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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维的禅缘
王维早年即相信佛教。母亲崔氏持戒安禅三十余年。王维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荤血”（《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于31岁时，妻亡不再娶，孤居一室，屏绝尘累，“迥无子孙”（《责躬荐弟表》）。 他还撰有多篇有关佛教的诗文，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 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他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据考证，这位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嫡...全部
王维的禅缘
王维早年即相信佛教。母亲崔氏持戒安禅三十余年。王维和弟弟王缙“俱奉佛，居常蔬食，不如荤血”（《旧唐书·王维传》）。王维于31岁时，妻亡不再娶，孤居一室，屏绝尘累，“迥无子孙”（《责躬荐弟表》）。
他还撰有多篇有关佛教的诗文，对佛学有较高的造诣。
在王维生活的盛唐时代，中国佛学已经发展到了全面成熟的阶段。当时，不仅天台、三论、唯识诸宗已经具备完整的理论体系，华严与禅宗也确立了相当成熟的核心思想。
王维与禅宗的关系当然最为密切，据其所撰的《请施庄为寺表》说，他的母亲“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疏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据考证，这位大照禅师就是神秀的嫡传高足弟子——北宗禅七祖普寂。
开元十七年，未满三十的诗人正式拜在道光禅师门下“十年座下，俯伏受教”。（《大荐福寺大德道光禅师塔铭》）这位道光禅师也是一位北宗中人。
开元二十八年，王维在知南选的途中与南宗禅神会大师相遇于南阳临湍驿，这次会见，对王维影响极大，据《荷泽神会禅师语录》记载：“于时王侍御（指王维）问和尚言：若为修道得解脱？答曰：众生本自心净，若更欲起心有修，即是妄心，不可得解脱。
王侍御惊愕云：大奇。……王侍御问：作没时是定慧等？和尚答：言定者，体不可得。所言慧者，能见不可得体，湛然常寂，有恒沙巧用，即是定慧等学。”由于倾心服膺于南宗禅法，王维又应神会之请为禅宗南宗六祖慧能撰写了《六祖能禅师碑铭》，使之成为研究慧能生平最原始的材料，而王维本人也成了唐代著名诗人中，“第一个出来吹捧南宗学说的人”。
（陈允吉．唐音佛教辨思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由于追求“湛然常寂”的禅修境界，王维在诗中一再宣称“一悟寂为乐，此生闲有余”。（《饭覆釜山僧》）在孤独与寂寞中，他宁心静性地观照物象，了知诸法性空的般若实相，走进自己最热爱的大自然的山山水水，获得与天地、宇宙最亲密和谐的接触。
就在这种禅境之中，与审美体验很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从而诞生了许多既富有哲理深意而又无比优美的艺术意境。
王维的“以寂为乐”、“知悟胜事”，是与禅观修习法门联系在一起的。全部佛学即包括戒、定、慧三学，修持者必须三学齐修，缺一不可。
其中定学一门，多强调止观双修，即在修定之时，必须辅之以观想，方可达到目的，主要在于观空、观苦、观诸行无常和诸法无我，具体有修“不净观”、“数息观”等法门。如不净观想象众生身体各处的秽污不洁；数息观则闭目凝神，端坐不动，心如止水，默数自己的呼吸出入等。
王维作为一位虔诚奉佛者，对中国佛学尤其是禅宗南北二宗的禅法，不但有很深的领会，而且也有认真的践行。
他早年与北宗禅有较多的接触，对那些“闲居净坐，守本归心”（净觉《楞伽师资记》卷一）的禅法很是倾心，在为北宗禅大师净觉撰写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塔铭》中还盛赞净觉安居坐禅能达到“猛虎舐足，毒蛇熏体，山神献果，天女散女，澹尔宴安，曾无喜惧”的境界。
