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时沦陷区有几种面值的纸币在流通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还妄图沦为其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资源供给地。为此，它大肆搜刮金银，疯狂抢夺物资，破坏中国经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通过强征掠夺，使其在华经济实力急剧增大，大有超过美、英等国之势。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抗日重任，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军的野蛮进攻，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今天重温中日双方鲜为人知的金融争夺战，对继续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的渗透与反渗透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4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全部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日本帝国主义者不仅企图使中国沦为其殖民地，还妄图沦为其侵略亚洲“以战养战”的资源供给地。为此，它大肆搜刮金银，疯狂抢夺物资，破坏中国经济。日军占领东三省后，通过强征掠夺，使其在华经济实力急剧增大，大有超过美、英等国之势。
在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中国共产党肩负着抗日重任，制定了克敌制胜的正确路线，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抵抗日军的野蛮进攻，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今天重温中日双方鲜为人知的金融争夺战，对继续清算日本军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仍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金融的渗透与反渗透
七七事变后，日本在中国先后设立了4个大型伪银行，发行伪纸币，抢占沦陷区市场，以适应其政治、军事侵略的需要。
如在东北，伪满洲中央银行币迅速占领了东北的货币市场，取得了侵华战争中较巩固的货币阵地。
在华中、华南，日军肆无忌惮地采取了5种货币进攻战术，步步加紧渗透，即①以伪币收兑原流通领域里的货币；②采取各个击破手法，阻击原有货币流通；③人为地提高伪币价值，贬低原有货币价值；④用伪币强行购买物资，处处控制市场；⑤以汇票方式大量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汇入伪币，企图扼杀解放区金融。
如在山东，严禁使用和保存根据地货币，发现携带北海银行纸币超过5元者就抓去枪毙。同时日伪还用高压政策，搜刮沦陷区法币，在上海等地套取法币的外汇。此外，日伪于1939年5月，利用汉奸先后在沪建立了华兴商业银行和中央储备银行，两行均以法币大量吸收外汇，致使中国经济遭受惨重损失，连蒋介石也痛心地说：“过去在上海办理外汇的方法，不但于我们中国商民无益，而且替敌伪维持了其金融生命，实在给敌人以操纵之柄，来摧毁我们抗战的经济。
”
国民党政府为了推行战时财政经济政策，进行了币制改革，于1935年11月4日，由财政部长孔祥熙发表《关于发行法币的宣言》，宣布以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以后又增加农民银行）所发行的不兑换纸币为法币，在全国流通。
这种新的货币，在华东、华中、华北都占有主导地位，使日伪推行金融渗透遭到了强有力的阻击。当时国民党政府一方面在国统区严禁使用敌伪货币，在战区推行地方银行纸币；另一方面极力将法币渗入沦陷区流通，并用法币来联络沦陷区人民的感情，以削弱日伪货币的地盘。
