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后就一定挨打吗?
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地把“和平与发展”当成世界潮流了。因此，一谈起“以斗争求团结”，有的人就害怕。害怕到连“落后就要挨打”这么一句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本来是凝聚中华催人发奋赶超列强的话，都要阐发出一番让你瞠目结舌的新意来，以扭转中国人因不满而爆发出的维护国家利益，却不利于全球化的情绪。 这新意是：以只有经济上强大起来了，中国才有发言权为由，反证中国今天只能陪着笑脸挨打，而不能冷着脸抗议；建议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管你什么TMD、NMD，管你什么“误炸”还是真炸，管你菲律宾怎样挑衅，我们都该一声不吭；如果挨了打还要反抗，还要吭声表不满，就会破坏“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还是笑一笑的好，...全部
多年来，中国人已经习惯地把“和平与发展”当成世界潮流了。因此，一谈起“以斗争求团结”，有的人就害怕。害怕到连“落后就要挨打”这么一句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本来是凝聚中华催人发奋赶超列强的话，都要阐发出一番让你瞠目结舌的新意来，以扭转中国人因不满而爆发出的维护国家利益，却不利于全球化的情绪。
这新意是：以只有经济上强大起来了，中国才有发言权为由，反证中国今天只能陪着笑脸挨打，而不能冷着脸抗议；建议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管你什么TMD、NMD，管你什么“误炸”还是真炸，管你菲律宾怎样挑衅，我们都该一声不吭；如果挨了打还要反抗，还要吭声表不满，就会破坏“和平与发展”的世界潮流；还是笑一笑的好，既显示我堂堂中华是大度之邦，小小一个使馆炸了也没什么，又能使打人者因我们没有痛苦、没有计较而不够过瘾，不够欢喜；吭声是万万要不得的，要吭声也得说：“你打的没错，错在我们自己，谁让我们不如你呢。
”这种议论很多。另一种意见认为，中国要在经济和军事上赶上美国，达到前苏联那样让美国不敢轻举妄动的水平，至少需要三五十年的时间，在这段时间内我们始终将是落后的，那岂不是我们只好等着挨打吗?而且，既然美国亡我之心不死，它就会想方设法阻止我强大，甚至找借口提前发动军事打击，那怎么办?
把这两种议论合起来看，就成了一个怪圈：如果你要不挨打，就得强大起来；但你要强大起来，别人就要打你。
这个怪圈的最终指向就是弱肉强食，强者愈强，弱者愈弱，弱者永无出头之日。事情果真是这样的吗?
应该承认，虽然现实生活中弱肉强食比较普遍，但也不乏以弱胜强的例子。作为弱者的中国，我们不应该自甘落后、自甘挨打，而应该努力探寻以弱胜强、由弱到强的奥秘。
然而，“落后就要挨打”这一判断事实上却排除了后一种可能。据说，“落后就要挨打”是斯大林在30年代提出来的，是毛泽东肯定过的，是每一个普通中国公民都耳熟能详而且深以为然的。这样一个判断怎么会排除以弱胜强的可能性呢?
让我们一道来看个究竟。
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条件吗?
从语法上讲，“落后就要挨打”是一个紧缩偏正复句。它可拆解成条件关系：只要落后，就会挨打，也可拆解成假设关系：如果落后，就会挨打。从逻辑上讲，两者都意味着“落后”是“挨打”的充分条件。
这正是问题所在。
事实上，“落后”只构成“挨打”的必要条件。从“打人者”的角度看，这一点是十分清楚的。孙子兵法是专门谈如何“打人”的，其中讲到，兵者，国之大事也，不可以不察。要打就得打胜，而要打胜则必须考虑五大要素：道、天、地、将、法。
道是首位的，它既涉及到军事外交的成败，涉及到交战国双方的战争动员能力，涉及到双方战士的士气。中国古代的军事家们非常讲究师出有名，这“名”就是“道”。三国时期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其中很典型的故事。
为什么要挟天子呢?因为天子在诸侯百姓中还有影响，是正统和皇权的象征，挟了天子就是掌握了道。在当时的诸侯看来，曹操不废天子，用皇宫嫔妃把他养起来，这说明曹操至少还是守规矩的，即使将来败在曹操手下，曹操也不会杀了自己，也许还会把自己养起来，给个一官半职。
这就从根本上瓦解了多数诸侯的反抗意志，争取了诸侯们的中立甚至支持。同样，今天的美国虽然军事力量十分强大，但却依然十分重视“道”：“挟人权以令主权”。它得把米洛舍维奇妖魔化，说米氏搞“大屠杀”、“种族清洗”，把自己打扮成人道主义的卫道士，以此来动员美国民众和欧洲诸侯们的支持。
为了维持这种道义形象，美国和西方媒体齐动员，成了“战争宣传部”。因为美国统治者也深知失“道”寡助，美国的军事机器虽然强大，但是仍然需要有人来操纵，有战争经费来支持，需要有作战基地，真正死心踏地要战争的美国人也只是少数。
当年美国在越南就吃了这个亏，由于当时中国对美国民众和学生的影响甚大，由于美国在越南战争的残酷暴行不断传回国内，美国民众的反战浪潮日益高涨，所谓“共产主义威胁论”的“道”越来越不灵，美国就只好低头认输了。