以后，他接触到南宗禅，对那种真空妙有两不相妨，“担水砍柴，莫非妙道”的禅法更为佩服。如由他撰写的《六祖能禅师碑铭》就说道：“无有可舍，是达有源；无空可住，是知空本；离寂非动，乘化用常。
……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众生倒计，不知正爱。……无心舍有，何处依空。不着三界，徒劳八风，以兹利智，遂与宗通。……”在这里，王维主要是谈了“空”与“有”之间的辩证关系。由此看来，王维的禅学观是既包含了“闲居净坐”的北宗禅法，也包括了“至人达观，与物齐功，无心舍有，何处依空”的南宗禅法。
将这两种禅法结合起来，就形成了王维特有的“以寂为乐”、“空有不二”的禅观修习方式。
王维从禅修中得到解脱，也开创了不朽的诗歌美学境界
王维的诗歌也记述了他趋向解脱的心路历程。
他在《叹白发》诗中说：“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又在《山中示弟》诗中说：“山林吾丧我。”而《饭覆釜山僧》诗更明确地说：“一悟寂为乐，此身闲有余。”可见他是有意将自己一生的烦恼痛苦消除泯灭于佛教这个精神王国和幽寂净静的山林自然境界之中的。
换言之，空门、山林、寂静之乐就是他解脱烦恼痛苦的最好方式。
王维信佛，尤爱《维摩诘经》。其中的“无生”观念对他影响较深。“观世间苦，而不悲生死。”《辛夷坞》一诗就艺术地表现了这种“不悲生死，不永寂灭”的“无生”禅理。
而“生死”、“老苦”正是佛教所要面临和解决的最根本的问题。王维作于早年的《哭殷遥》诗云“忆昔君在日，问我学无生”。直至晚年，他在《秋夜独坐》中还说：“欲知除老病，惟有学无生”。 “无生”正是佛教“不生不灭”而得以解脱得大自在“涅??”的圆满境界。
禅修者都能亲身体悟到一种解脱、自由、轻松、愉悦、和谐的感受，这种轻安和悦宁静自在的感受能消除身心各种的矛盾和痛苦。禅悟这种中国特有的宗教体验的目的即是为了明心见性，而中国文人徜徉于大自然中，悠游山水之审美体验也往往是为了得到一种“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的解脱境界（《心经》）。也往往得到一种本性的自然自露，与天地同流，与万物归一，诗人的生命存在便在此中得到了自由解脱，他的本真也在此澄明朗现。正因为真“我”之境已去除了一切来自世俗浮华的遮蔽，所以它朗然澄澈如天地之鉴，一切万物可以在此光彻透明的虚空中自由来往，万物得以历历朗现，它们变幻无时但又生生不息，虽虚空无常但又一任自然，诗人在清晰地感受着他们本真性灵的同时，也能清晰地照见尘世的自己，和众生无异无二。
可以说，王维正是通过禅修，从而体悟到自己内心中澄明敞亮、无挂无牵、无缚无累的自我之性的。明心见性，就是即事而真。诗人就在这种将自性、物性、佛性都融合到澄明寂静之美之佛性的体验中，实现了解脱与超越，进渐于涅??寂静的妙境。
《旧唐书·王维传》曾提到王维“退朝以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王维在自己的诗中也多次写到“闲居净坐”的乐趣。如：
竹径从初地，蓬峰出化城。窗中三楚尽，林上九江平。
软草承趺坐，长松响梵声。空居法云外，观世得无生。（《登辨觉寺》）
独坐悲双鬓，空堂欲二更。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白发终难变，黄金不可成。欲知除老病，唯有学无生。（《秋夜独坐》）
暮持筇竹杖，相待虎蹊头。
催客闻山响，归房逐水流。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书事》）
从上述诗中，我们可以看出：王维的“闲居净坐”一般都带有禅定禅观的目的，但在“净坐”之时，又并非枯寂息念，而是耳有所闻、眼有所见、心有所感、思有所悟的。
当然，在更多的时候，王维的禅观修习并非采取净坐的方式，而是如南宗禅师们常说的“行亦禅，坐亦禅，语默动静体安然”。（永嘉玄觉《证道歌》）采取的是一种“山林优游禅”的修习方式，就在这种“境静林间独自游”（同上）的生活中，诗人既获得了“心法双忘性即真”（同上）的证语，也获得了无人干扰、心清境静的静美享受。
一首首意境优美、含蕴深邃的山水诗也就在这种禅修体验之中诞生了。