日伪迫于法币的价值和信誉，不得不改变策略，放弃对华东、华中法币的驱逐，转而利用法币，以伪币与法币等值流通为钓饵，侵蚀法币市场，扩大伪币阵地。针对此种情况，国民党政府采取措施，阻止日伪搜刮法币和套取外汇，在1938年3月12日公布了《财政部关于办理外汇清核办法》。
这样，中央、中国、交通3家银行停止供售外汇，日伪妄图使法币变成“废纸”的梦想彻底破产。
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开辟的抗日民主根据地，是反对日伪金融渗透的主力军。由于采取了一系列高超的反渗透战略，使日伪货币始终没有形成完整的统治。
根据地军民在同日伪的金融之战中，采取了多种斗争方式。
首先是发行自己的货币，消灭土杂币，严禁日伪币在根据地流通；其次是运用灵活多变的策略，以伪币打击伪币，使法币沉淀于民间而不被日伪套取。
再次是配合物资、贸易斗争，占领货币市场，严格控制对外贸易，限制伪币输入和物资输出。这样到抗战胜利前夕，金融阵地的争夺战形成了新的格局：在沦陷区，伪联银券的货币阵地已被晋察冀边区银行、冀南银行、北海银行等根据地货币围困于大中城市之中。
在华中，敌后抗日根据地经过激烈的货币斗争，已形成了将伪中储券从根据地扫除的态势。从而使根据地货币如同敌后军事斗争一样，在经济上起到了中流砥柱的作用。
金银的掠夺与反掠夺
掌握黄金和外汇是世界各国保持经济稳定的重要手段。
虽然因许多国家的货币制度放弃金本位使黄金失去流通手段的作用，但金银本身的价值仍被当做货币发行的后盾，在国际经济往来中起着平衡国际收支、换取任何国家的法定货币的“硬通货”作用。有了它就等于拥有财富。
有鉴于此，日军每占领一地，便挨家挨户抢夺金银首饰，并在沈阳、长春、哈尔滨、延吉等地设立黄金收买店，同时下令各日伪金融机构普遍吸收中国的金银硬币，在东北伪满政府设立满洲采金公司，垄断黄金开采。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各银行保险箱内的金银、宝物全部被日军抢夺，日军还组织汉奸化装成中国军人和难民，收买银元和铜镍币。
中国金银和金属辅币惨遭日军空前浩劫。据有关资料记载，仅伪满中央银行就搜刮黄金32，442，835克，输出黄金29，247，524克，输出银块19，767，194克，输出小洋113，345，113克，输出大洋169，588，201克。
这些金银大部分用于换取外汇和购买物资，以图增强其发动侵略战争的经济实力。
面对日伪在我国大量掠夺黄金和白银的罪行，如何进行反掠夺，成了当时金融界的头等大事。国民党政府财政部顾问杨格建议由国家控制黄金，由银行收购民间白银。
1938年10月21日，财政部采纳此建议，决定禁止黄金出口和运往沦陷区资敌。1939年8月29日，国民党政府明文取缔黄金交易，实行黄金国有。为达此目的，还在全国分为10个大区，指定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家银行设立办事机构，共有623处，以最快速度收购黄金和白银。
经过层层努力，政府手中大约拥有600多万两黄金。为了避免外流，实行了严格监控。然而在抗战后期由于战争日益扩大和残酷，这些措施显得苍白无力，不少地方管理松弛，出现了混乱局面。
黄金与白银，对我解放区来说，也是十分重要的硬通货，它既是财政来源，又是银行基金；既是外贸资金，又是作战经费。
它是从罚款、捐款和战争缴获中取得，如“攻克浦城筹款五十万元，黄金千余两”。根据地政府将这些缴获、没收、收购所取得的银饰、银器、银元宝和群众开矿采集的金银，集中到造币厂，用硬币机器铸造了大批仿真银元和辅币，从国统区购买各种物资。
同时在敌占区设立地下商店，以灰色面目出现，进行对外贸易，并大量吸收向我根据地的汇款，以扩大外汇活动资金。
为了堵住日伪掠夺中国金银和防止根据地内货币流通受阻，还对金银和硬币采取了保护措施。
一是准许人民收藏，并由银行吸收；二是严禁私人金银出口，防止套取；三是严禁银元流通，停止兑换；四是强化各种管理，打击金银投机商。对于金属辅币也采取了保护措施，以防资敌。如发出《严禁以铜元、铜块资敌》的训令，规定凡往敌占区携带铜元者，每次不得超过20枚，商民不得借口营商，大肆收买碎铜烂铁运往敌占区，凡以各种方式为敌伪收集铜铁者，概以汉奸罪犯论处。
这样，既免遭日伪的掠夺，又维护了抗日根据地货币的地位。
纸币的伪造与反伪造
