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以<老人与海>中的主人公为对象写一篇800-1000字的人物评论
桑提亚哥是“硬汉子”精神的最佳体现者
老渔人桑提亚哥是海明威塑造的最后一位悲剧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汉性格的最后总结。贫穷而又不走运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的命运是悲哀的，而他却又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打不败的失败者”，海明威的硬汉子品格像精灵一样铮铮依附在桑提亚哥这一人物形象之上，这便是海明威式“硬汉子”精神的象征，他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自觉亦或不自觉，都作为了海明威“冰山原则”的有力体现。
桑提亚哥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生活和岁月给老人的折磨，令他“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了，可是他的那双眼睛“跟海一样蓝，是愉快的...全部
桑提亚哥是“硬汉子”精神的最佳体现者
老渔人桑提亚哥是海明威塑造的最后一位悲剧英雄，也是他一生塑造的硬汉性格的最后总结。贫穷而又不走运的老渔夫桑提亚哥的命运是悲哀的，而他却又是一个失败的英雄，“打不败的失败者”，海明威的硬汉子品格像精灵一样铮铮依附在桑提亚哥这一人物形象之上，这便是海明威式“硬汉子”精神的象征，他不管有意还是无意，不管是自觉亦或不自觉，都作为了海明威“冰山原则”的有力体现。
桑提亚哥是一个“独自在湾流里的一只小船上打鱼的老头儿”。生活和岁月给老人的折磨，令他“后颈上凝聚了深刻的皱纹，显得又瘦又憔悴”，“身上的每一部分都显得老迈”了，可是他的那双眼睛“跟海一样蓝，是愉快的，毫不沮丧的”。
作品一开始时，老头儿正赶上“背运（那是形象倒霉的一个最坏的字眼）”。八十四，整整八十四天，他连一条鱼都没有捉到，这对一个以打鱼为生的渔夫来说，那真是再倒霉不过了。就连跟他在一起很长时间的一个孩子，也不得不在第四十天离开了他。
老渔人的悲惨命运正是海明威的自身遭遇在艺术上的折光反射。海明威曾经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战争，人们还未从世界大战的恶梦中醒来，幻灭、失落等种种迷惘困扰着人们。战后的社会是一片混乱、凋敝的景象，战争和社会的种种荒诞现象给海明威的精神和身体上都带来了很深的创作，可谓九死一生。
这也正是老渔人桑提亚哥苍老的表现之一。另外，我们发现从1940年《丧钟为谁而鸣》之后，海明威整整十年没有发表什么重要作品，而1950年出版的《过河入林》又遭到舆论界的一致批评，“众多评论家甚至断言海明威的才智已经枯竭，再也没有什么新鲜东西了”[vii]。
这个情形与桑提亚哥老人一开始的景况多么的相似，老人背了运，一连八十四天打不到鱼，当他坐在海滨酒店时，周围的渔夫都在嘲笑他或者对他寄予同情。
桑提亚哥为了证明自己是个“古怪老头儿”，或者说是为了证明自己是有坚强勇气与毅力，为完成只属于自己的那项别人无法替代完成的任务，为了鳏夫的光荣与尊严，桑提亚哥一定要捕到一条大鱼，对于尊严与荣耀，海明威是极其强调的，他曾经一度打算为该文使用“人的尊严”这一标题。
对于海明威来说，要写好一篇“一辈子所能写出的最好的作品”，“从战术上讲，现在发表《老人与海》可以驳倒认为我这个作家已经完蛋的那一派意见”[viii]。海明威意识到《老人与海》的这部作品的完成，将让“别的优秀而成熟的作品与它相比大为逊色”。
