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中,我国军民共打死多少日军,打伤多少?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打死多少日军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打死多少日军，笔者查遍国内出版的各种抗战战史，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确切的数字，抗战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如果到现在连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基本数据也弄不清楚，对抗战研究来说，岂不是一件怪事？笔者不敢忘加猜测为何日军在抗战中被击毙的数字在国内战史至今很少公布的原因，仅想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着手，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笔者手中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
刘庭华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世界军事史研究室副主任，也是研究二战史的专家，他的这本《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全部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打死多少日军
中国在八年抗战中打死多少日军，笔者查遍国内出版的各种抗战战史，始终没有看到一个确切的数字，抗战已经过去六十多年了，如果到现在连战争中敌我双方的基本数据也弄不清楚，对抗战研究来说，岂不是一件怪事？笔者不敢忘加猜测为何日军在抗战中被击毙的数字在国内战史至今很少公布的原因，仅想从笔者目前掌握的资料着手，对这个问题作一番探讨
笔者手中掌握的资料，主要有以下四方面
（1）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
刘庭华是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世界军事史研究室副主任，也是研究二战史的专家，他的这本《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引用了大量的日美二战伤亡的统计数据，根据这些数据我们可以得出日军在抗战中的战死人数，具体方式如下：
一、日本陆海军在二战中战死的总人数：
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引载的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四卷第1799页上的日本经济安定调查本部的调查数据揭示，日本军队在整个二次大战中陆军战死一共是1439101人，海军战死一共是419710人，这是日本陆海军在二战中战死的总数，合计战死1858811人。
这之中不包括在本土被美军炸死的军方其它机构（比如兵工厂，准军事部队等）人员和在海上被美军击沉的军方征用商船上的海员，所以与靖国神社里统计的日军战死总数有差距，但由于这些人员不是在中国战场战死的，所以不影响对中国战场战死数的计算。
二、日本陆海军在太平洋战争中战死的人数：
刘庭华编著的《中国抗日战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系年要录·统计荟萃 （1931——1945）》引载的日本经济安定本部的调查数据揭示，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陆军一共战死1140429人，海军一共战死414879人，合计战死1555308人。
这之中也同样不包括在本土被美军炸死的军方其它机构（比如兵工厂，准军事部队等）人员和在海上被美军击沉的军方征用商船上的海员，与上面日本陆海军在二战中的总战死数口径一致，又与上面的二战总战死数一样是日本经济安定本部的调查数据，为这两个数据相减提供了可能性。
三、日军在抗战中的战死人数：
拿日本陆海军在二战中总的战死人数，再减去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的战死人数，再减去日军被苏军击毙的约10万余人（由刘庭华参与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四卷指出苏军在远东战局中击毙日军8。
3万人，该章即由刘庭华主持编写，与前面的数据资料来源一样，都是来自于刘庭华，可以相减，另诺门坎日军战死18000人，还有张鼓峰的战果，苏军总击毙数应在10万左右），就可以得出日军在抗战中的战死人数（包括失踪）大致在20万以下。
前面提到的日军总战死185万，在服部的《大东亚战争全史》中文翻译本中原来被泛译成了死亡，但我经过分析认为，这个死亡应该是指战死，因为如果真的是指是包括非战斗死亡在内的死亡总数，那这个数字剔除非战斗死亡，再减去太平洋战争日军战死数和苏军战果后，在中国被击毙的日军数将大大小于20万，这就与靖国神社的统计对不上了，所以只能是指战死，特此说明。
另，这185万还包括失踪数据，但失踪一方面微乎其微，另一方面，这么长时间未回来的失踪，其实已经与战死无异了，所以，这185万我统一按战死处理。
（2）日本靖国神社的牌位数。