这种以禅入定、由定生慧的精神境界，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教义后体悟到的一种心灵状态，对王、孟等人的艺术思维和观物方式影响极大。
当他们从坐禅的静室中走出来，即习惯于把宁静的自然作为凝神观照而息心静虑的对象，禅境常通过诗境来表现。如王维《终南别业》里的“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水穷尽处，自然也就是深山空静无人处，诗人着重写无心，写偶然，写坐看时无思无虑的直觉印象，那无心淡泊、自然闲适的“云”，是诗人心态的形象写照。
对境观心而道契玄微，动静不二的禅意，渗入到了山情水态之中，化作天光云影，空灵而自然。
与坐禅相关联，王、孟等人多喜欢写独坐时的感悟，将禅的静默观照与山水审美体验合而为一，在对山水清晖的描绘中，折射出清幽的禅趣。
如王维《秋夜独坐》中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过感化寺昙兴上人山院》里的“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以果落、虫鸣、鸟声反衬山林的静谧，寄寓诗人的幽独情怀。笼罩着一层淡淡的清幽寂静的情思氛围，形成了偏于表现自然山水宁静之美的清淡诗风。
拈花微笑的空灵境界，是禅的最高境界，在他们创造的明秀诗境中，既有澄澹精致的宁静画面，又有绵邈灵动的情韵，能于空静中传出动荡，平淡里秀出幽深。诗句为：“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维）；“松际露微月，清光犹为君”（常建）；“樵子暗相失，草虫寒不闻”（孟浩然）；“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刘?Y虚）等。
认为其“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其实，这些诗句表现的是诗人静观寂照时感受到的自然界的轻微响动，以动写静，喧中求寂，超以象外而入于诗心，显示出心境的空明与寂静。
此外，王、孟等人还善于写静中之动，如静谧山林里的一声鸟叫、清潭中的游鱼、深山古寺的几杵疏钟等，能于空寂处见生气流行，清幽禅趣转化为诗的悠远情韵，更显冲淡空灵。
值得一提的是，虽然盛唐山水田园诗人的作品多带有禅意和禅趣，但像王维那样直接契入空灵禅境的并不很多。
王维诗独具特色的宁静之美和空灵境界，奠定了他在中国山水田园诗发展史上他人难以企及的正宗地位。
王维是深谙“真空妙有，无异无碍”之禅家三昧的。他说：“欲问义心义，遥知空病空。山河天眼里，世界法身中。
”（《夏日过青龙寺谒操禅师》）“碍有固为主，趣空宁舍宾。”（《与胡居士皆病寄此诗兼示学人二首》其一）所以他十分注意观有悟空，双遮双照。所谓“山中习静观朝槿，松下清斋摘露葵”，（《积雨辋川庄作》）“兴来每独往，胜事空自知”，（《终南别业》）就是他在禅修状态下对大自然物象观照的表述。
在他的不少山水诗中，也常常通过对自然景物的观照，表现出深邃精致的“色空一如”思想。如《木兰柴》：“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诗是眺望远景所作。我们可以看出，王维在观照景物时，特别注意对景物的光与色彩的捕捉，他正是通过夕照中的飞鸟、山岚和彩翠的明灭闪烁、瞬息变幻的奇妙景色的表现，时隐时现、变幻不定的现象的描绘，来表达出事物都是刹那生灭、无常无我、虚幻不实的深深禅意的。
与上述两诗表达出相同“色空”、“无常”思想的还有《华子冈》诗：“飞鸟去不穷，连山复秋色。上下华子冈，惆怅情何极。”这首诗则直接写出了诗人登上华子冈眺望远景的深沉感触：飞鸟向无尽头的天边飞去，只在转瞬之间就已经消逝得无影无踪，仅留下一片绵延起伏的群山，在秋空下默默地无言地伫立。
这一切令深悟空寂禅理而又多愁善感的诗人惆怅万分，人生、世事难道不也是这样幻灭无常的吗？
在王维的另一类佛理诗中，由于他加入了对寺院的游赏、与僧人的交游、送行等内容。这些作品最具代表者，当是《过香积寺》一诗：“不知香积寺，数里入云峰。