我“今后还要努力写得更好一些，但这会是非常困难……我是一个专业作家，对这部作品心中有数。”老渔人桑提亚哥也意识到了“85”是个吉利的日子，“可以捉到一千磅的大鱼”。[ix]桑提亚哥老人在捕到他一生捕到过的甚至见到过的最大的鱼后，耗尽了全身了精力，不仅两手空空，而且伤痕累累；而海明威在写完这部最优秀的作品后，直到最后的自杀都未曾发表过任何作品，在写《老人与海》的同时写的另一部长篇小说《海流中的岛屿》都是在1970年他妻子整理后发表的。
虽然海明威说：“人们说什么象征主义，全是胡扯”，笔者认为把老渔人桑提亚哥作为“打不败的失败者”的人物形象进行塑造与对海明威双重性格的探讨也分不开。悲剧超越了他的失败，升华了存在的意义，失败后的言语与行为又折射出海明威的人生观和行为准则。
精神上的胜利给了这些失败者和其创造者做人的尊严和勇气，同时又以一副面具去掩盖内心深处的、具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懦弱和自然主义宿命论。海明威的恩师格鲁特·斯泰因这样评述海明威的性格：“他用残忍当盾牌，以掩盖他惊人的胆怯和敏感。
”《海明威传》的作者库·辛格也这样说：“海明威外表粗鲁健壮而又英勇，颇具男子气概，但在内心里，他有一种女人的直觉、善感、温情、容易落泪。”而著名的海明威学者杰佛里·迈那斯教授却很直接地指出：“在外表上极力压制他性格上多愁善感的一面，装出一副男子豪放不羁的形象”。
正是由于海明威本人的精心掩饰，使我们判断失误而在潜意识里对他的硬汉子精神产生了公式化的认定。对于海明威多愁善感的一面在老渔人桑提亚哥身上也有体现。且看桑提亚哥是怎样在清晨喊醒小男孩的，“他轻轻握住孩子的一只脚，然后便一直握着直到孩子醒来”[x]这就是老人的细腻而又温情的一面，这一面却就被海明威极力地掩饰过，这一点也许与他双重性格有密切的关系。
在现实和虚构的两个世界里，追逐描写失败而又不承认失败成了海明威内心不安与痛苦的一剂良药。
老人处境的一步步恶化就是为了表现出海明威这一硬汉子在“重压”与所表现出的“优雅风度”，这样的重压之下，老人的失败才显得尤其悲壮，刚开始时，天天出海，但一连40天没有钓到一条鱼，这种失败就够“倒霉”了，后来小孩儿马洛林的离去更让老人的处理显得黯淡凄凉，最后的遭遇更让人感到凄惨，然而就是这种“从失败仍然是到失败”的境况下，桑提亚哥完善地体现了海明威的硬汉子性格：当他的大鱼被鲨鱼吃得仅剩下一副骨骼时，他自问：“可是，是什么把你打败的呢？”“什么也不是……是我走得太远啦。
”老人勇敢地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却又绝对相信自我的力量。相信他纵然是失败依然勇敢无比，相信在精神上并没有败给鲨鱼，因为被消灭的是鲨鱼，而不是自己，正是基于对待失败的勇敢、毫不气馁的精神，桑提亚哥体会到：“一旦给打败，事情也就容易办了”。
于是“现在只要把船尽可能好好地、灵巧地开往自己的港口去。”当战斗已成往事，辉煌也已逝去，桑提亚哥是那么安详平静地完成剩余的工作，绝好地体现了“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如果说人生是个竞技场，自然便是人生的大背景。
而此刻的桑提亚哥却已完全超越了这个自然，超越了他人生中的磨难、辉煌、成功亦或是失败。
桑提亚哥“重压下的优雅风度”的象征与笔者在前面提到的战争对海明威的身心推残，战争的残酷、统治者的虚伪及其流血的无谓改变了海明威年轻时“拯救世界民主”的宏大抱负。
第一次世界大战铸成了海明威对人类社会的根本看法，严重的影响了创作基调。在海明威眼里，世界充满了暴力与虚伪；死亡不可避免地等待着第一个人。这就是海明威笔下主人公桑提亚哥的悲惨命运的又一象征。
在这种社会中生存下去，就必须为自己树立一整套的生存法则，这就是：“在生活中，就是不能取胜，也万万不可以认输，你可以在默默忍受中尽力活下来；放弃感情的纠葛，莫要顾影自怜；在户外的体育运动中寻求欢乐，把‘硬汉性格’作为生命的支柱”[xi]正是这套生存法则让海明威成功地塑造出了典型的硬汉子形象，就算是驾着渔船“上面是一面千窗百孔的帆，上面先后补上了一些面粉袋，如一面标志着被打败的旗帜，”上天注定了老人失败的命运，但面对失败所表现出来的仍是硬汉子的坦然态度。
