，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利用国际大型活动的机会，扩大与各国同行的交流，从观念到方法，增进相互了解，汲取他人之长。
8月22日，在去海利尼克体育中心采访中国与阿根廷女子曲棍球小组赛的路上，遇到一位长者，个子不高，瘦瘦的，拄着一根拐杖，小腿上扎着运动员才使用的护具，胸前和大家一样挂着E卡（记者证），颤巍巍地踏上通勤车。 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我仔细看过他的胸卡，上面印着的名字是埃希卡。我问老人来自何方，回答是“阿根廷”。“多大年纪了？”“72岁。...全部
每届奥运会都被说成是竞技与新闻两个战场上的竞争，以往的采访经历中也的确有这种印象。不过，今年在雅典奥运会期间，深感中国新闻界应当向体育界一贯提倡的那样，摆正自己的位置，积极利用国际大型活动的机会，扩大与各国同行的交流，从观念到方法，增进相互了解，汲取他人之长。
8月22日，在去海利尼克体育中心采访中国与阿根廷女子曲棍球小组赛的路上，遇到一位长者，个子不高，瘦瘦的，拄着一根拐杖，小腿上扎着运动员才使用的护具，胸前和大家一样挂着E卡（记者证），颤巍巍地踏上通勤车。
征得老人的同意后，我仔细看过他的胸卡，上面印着的名字是埃希卡。我问老人来自何方，回答是“阿根廷”。“多大年纪了？”“72岁。”
我在20多年记者经历中，曾经数次采访过奥运会、亚运会、世界杯足球赛等大型国际体育赛事，从来没有在新闻现场遇到如此高龄的同行，不由得顿生敬意。
我对老人说：“3年前我曾经到阿根廷采访世界青年足球赛，去过布宜诺斯艾利斯和西部小城门多萨，当时中国队一球负于拥有萨维奥拉、科洛西尼等足坛新星的东道主。”老人听罢，也来了兴致，我们从足球谈到了奥运会。
“从1976年在蒙特利尔开始，我已经断断续续采访过5届奥运会。我的身体挺好，没有什么问题，4年以后还要去北京，那才是最后一次采访奥运会”，老人说得十分肯定。
无法想象在中国有哪位记者能干到72岁，还坚持 在第一线工作。
外国传媒恐怕更懂得年轻化，但是，摄影记者不能不注意生理的年轻化，而文字记者可能更需要观念和思维的年轻化。每次奥运会等大赛上都能见到外国记者当中有不少长者，他们有经验，看问题也深透，而且不保守，与之交往会很有收获。
在雅典的日子里，各国记者奔波于各处赛场之间，每天来去匆匆，等候班车是最好的交流机会———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一天，跟两位扛着摄影器材的英国记者相遇在去体操馆的班车上。互通姓名后，我问：“你们也很关心体操项目吗？”“英国体操队水平不高，但我们为杂志拍照片，体操是不能错过的项目。
”我又问：“英国人最喜欢的还是足球吧？不过，今年欧洲杯赛上英格兰队的成绩可不怎么样啊！”这两个英国人立刻摆摆手说：“别提了，真是糟糕透顶！”足球引起了他们大发议论，从埃里克松到鲁尼，两人越说话越多，越说越激动，已经不是我的理解所能跟得上的，而他们也像是自己跟自己说话，全然忘记了话题是由一位中国同行提出来的。
其实，在奥运会的足球赛场上，没有英国人什么事，他们的足球队连参赛资格都没有得到。
充分关注当然是敬业的前提。8月14日，奥运会女排比赛开始。中美两强首轮遭遇，球队当然不希望这样安排，但是球迷觉得有看头，记者更是有了关注的热点。
也是在新闻通勤车上，遇到一位来自美国的女记者。对于即将进行的比赛，我们都请对方先猜猜结果。巧的是我猜美国队胜，她说中国队会赢。她从背包中掏出一本国际排联的手册，黄色的封面，翻到里面一页，说那上面分明写着中国女排是国际排名第一。