从其它网友拍摄的日本靖国神社内的照片来看，所谓“支那事变”（即日本全面侵略中国的八年抗战）日军战死人员的牌位数是191215个，该图片见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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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根据靖国神社的解说词也可以充分看出日本所谓“支那事变”即指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
靖国神社关于“支那事变”的解说词全文为：“1933年塘沽协定之后日中关系出现好转，但1935年8月中共发表‘抗日八一宣言’以来，恐怖事件不断发生，两国关系恶化。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后，蒋介石与共产党联合，抗日运动更加激化。
卢沟桥的‘小事件’是中国正规军对日军的不法攻击，之后由于日?的反击，发展成北支那事件，使战场扩大到整个北支那地区。此事件的背景是中方拒绝日中和平。之后战争发展到上海、南京，蒋介石等坚持了8年抗战，最终成为战胜国的一员” ，解说词很明确地指出日本所谓“支那事变”持续“八年”，最后以“蒋介石等”“成为战胜国的一员”而告终，所以，只能是指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
至于有某些网友认为，珍珠港事件之前在中国的战事日本人才称之为“支那事件”，它已经随太平洋战争的爆发而结束，这也是不对的，日本所谓"支那事变"就是持续八年的抗日战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成为日本所谓“大东亚战争”的一个子战争，但“支那事变”仍然存在，也不可能停止统计伤亡数据。
中国事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并没有结束，光是从“大本营陆军部”中册中引用的日本在1942-1943年的各种官方文件中看，其中提到“支那事变”没有结束的地方也比比皆是，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1，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143页记载，在太平洋爆发后的1942年3月19日，陆军参谋总长将拟议中的陆军作战指导大纲上报天皇，其中在“关于对重庆作战中”一节中，第一条就是“对处理中国事变之草案”，其中明确说：“在全局形势特别在对苏形势许可时，拟利用大东亚战争之成果，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迈进，企图迅速予以解决”
2，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148页记载，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在1942年4月9日，又向天皇上奏，其中明确说到：“于此特加思考者，即在于中国事变之将来”。
3，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185页记载，日本“大本营机密战争日志”在1942年4月1日载称：“大东亚战争后的目前形势，是中国事变以来从未有过的处理对华问题的最好机会”。
4，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186页记载，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在1942年4月6日通知日本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通知中说：“在全局情况尤其对苏之情况许可时，应利用大东亚战争之成果，断然向处理中国事变迈进”。
5，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192页记载，大本营陆军部1942年4月16日通知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通知中说：“（中国）事变已至第五年之春，而且今后战争更将趋于长期化，军队士气极易消沉，因此应适当加以指导”。
6，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369页记载，日本陆军部田中第一部长在1942年5月22日业务日志中以“处理中国”为题有如下记载：“总之，不可使关于中国的解决合并在对美英战争之内，不论用战争或和平手段解决中国事变，必须在结束大东亚战争之内”。
7,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372页记载，日本陆军参谋总长杉山在1942年5月29日见天皇时，天皇问：“不能设法解决中国事变吗？”，杉山回答：“正以达到解决事变为目的的观点进行研究中”。
8，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396页记载，陆军部田中第一部长记载到：“如今已至对重庆用武力解决，或者从中国事变大局予以解决的关头”。
9，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646页记载，1942年11月27日日本第121次联络会议上，铃木企划院总裁说：“日本树立国民政府（指汪伪），努力解决事变，但时至今日仍未成功”。
10，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646页记载，1942年11月29日中国派遣军福山参谋对陆军部报告：“解决（中国）事变恐怕要与解决对英美战争同时求得”。