更值得注意的是，孙子所考虑战争五大要素中，居然没有兵员多少和武器优劣这两个要素。这是孙子的疏忽吗?不是的，兵员多少和武器优劣只是代表战争双方短时间的有形的力量对比(即所谓形)，决定战争胜负的却是长时间内的无形的力量对比(即所谓势)。
本世纪上半叶国共两党的较量极为典型地验证了孙子对战争规律的认识。在井冈山时期，共产党拥有道、天、地、将、法五大要素的优势，而国民党则拥有庞大的军队和相对来说很先进的武器装备(飞机、坦克、大炮、重型机枪)，但其道不正，其天不时(当时正值世界经济大萧条，国内经济衰退更加严重，民怨四野)，其地不利，其将不力，其法不明，故屡屡吃败仗。
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胜利，是由于共产党内部的军事战线错误，而不是国民党军队的强大。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深刻地分析了敌我力量的对比和战争的不同阶段，其基本逻辑仍然是孙子兵法，只不过毛泽东把“道”的力量推向极致，使战争真正成为人民战争，最大限度地用“道”调动战士和人民的积极性罢了。
当然，有人可能会说，孙子兵法只适用于古代战争和近代战争，对现代战争已经不适用了。现代战争可以在短时间内具有毁灭性的力量，根本谈不上力量对比的长期变化。在核武器面前，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投降，一种毁灭。
因此，武器系统的先进性，而不是道、天、地、将、法，不是人民战争，成为决定战争的主要因素甚至唯一因素。
这种说法多多少少道出了一些现代战争、特别是核战争的特点。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核战争(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只能说是核试验)。
在俄罗斯的核武器仍然未被销毁的情况下，美国轻易不敢动用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应该感谢前苏联留下的核武器为世界各国反对美国霸权所开辟的空间。只要有这个前提，则所谓现代战争的短时间毁灭性就要大打折扣，而战争规律就仍然离不开孙子兵法的轨道。
在使用常规武器的情况下，美国对越南进行了长达四年多的大规模毁灭性轰炸，还是以失败告终。目前，美国对弹丸之地的南斯拉夫进行毁灭性轰炸，但至战争结束南联盟军队仍然可以声称保留了80%的防空力量。如果说，如此先进、如此密集的常规武器仍不能在短时间毁灭越南和南斯拉夫的话，美国又能奈中国何呢――如果中国占有道、天、地、将、法优势的话?
最危险的情况可能发生在俄罗斯的核武库被摘除以后。
那时，美国用核武器进行战争就成为可能。我们不会忘记，迄今为止，唯一在战争中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就是美国。随着核武器技术的改进，美国今天已经拥有从万吨级的战术核武器到千万吨级的战略核武器，已经可以有调节、有控制地使用核武器了。
即便如此，那种所谓不是投降就是毁灭的核讹诈理论也站不住脚。试设想，中国或其他国家不被核讹诈所吓倒，美国会怎样呢?它敢发动核战争吗?它敢使用战术核武器吗?敢使用战略核武器吗?事实上，长时间地毯式轰炸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准核战争。
如果这还不能迫使对手屈服的话，战术核武器同样不会奏效。更值得注意的是，从军事角度来看，精确制导炸弹对于敌方军事目标的摧毁更有效，副作用更小。战术核武器则不可能达到外科手术式的作战效果，它在摧毁一个军事目标时，会连带摧毁方圆数十里内的各种设施，造成平民的大量死亡，从而激起强烈的仇恨，使敌国军民团结得更加紧密。
同时，在本国也会失去战争支持，激起反战浪潮。因此，美国不会轻易动用战术核武器。从这个意义上，战术核武器也可以被看作是威力更大的常规武器，因而战争规律仍未发生根本变化。真正使战争规律完全失效的武器只有战略核武器。
如果美国把大量战略核武器倾泻到全世界各地，那么战争的确可以在短期内结束。但是，除非美国统治集团发疯，这样的战争是很难想象的，因为美国将在西半球以外制造一片核废墟。它要核废墟干什么?
由此可见，只要战争还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则战争规律始终将服从孙子兵法阐明的五要素原理。
那种所谓“不是毁灭、就是投降”的新战争理论实际上是美国人炮制出来的核讹诈理论，美国希望借此理论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一旦美国认识到无论多少原子弹都不能征服对手人心的话，美国人就不敢发动核战争，更不敢使用战略核武器。
综上所述，落后并不是挨打的充分条件。即使在现代战争条件下，落后也只是挨打的必要条件。
当然，为了强调“落后”这一因素的重要性，把必要条件夸大为充分条件也是可以理解的。
只是我们头脑要清醒，不要一发现自己落后就赶紧举起白旗，舔别人的脚后跟。要知道，比武器更重要的乃是人心。
“落后就要挨打”的主语是谁?