古木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薄暮空潭曲，安禅制毒龙。”（注：《王右丞集笺注》卷七。）在这首作品里，香积寺周围的自然风光成为诗人关注、描写的对象，他充分调整动了自己的艺术表达能力，从声色、动静等方面极力渲染香积寺清幽、静谧的自然环境，用云峰、古木、深山、寺钟、泉声、危石、日色、青松等一系列意像，去触动读者的视觉、听觉，让读者对这深山孤寺产生审美联想，“泉声咽危石，日色冷青松”，又用“咽”、“冷”二字展示一种心理感受，把这寺院的清寂，渲染、烘托到了极点。
由此，便自然而然地将这深山孤寺与佛家的修行活动联系起来。毒龙，佛经用以喻人的妄念、邪惑，有毒龙在心，势必造作诸多恶行，也就难于得到解脱。对此，佛家认为须通过禅的修习活动，使人心注一境，静虑澄心，生出破除妄惑的智慧，从而祛除内心的妄念。
在王维看来，这深山孤寺，正是安禅修行的极佳处所，安禅的目的，自然是制服内心之毒龙。
如果说，王维的禅修体验常常必须借助于外部事物才能实现美学体验的文字表述，那么，当王维沉浸于山水自然境界进入极深层的审美体验的时候，这种审美体验也往往到达了宗教体验、哲学体验乃至涵盖一切世间学说的层次。
试看王维的小诗：
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辛夷坞》）
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鹿柴》）
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
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文杏馆》）
这一切的一切，既是诗人片刻之间的审美体验，然而又担荷无边的深意，多么精致，多么深邃，这就是从刹那见永恒的境界。“万古长空，一朝风月”，禅既在刹那，又在永恒，变幻无常，生生不息，虚空中有妙有，妙有即是虚空，空寂中见流行，流行中见空寂，这究竟是审美体验还是宗教体验？究竟是艺术境界还是哲学境界？……
这就是禅，是“诗佛”王维将审美体验与宗教体验融合为一的最高艺术意境。
宗白华先生说：“禅是动中的极静也是静中的极动。寂而常照，照而常寂，动静不二，直探生命的本原。禅是中国人接触佛教大乘义后体认到自己的心灵深处而灿烂的发挥到哲学境界与艺术境界，静穆的观照与飞跃的生命构成艺术的二元，也是构成禅的心灵状态。
”胡应麟说王维的辋川诸作“字字入禅”，读后使人“名言两忘，色相俱泯”。王士祯说王维的五言绝句“妙谛微言，与世尊拈花，迦叶微笑，等无差别”。（《带经堂诗话》卷三）王维的这些山水小诗为什么能形成如此深邃玄冥的境界？因为诗人对山水自然美的体验已经进入佛教空幻寂灭义理的层次了。
歌德说：“在璀灿的反光里面我们把握到生命”，海德格尔说：“向死而生”，就是说，当人觉悟到生命无常的时候，也就证悟到了自己的本性不过是虚空，由此而产生的对纷浮世事不粘不滞、无执无求的态度便是一种解脱，经由解脱而达到自由之后，人就彻底去蔽了，在澄明无蔽的境界中，人也就返回到了本真，获得了清净无染的自性，把握到了生命。
在宇宙自然之中，无论是人是物，是一花一草，一鸟一石，还是山河大地，日月星辰，都时时处在生灭无常、变动不居中。无常便是事物的本质，刹那便是世界的永恒。王维诗中那时明时灭的彩翠，合而复开的绿萍，转瞬即逝的夕阳，若隐若现的湖水，都是诗人“以追光蹑影之笔，写通天尽人之怀，是诗家正法眼藏”（王船山语）的杰作，是他对大自然的审美体验已经到达哲学层次或宗教层次的产物。
在这样的艺术意境之中，理即是事，事即是理，一切都如同天珠交涉，互映互证，融彻贯注。这，就是璀灿的反光，在这种璀灿的反光里，人与物，事与理，无限的时间与无穷的空间，一切都在对刹那永恒这一本真之美的体验中高度融合统一了，而我们的诗人于其中所领悟到的也不仅是大自然的物态天趣，而是一种宇宙的哲理、生命的哲理，即是佛教般若大智慧的灵活表述。
苏轼在写给参寥禅师的诗中说：“颇怪浮屠人，视身如丘井。颓然寄淡泊，谁与发豪猛？细思乃不然，真巧非幻影。欲今诗语妙，无厌空与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寄参廖师》）他认为，浮屠佛子之所以能写出绝妙的诗篇，其原因就是因为心如丘井，意绪淡泊，故才能“了群动”，才能“纳万境”，这也就是宗白华先生所说的“澄观一心而腾踔万象”。
如前所述，诗人只有在彻底去蔽的澄明敞亮的心境中，大自然的一切才能历历如在镜中朗现出它们本来生机活泼、自由兴作的飞跃生命，正如王维在诗中所写的那样：