11，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706页记载，1943年2月27日通过的日本“1943年度帝国陆军对华作战指导计划”规定：“所谓处理对华问题特别有利时机，即乘重庆方面势力衰弱，加强武力压迫，以期能迅速解决事变”。
1943年2月27日通过的“世界形势判断”指出：“判断在短期内不可能迅速解决中国事变”。
12，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770页记载，1943年5月15日，中国派遣军参谋总长恳谈资料第一条即为“大本营关于解决中国事变的意图”，其中记载：“重庆在最近的将来丧失胜利希望时，也有可能获得解决事变的良机“。
13，根据日本防卫厅战史室编篡的“大本营陆军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4月第一版）中册788页记载，1943年6月7日大本营通过“适应情况变化对中国方面作战的研究”中说：“由于英美的干扰，中国事变即使设法解决也不可能有效”。
（3）《岗村宁次回忆录》
岗村宁次是1945年日本投降时的总司令，他在其回忆录里，明确指出日军在侵华战争中“阵亡者约20万”：
“（1946年7月1日）九时半在办事院处内，举行中国事变以来阵亡军民追悼会。
阵亡者约20万，近半数为我部下，不胜伤感。尽管仪式简单，总算了却一桩心愿”
————《岗村宁次回忆录》133页，中华书局出版 1981年
（4）朱世巍在其虚幻专栏中的文章《中日两军损失》
朱世巍在其虚幻专栏中的文章《中日两军损失》里，引用日本资料指出日军死亡40万，其中战死者只有一半，其文为：
“日军在关内死亡总数45。
6万人。其中1937年7月7日-1941年12月为1917074人；1937年7月7日-1945年8月14日在华死亡总人数为40。46万。而日军在此期间陆海军死亡总数为1858811人，侵华日军死亡者占其中的22%。
上述死在中国关内的近46万日军中，既包括战斗损失，也包括非战斗损失，甚至还包括失踪未返人员。而根据近年的一些日本资料，其在华死亡人数中，非战斗死亡占了大约一半，约22-23万人，最主要的死因是营养不良”
根据日本历史学家藤原彰的回忆录,藤原彰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侵华战争时长时间被派驻中国,历任小队长、联队旗手、中队副、中队长之职，1945年回日本升任国内军的大队长。
他将起在华经历写成“中国战线从军记”（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一版）里，多次记录了侵华日军大规模非战斗死亡的情况：
该书第42页：“当时，在我们这个战区患肠伤寒和腹伤寒的士兵非常多，不管在什么地方，细菌性的传染病大多是从水和食物传染的，而且大多数人的病症严重，高烧不退，特别是肠伤寒的死亡率非常高，而我得的恰恰是肠伤寒，且不断恶化”
该书第116页：“日军中陷于营良失调的人员非常多，其特点是因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死亡的人占了大多数，根据在野战医院所统计的病死者的死亡原因的顺序，第一是痢疾，第二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第三是疟疾，第四是脚气，即使是痢疾、疟疾，很多人也是因为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导致抵抗力衰竭而最终死亡的”
该书第122页：“根据中国驻屯步兵第3联队作战日志所记载的尾崎军医的回忆，在茶陵作战和驻扎期间，第3联队野战医院收治的大部分患者的病是战争营养失调病症”，“正因为如此，在茶陵的陆军野战医院里由于生病而死亡的人数是作战死亡人数的两倍以上，当然，病死的人并不一定都是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病症而致死的，但可以肯定的是，其死因或多或少都跟战争营养失调症有关”。
该书第163页：“我讲述了由于长时间的补给不足和征发物资的困难，导致广泛的营养失调，兵员非战斗损耗的最大原因就是因为生病而死亡的实际情况，使那了参谋感到非常吃惊”。
该书第123页：“大部分士兵由于战争营养失调症而倒下，这不能让士兵自身来承担责任，没有给予第一线的作战部队以充分的补给，完全是日本高层指挥官的责任”。
上面这些资料充分说明了朱世巍文中提到的日本资料记载日军死亡的40万中非战斗死亡近一半——即日军在华战死20万这个事实还是比较正确。
综合以上四方面的资料互相验证，刘庭华的专著说明日军在中国战死在20万以下，而靖国神社统计数据为191215个，《岗村宁次回忆录》记载侵华日军“阵亡者约20万”，朱世巍在其虚幻的专栏“中日两军损失”一文中，引用日本资料指出日军死亡40万，其中战死者只有一半，四方面资料互相吻合，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日军在华战死不到20万人，欢迎大家讨论。
日军在12月10日对南京发动了总攻。
南京的城墙高达20米，宽13米，一般的山炮无法击破。日军首先向地形上比较容易进攻的光华门发动攻击，但守卫光华门的是最有战斗力的教导总队。
战斗十分惨烈，日军曾一度占领光华门，又被教导总队发动反攻夺回。坚守中华门和雨花台的八十八师抵抗也十分顽强，到12月12日为止的3天激战中，日军伤亡人数多达7200余人（死2600人，负伤4600人），但仍没有能够突入南京城内。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