海明威经过十六年之后，悟出了当年那个老渔夫的故事的真谛，他把古巴渔民的真实故事变成了一个渗透着人生哲理的寓言，海明威不再是单纯地讲述这个故事，而是揉进了自己的人生体验、情感和思想。“八分之一”的来源于生活素材，而余下的“八分之七”却是需要通过想象去挖掘的艺术真实与象征主义了。
可见桑提亚哥的象征所呈现出寓意的多义性，尽管其中也不乏某种朦胧气息，但我们还是不得不承认的是桑提亚哥是“海明威式”硬汉子精神的最佳体现者。
马洛林是“硬汉子性格”的最佳补充
“运气是我有了一个好老头儿和一个好孩子，而近来作家们已经忘记还有这些事情”，[xii]海明威在谈到小说成功的因素之时，曾颇为自得地将小男孩与老人相提并论。
由此可见，小男孩马洛林在《老人与海》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然而小说的真实素材《在大海上》这篇通讯里却并无小男孩其人，小说中他却占了不少篇幅，这便是海明威艺术创意与匠心所在，要研究《老人与海》象征因素，小男孩马洛林显然很值得读者与批评家们推敲了。
孩子是从五岁起跟老人上船学习捕鱼的，孩子的个性特征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老人的性格，孩子虽然很小，但并不显很孩子气；从老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捕鱼的本领，还有自尊自强的精神，并学会懂得生活的艰辛与男人的责任。
稚嫩的肩膀早已习惯了清早就得出门打鱼的生活的磨砺，纵然是“走路还打瞌睡”[xiii]，仍然说“这算什么，男子汉就得这样。”[xiv]铿锵有力，落地有声的言语充分的展示了“海明威式”的硬汉子精神。
在老人的潜意识里，孩子是自己人生的另一阶段，因为一个人不可能梦到两个自己，所以尽管他与孩子朝夕相处，他“做梦时从没有梦见过孩子”。孩子的离开是孩子家长的决定，老人不愿意也不让孩子为难，于是不让他再跟着自己，不让小男孩也沾上老人的霉运，孩子多次的要求坚持回来，纵然老人的失败就摆在面前，现实证实了老人的失败，老人的多次回决，但始终阻止不了孩子。
他不怕失败，蔑视失败，勇敢地面对失败，因为在小男孩心里，桑提亚哥是一个“神钓”、“与众不同”。孩子在回归帮助表现海明威“重压下的优雅风度”，小男孩的出现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是有其象征意蕴的，是人类的未来生命延续的维系物，也是硬汉子不向命运低头的力量源泉。
桑提亚哥正是从孩子的鼓励下坚强不屈的拼搏下去，他意识到：“要不是孩子，我早完了，这一点不承认可不行”，在与命运搏斗中，几次想到小孩，“要是孩子在这儿多好啊！”所有有了孩子，生活中才会有痛苦和欢乐，才会有灾难和希望，人类社会也才会生生息息，延绵不绝。
将唯一的一个与老人相依为命的小男孩马洛林从桑提亚哥身旁无情地取走，这也是海明威独到的艺术创意。取走是因为老人“倒霉”，是因为孩子的父母强令孩子另攀高枝。也是因为海明威生活在趋向于腐朽和没落的社会里，海明威作为正直而又清醒的知识分子，一方面看透了社会的虚伪和腐败，然而虽然他有胆有识，又有着自信和坚毅的品质，但长期的搏斗使他觉得力不从心了，认为即使自己再怎么，也无法改变这黑暗的现实。
因而他感到苦闷，感到疲倦，感到希望和胜利的渺茫，渐渐地就变成了一个实际上的精神胜利者，渴望用精神的胜利使自己得到慰藉，得到解脱。
正是在这种心态的驱使下，海明威流露出对弱者的同情，对有钱人的轻蔑，对贫富差距的不满，于是当老人感到孤寂和痛苦以及失败之后，孩子终于下定决心回到老人的身边，孩子的再次回归，显示他无视父亲的权威与渔民们对运气的迷信，“去他妈的什么运气，我要运气跟我走。
”[xv] “家里人说起来，我才不管呢，”[xvi]孩子在回归之前，老人的奋斗也是孤立的，无论如何英勇都注定会失败，孩子的话昭示出他在老人的英雄气概的感召下走向了成熟，在失败之中隐隐约约地又感到了一丝的欢乐与光明的希望。
。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