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
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鸟鸣涧》）
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夜坐空林寂，松风直似秋。（《过感化寺昙兴上人院》）
轻阴阁小雨，深院昼慵开。坐看苍苔色，欲上人衣来。
（《书事》）
只有在“人闲”“夜静”“山空”时，诗人才能感受到月出鸟鸣，觉察到细小桂花的轻轻落地；只有在“夜坐空林寂”时，诗人才能感觉到“野花丛发好，谷鸟一声幽”；由于心境之特别虚静，他甚至可以感受到阶下院中那青苔绿幽幽的颜色，正在静悄悄地向自己衣襟上爬来。
如此奇妙得不可思议的幻觉通感，如果不是心境极其虚静的诗人，又有谁能做得到呢？这就是“静穆观照与飞跃生命构成的艺术二元”，而王维也正是在这种二元的艺术境界中与大自然和光同尘，从而获得寂静、圆满、和谐、自足的本真之性的。
我们可以说，像王维这样具有觉心、灵性、慧眼的诗人才能更好地进入到自然美的最深层之处，深入造化的核心，表现出自然物象最具魅力的神理。换言之，只有具备虚静淡泊之心性的诗人，才能对自然物象遗貌取神，创构出空灵清妙的意境。
因为这种深层次的体验往往能使作者既不拘滞于对“我”的主观意念的表现，也不拘滞于对“物”之形貌的逼真刻划了。试比较王维与裴迪在《辋川集》中的同题唱和诗即可知道。如《文杏馆》，裴迪的诗是：“迢迢文杏馆，跻攀日已屡，南岭与北湖，前看复后顾。
”王维的诗则是：“文杏裁为梁，香茅结为宇。不知栋里云，去作人间雨。”又如《木兰柴》，裴迪的诗是：“苍苍落日里，鸟声乱溪水。缘溪路转深，幽兴何时已。”王维的诗是：“秋山敛余照，飞鸟逐前侣。彩翠时分明，夕岚无处所。
”再如《辛夷坞》，裴迪的诗是：“绿堤春草合，王孙自留玩。况有辛夷花，色与芙蓉乱。”王维的诗则是：“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裴迪的诗总是写自己在跻攀、缘路、留玩，看不到对自然物象深层的审美体验，而王维的诗虽然没有诗人自我形象、行为、主观意图甚至情感的表现，只有大自然物象本身声、光、色、态的纯然呈现，而物象之神理却因其宗教体验与审美体验的深入细致而得以有极为清楚动人的表现。
这一切当然也是因为其心境极为澄明空寂，所以才能使物色自映照于心而不必再着意去寻幽访胜了。苏轼在《东坡题跋》卷二《题渊明饮酒诗后》中说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二句是“因采菊而见山，境与意会，此句最有妙处。
近岁俗本皆作‘望南山’，则一篇神气都索然矣”。盖渊明也好，王维也好，他们都是自性圆满具足，无待无求，亦不着意之人，他们的精神已近乎庄子所说的“圣人”境界，因此心明如镜，览照万物，万物自现于心而无待其去望了。
19世纪中叶，美国思想家梭罗为了体验自己真实无误的生命，曾告别城市，来到森林湖畔，寻求与大自然最亲密的结合。他认为人应该回归大自然，才是最高的善与美。我们认为，人的生命源泉就是来自大自然的生命，人虽然是天地的精华，万物的灵长，但人也毕竟是大自然的产物，和大自然中所有的生命一样，在本体上是相同的。
即无论天地也好，自然也好，人类也好，“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苏轼《前赤壁赋》）生生不息，周而复始，不断变化而又实无有变，这就是宇宙自然中一切事物的法则。
因此，人要体验自己的生命本真，必须与大自然有最深层的和谐契合。
王维之所以在发掘自然美与表现自然美方面取得了卓越成就，就是因为他在禅修中，能以静穆的观照感受到宇宙万物与自己那清寂而又灵动的生命。
他的山水禅诗再现了禅修的艺术境界，身心个体在禅修悟境之中得以超越、解脱与自在，也开拓出极为优美深邃的诗歌美学境界，为人类文明创造了不朽的精神财富。
人逢喜事精神爽，鸟到春天更歌唱
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格列佛游记》 英国的斯威夫特
引狼入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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