日本为了伪造中国纸币，榨取战略物资，制造国统区的通货膨胀，在其本土设立了造假币科研机构，在沦陷区设立了造假币的印刷厂，由日军参谋部直接指挥，其代号叫“杉工作”，即研究制定假币的印刷技术和流通措施。
1935年冬，国民党政府进行币制改革后，日军参谋部指派第七课所谓“中国通”的山本宪藏大尉，聘请“造币专家”，研究如何伪造国民党法币并以大量假币充作收买汉奸经费，充当“开发事业”的资本。
经过一番筹备，日军于1938年底正式下达仿造“中国法币”的命令和11条计划实施纲要，决定首先在上海施行。1939年11月，假法币试制成功，在上海购买物品未被识破，但向银行兑换日元时，因假币太新，露了马脚，致使兑换失败。
1940年2月，山本宪藏采取措施，对所有新印假币进行污脏处理，然后成捆外运。于是成批伪造的“中国农民银行”1元券、5元券、10元券共计500万元抛出抢购物资，控制贸易。1941年德军潜艇在太平洋上俘获一批美军军舰，在舰艇里发现大量未印好的中国法币，约有10余亿元，日军从德国买了这批纸币半成品，进行加工伪造。
同年12月日军占领香港，在清查国民党设在香港的法币印刷厂时，发现印好的大量法币及其他印制材料，于是将全部设备和器材运回北京，从此，假币的印纸、墨色、机械等和重庆国民党印制的法币完全一样。1942年日军攻占缅甸后，又发现几家印刷中国法币的秘密印刷厂，从中查获了大量钞票半成品、印钞机、法币编码暗账底册等。
后来又在南洋等地发现了20亿元“中国银行”小额纸币的半成品，从而获得了印制法币的全部秘密，至1945年，日军印制假法币高达40多亿元。
面对日伪大量抛假币，国民党政府断然采取“以假对假”策略。
为了扰乱日伪统治下的财政金融，下令军统局与美、英钞票公司合作，在重庆歌乐山建立一座伪造日本钞票的造币厂，从美国购买纸张和印制设备，挑选“中国银行”造币厂的技术精英，日夜精心制作。当时日军在其霸占的统治区内，流通着各种面值的日本钞票，每当日军发行一种新的纸币时，就由戴笠从汪伪汉奸周佛海处得到日伪银行的印钞票版，在山洞里日夜赶印，总数达1?郾5万多箱，然后运至江西上饶，由交通部门源源不断地偷运到汪伪控制的沦陷区使用。
这些钞票与沦陷区所流通的钞票一模一样，连日本制币专家也难以鉴别，轻而易举地购买了大量黄金、棉纱、布匹等物品，破坏了日军独霸的金融市场，加剧了日伪统治区内的通货膨胀。
国统区与沦陷区的假币大战，迅速波及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日军为破坏根据地金融，大批伪造了红色区域的纸币。他们在天津、石家庄、太原、安阳、徐州、集宁、新乡、开封、济南、邢台、邯郸、武安等地建立了12处印制机关，印制的晋冀鲁豫边区的假货币高达二三十种。
至1943年日军更是肆意地在边区周围遍设推行假票的联络点，再利用汉奸伪装成商人或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人员，向抗日根据地抛出使用，收购土特产、山货、药材、土布等物资。还派出伪装人员，在集贸市场以查禁假钞为名，专门没收真币，推行假币，使抗日根据地蒙受了经济损失和物资损失。
各抗日根据地为净化货币流通，也开展了一系列反假币斗争，采取了举办晚会、化装演讲、组织宣传队、张贴宣传标语等方式，如每到场日，银行就将假币粘在布上，悬挂起来，进行宣传，而且??假币，广泛建立假币识别小组和识别所，在边沿地带、游击区乃至敌后根据地，都进行严密的检查和缉拿，并明确奖励办法，千方百计堵塞假币向根据地流入的通道。
同时组织人员在粮市、布市、汇票市等假币集中的地方进行巡回查缉，每发现一种新假币，便找出其特点，及时曝光，发动群众一追到底，跟踪收缴，务求人赃俱获，就地消灭。
太行山八路军总部金融部门还利用山西产的本地纸张，在纸浆池中加入各种有色纤维，制成防伪纤维土纸货币，并加以水印，全部以手工印刷，使日伪机关无法仿冒。
因这种土纸印刷的抗日根据地纸币上有密码及号码，耐磨性不甚强，一般就使用七至八个月时间，届时更换新币。而更换的新币又因换掉了颜色，使日伪更加无法仿造，因此山西抗日根据地、解放区、游击区的金融秩序得到了有力的维护。
历史表明，当年根据地军民在中日双方全方位的金融战中，以货币为武器展开了英勇斗争，对挫败日军的经济侵略发挥了积极作用。日本投降后，开始对我国进行归还掠夺物资工作，从1947年至1949年，国民党政府派船从日本运回铜币109。
8吨，银币103吨，共计价值524。6万美元。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