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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的比较
首先从历史文化看，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 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 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而曾经拥戴他，或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全部
历史文化根源：与德国的比较
首先从历史文化看，日本与德国迥然不同。德国地处欧洲中心，除了自身的独特性之外，它更主要的是欧洲文明乃至整个西方文明的组成部分，而且在科学、哲学、文学、音乐等领域做出过影响人类发展进程的贡献。
所以，尽管德意志民族的种族优越感和传统政治中的专制主义成分滋生了法西斯主义，但是更为源远流长的是和欧洲文明相一致的自由、理性、科学精神。这是否定和批判法西斯主义的深厚的思想资源和强有力的武器，也是德国人足以引以自豪的光荣传统。
他们可以把希特勒的德国当作历史的岔道，而曾经拥戴他，或未能阻止他，是德国人犯的严重错误，也是耻辱。承认了错误，洗刷了耻辱，回到正道上来，历史照样辉煌；汇入欧洲共同发展的潮流，前途大有希望。 ( 燕南, )
日本则不然。
对于世界文明来说，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日本都是后来者。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力学习西方，成绩卓著，国力突飞猛进。但是，日本真正学到手的主要还是器物和实用的层面。在思想、文化、精神方面日本也曾大力引进，但是自由民主思想始终是“外来”的，在精神上没有融入日本文化。
在１９世纪末、２０世纪初，日本国力初步强盛，但政治上的开明派却被军国主义派所压倒，日本终止了刚刚开始的可能走向民主化的进程，并全力发展军事强国。从此，日本在世界上的“业绩”与侵略扩张联系在一起。
日俄战争、甲午战争，日本都是胜利者，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也在战胜国一方坐享其成。日本源远流长的是武士道精神，日本人的荣辱观系于战争胜负。应该承认，战后日本被迫放弃军备，其经济建设成就举世瞩目。
在新的形势下，日本不需要以武力来赢得国际地位。但是从心理上讲，如果彻底否定侵华战争，就要否定１９世纪末以来的一系列对外征服的“业绩”。那么剩下的足以令日本人傲视世界的传统是什么呢？笔者认为，日本人正是在这方面缺乏自信，才不肯彻底否定过去的罪行。
( 燕南, )
还有一层，德国法西斯的理论基础是推向极至的种族主义和极权主义。战后，种族主义在理论上和国际公认的道义上已彻底破产。日本军国主义固然也包含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信奉弱肉强食的原则，但是由于它没有殖民地，因此没有在思想上受到６０年代民族独立运动的冲击。
从历史上看，日本民族作为黄种人的心态就是：一方面傲视其他亚洲人，一方面致力于“脱亚入欧”，以跻身于以白人为主的西方世界为荣。 ( 燕南, )
国际社会的认识和态度的比较
很明显，战后半个世纪以来，以西方为主的国际舆论对待德、日的侵略历史的态度迥然不同。
试设想，假如德国出现对反犹“大屠杀”的罪行质疑的说法，假如德国教科书里出现美化纳粹、为德国侵略辩护的内容，会在世界引起怎样的反响和声讨？昔日的纳粹分子哪怕隐姓埋名几十年，躲到天涯海角，一旦暴露，即使行将就木也难逃审判。
对比之下，日本右派、政客，甚至在职高官，却一再发出关于日本侵华的奇谈怪论，甚至公然在大阪的和平大厦举行否定南京大屠杀的活动，而抗议的只有中国人和海外华人，战时的反法西斯“盟友”竟然都作壁上观，一向好事的西方传媒对此事也漠不关心，或一笔带过，或干脆保持沉默。
( 燕南, )
笔者曾有一次亲身体验：在一次国际研讨会上，我偶然举例提到了南京大屠杀和反犹大屠杀。有一位法国学者在会外专门郑重其事地找我谈，表示他不能接受把这两件事相提并论，因为他认为日本侵华与德国反犹是性质不同的。
我为之愕然。他却进一步解释说，德国对犹太人是种族灭绝，日本对华是殖民战争，后者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中国的工业化，例如日本占领“满洲”就使东北成为中国的重工业基地。我问他是否知道“三光”政策等，他说这可以称作“暴行”，在战争中常见，而且中国人自相残杀、历届中国统治者对本国人的压迫和杀戮也不为不残酷。
这个观点简单概括就是以社会发展的“先进”和“落后”划线，在西方有相当的代表性。换言之，德国法西斯打碎的是欧洲民主、自由、繁荣的天堂，而中国人本来就生活在地狱之中（这点与我国解放以后的宣传有共同之处，下面还要提到）。
这是典型的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观点。 ( 燕南, )
有一点是事实，即德国侵略的对象包括苏联在内，都是发达国家，战后恢复很快，而且占据世界舆论要津，从实力和声势都足以对任何法西斯残余形成威慑。