真是“老黄历”，我说，那是今年年初的排名，半年过去，现在排名第一的是美国队，中国队只是第三名。以近期战绩而论，还是美国队占优。她坚持认为中国队将取胜，而且比分可能是3∶1。
比赛结局果然如她所料。
赛后，我们一起参加了记者见面会。离开法里罗和平友谊体育馆时，真想再跟她过一招，怎么猜得那么准呢？可是，眼见她的心情不好，将成绩单和那本“老黄历”揣进背包，匆匆走去，也就不便再打搅。看来，赛前她嘴上说中国队会取胜，心里并不希望是这样的结果。
其实，我猜美国队赢，心里一样不愿意成真。
采访世界大赛，一件挺麻烦的事情就是弄清日本和韩国选手姓名的汉字写法，找日韩同行帮忙核对已经成了“规定动作”。好在人家也有同样的需求，因为他们在报道中国运动员时，也要将名单上的拼音译为汉字。
采访中韩女篮比赛时，我在记者席上请身边一位韩国记者帮忙写出韩国球员的姓名，特别是郑先珉等老将因伤缺席，几位新人的名字很陌生。其实，韩国人按照英文读音将本国人的姓名写出汉字，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同音字是常见的。
不料这位韩国记者竟说写不出来，但是一定想办法帮忙。
打完第二节，就在我准备另求高人的时候，他却起身离开了记者席，并托我照看放在桌上的东西。正当我有些不耐烦的时候，他回来了，手里拿着一本韩国奥委会编印的小本子，上面有所有运动员的介绍，并抱歉地说刚才自己手头没有这东西，是去向同事借来的。
等我抄清后，他又将手册上没有印出的球衣号码逐个标出。多少年来“同行是冤家”的说法在雅典奥运会上却不是那么回事。组委会不可能充分满足各国记者的语言需求，更不可能在提供的文字资料上使用很多语种，同行之间的互助永远是离不开的。
对于中国记者来说，在奥林匹克大家庭中，听到越来越多并不相识的外国同行用生硬的汉语问一句“你好”，已经足够了，如果不是中国体育发展和实力的强劲，中国运动员的优异成绩成为引人注目的采访目标，是不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这时候，语言不便的感觉当然不及辉煌成就的自豪更为强烈。
采访中，中国记者碰到的种种麻烦、难题，外国的同行们也会碰到。中国女排战胜俄罗斯队夺得金牌，赛后的记者见面会上，俄罗斯队的老教头卡尔波利心情沉重。
这是他执教30年、5次率队参加奥运会最头痛的一次。尤其是面对本国记者的提问，卡尔波利非常敏感，回答问题前反问记者“先说说你是哪家媒体的”，随后又问主持人“这里有没有国际排联的官员在场？”大多数外国教练员喜欢直来直去，就事论事，外国记者的提问也直截了当，很少像中国记者那样总是以自己的想法去跟教练员讨论。
中国教练员回答问题套话较多，一定程度上与记者的提问本身有关，可以说比较容易应付。
在中国体操队接连失手的情况下，小将滕海滨夺得鞍马金牌。组委会安排5个单项比赛全部结束后，5位冠军一起出席记者见面会。
结果，外国记者一再向另4位冠军发问，把滕海滨晾在那里。这时候，看看在场的十几位中国记者都没有提问，我向主持人要求提问，但没有获准。滕海滨没有听到一个问题，主持人就宣布散会了。会后，一群中国记者在过道里围着滕海滨采访，问题一个接一个。
我想，如果刚才大家纷纷举手，主持人很难不给一个机会，而现在的情况是中国的奥运冠军无法向各国记者表达自己夺冠后的想法。
大凡有外国记者参加的记者招待会，很少出现无话可谈的冷场，他们并不担心自己的提问使得众多同行不劳而获，也不在乎独家新闻变成了大路货。
就像合作和互相帮助是很正常的事情一样，竞争也是很正常的事情，新闻素材是共享的资源，比赛都是公开的，中国记者的采访为什么总想封闭进行呢？在这方面，还是外国记者想得开。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