特别是受害最深的犹太人，战后在全世界各个领域表现出类拔萃，他们除建立了小而强的以色列国家外，还已经汇入发达国家的精英阶层。对比之下，日本的直接侵略对象是亚洲不发达国家或西方殖民地，战后情况复杂，自顾不暇。
而日本却在美国扶植下，不到二十年就跻身于发达国家行列。日本人一向尊崇实力，对于弱于自己的国家，自难低头认罪。有些日本人直后悔当初不该打珍珠港（这也只是一部分人），致使美国与中国结成同盟，否则中国是可以被征服的。
( 燕南, )
当然美国的政策在战后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战后美国代表盟国独家占领日本，当时盟军司令部的任务是彻底铲除日本军国主义势力，把日本引向和平发展的道路。应该说，在初期，美国的确朝这个方向做了努力。
但是到１９４８年底中国共产党取得全面胜利的前夕，美国的对日政策就产生了方向性的转变，把遏制右派变成了遏制左派，由此而来的一系列具体政策都直接间接姑息、纵容了日本军国主义残余势力，包括至关重要的教育领域。
日本人认为，执重整战后秩序牛耳的美国尚且对日本表现得如此“大度”，不记前嫌，日本又何必向中国认罪呢？战后日本成长起来的几代人都是在这种气氛下受的教育，再加之右派势力有意掩盖和歪曲历史，作为一种全民意识，日本人对二战的看法自然与今天德国人不同。
( 燕南, )
中国人反躬自问
最后，但也许是最重要的是中国人自己的不争气，外加对待这个问题的原则不一贯、进退无序。战前的中国造成日本侵略者得逞之历史原因姑且不论，只说战后。
二战刚一结束，中国即陷入内战。当时的国民党政府视共产党为心腹之患，为了抢占地盘，不惜利用战败的日军抵制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部队，令其不但不要就近缴械，还要作“有效的防卫，以待国军接收”。从此时起，国民政府就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一系列所谓“以德报怨”政策，包括放弃赔偿要求、赦免战犯等，再无心思为肃清日本军国主义势力、为中国人民讨回公道而斗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对日本的政策是以民促官，大力开展对日民间友好工作，确实卓有成效。不过当时与中国交往的多为进步友好人士，代表日本人中的反战势力。他们倒是一见中国人就先表示道歉，以未能阻止军国主义而内疚。
中国方面则总是说，不该由他们负责，强调日本人民也是受害者，严格地把广大人民与“一小撮”军国主义分子区别开来。这在原则上固然正确，但是可能形成一种错觉，过高估计了和平友好人士的人数和影响，而对上述植根于日本民众中的那种复杂心理的顽固性估计不足。
诚然，中国人从来没有忘记日本侵略所造成的灾难，中国政府在与日本政府交涉中也从来没有放松过坚持日本应该明确悔过的立场。但是在国内有关近代史的宣传教育上，以民族划线还是以阶级划线，常不一贯。曾有一度，在强调阶级斗争时，把日本侵略以前的中国描绘得一团漆黑。
有一次我在与洋人闲谈中随便提到，日据时期我们在沦陷区吃“杂和面”的经历时，就有洋人问，日本侵略前，中国人不也是挨饿吗？ ( 燕南, )
在对外政策与策略上，对日本常采取实用主义。
五六十年代的大背景是一切围绕建立反美统一战线，把在所有问题上的斗争矛头都引向美国。这大体上没有错，但是联系到反对核武器运动，刚好与日本人把自己当作战争受害者（不是受本国军国主义之害，而是在国际上受害）的态度合拍。
６０年代初，中国经常派非官方代表团参加一年一度在东京或广岛、长崎举行的反对原子弹大会，笔者也曾与焉。中国代表团的方针就是反对单纯反核武器的“和平主义”观点，而是要把日本人受原子弹之苦的悲愤之情引导到认清罪魁祸首是美帝国主义，从而反对日本现政府追随美国的政策。
至于美军轰炸日本的起源、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责，在那种场合就顾不上了。又如有关苏联与日本北方四岛之争，在与苏“牢不可破”时期支持苏联，在７０年代苏联成为主要敌人时又偏向日本。在中美建交之后，当与美国摩擦严重时，往往幻想利用美日矛盾，联日反美。
还有在文化上认同日本为“儒家”文化，纳入“亚洲价值观”的范畴的说法也在我国颇为盛行，企图以此来抵制“西化”。这是把政治文化与一般的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混为一谈了。据我了解，真正对日本发展的历史和文化有深入了解的专家鲜有同意这种观点的。
( 燕南, )
假设几十年来两国发展形势易地而处，中国没有经过那么多折腾，走那么多弯路，在政治、经济、教育、国民素质等各方面都优于日本，那么今天就该是日本需要中国的贷款、投资和技术而不是相反，可以断言，日本朝野对中国的态度必有所不同，翻历史案的逆流不会这样嚣张。
当然这是假设，却是甲午战争以来摆在国人面前的老问题。往者已矣，来者如何？ ( 燕南, )
作者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前所长
来源：资中筠文集《读书人的出世与入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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