紧缩复句的特点是可以省略主语。如果把该句的主语补上的话，应该是“如果我们落后，我们就会挨打”。
也就是说，当人们在说“落后就会挨打时”，潜在地设定了一个统一的主语――“我们”。然而，这里存在又一个语言陷阱。如果某个落后国家的人民构成一个整体的“我们”的话，“先进”国家就不敢轻易下手了。
鸦片战争是中国屈辱的近代史的开端，人们提到“落后就要挨打”时往往以鸦片战争为例。
然而，历史研究表明，尽管英军船坚炮利，但武器上的相对优势并不大，清军则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总体有形实力强于英军。况且本土作战，居有道义、天时、地利优势，理该稳操胜券。但是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有凝聚力的整体，没有一个同仇敌忾的“我们”。
清政府虚骄无知，上下腐败已甚，文武百官勾心斗角、争名夺利，士兵训练无素，几近乌合之众。既不能将道义优势转化为士气，也做不到知已知彼，加上战略决策和战不定，战术指挥相互牵制，终遭战败。英军敢于不远万里，以区区万人之众和并无绝对优势的武器进犯一个拥兵百万的国度，正是看透了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看透了中国的一盘散沙局面。
因此，如果认真总结鸦片战争的教训，那么更切合实际的说法应该是“涣散就要挨打”，“腐败就要挨打”。
纵观历史，先进而腐败的帝国败在落后而团结的小国上的例子比比皆是。周本是岐山外的一个部族，而殷则是盘踞中原的帝国。
论经济实力和青铜兵器的制作水平，周远不如殷。但是纣王残暴腐朽，众叛亲离，牧野一战即告覆灭。秦始皇统一六国后，威震四海，号令天下，收销民间兵器，兴修万里长城，国势不可谓不盛。但随即横征暴敛，挥霍无度，草菅人命，贪官污吏争饱私囊，巧言令色之徒把持朝政，指鹿为马，以致陈胜、吴广揭竿而起。
贾谊在《过秦论》中慨叹道：“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长？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权，招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然后以六合为家，？函为宫。一夫作难而七庙堕，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毫不夸张，一部二千多年的中国王朝更替史，竟是一部“腐败就要挨打”的历史。
中国如此，外国也如此。罗马本是意大利西部的一个强悍的部族，团结一心，能征善战，而生产、贸易和武器的水平则不如亚得里亚海对面的希腊城邦。但由于希腊城邦四分五裂，各城邦内部贫富分化严重，奴隶主们既缺乏战略远见，又害怕国内贫民趁机造反，结果被罗马远交近攻，一一收拾，收编为罗马行省。
罗马统治四百多年后，愈益骄奢淫逸，罗马公民不事稼穑，专事游猎、娱乐和征战，吸干了整个罗马帝国的血液。统治集团纷争不已，各行省起义不断，整个帝国渐成土崩瓦解之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游牧的日尔曼部落不断侵袭罗马领地，最终导致了罗马帝国的覆灭。
13世纪成吉思汗的崛起再一次揭示出，那些貌似庞大却内囊腐朽的帝国是如何不堪一击。从社会阶段看，游牧的蒙古部落尚处于原始社会解体过程中，与“先进”的封建大帝国相比，其“落后”是不言自明的。
然而，成吉思汗的铁蹄先是踏平了北方的金，继之又征服了南宋，入中原大地竟如入无人之境。原因亦无他，唯偏安、腐败耳。
为什么腐败比落后更容易挨打呢?从语法角度看，因为腐败使一个民族人心涣散，国将不国，此即解构了主语，而落后只是对主语性质的陈述。
主语既不复存在，则谓语又从何谈起呢?
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提出“落后就要挨打”了。事实上，30年代的苏联尽管存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现象，但是国民经济高速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苏联广大劳动者依然热爱社会主义苏联、拥护苏共和斯大林的领导，苏联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分歧是次要的，对敌斗争和建设家园的统一意志是主要的，苏联有一个作为整体的、坚强牢固的“我们”。
在主语存在并且牢不可破的提前下，主要问题就是改善谓语状况，亦即使苏联红军的武器装备更加先进，国民经济基础更加雄厚，变“落后为先进”，以便在战争来临时尽可能减少牺牲，尽可能迅速地战胜敌人。
这就是说，斯大林提出“落后就要挨打”是有前提的，不能离开前提任意套用。
毛泽东肯定“落后就要挨打”包含着同样的前提，即中国共产党是坚强团结的。毛泽东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团结看得高于一切，有诗为证：“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一旦内部出现裂痕，则消弥裂痕就会成为毛泽东的头等大事。
事实上，一切有战略眼光的领袖都会这样处理问题，即重视主体胜于手段。
挨打意味着什么?
“落后就要挨打”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挨打。国家之间的打架和日常生活中的打架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日常生活中确有以复仇为目的的、不计后果的打架，而国家间的打架总是为经济利益驱动，往往是为了争夺对领土和劳动者的控制权、奴役权。不计后果的打架是不计成本的，即使发动自杀性进攻也在所不惜；以争夺控制权、奴役权为目的的打架则遵从经济规律，以最小成本取得最大战果，即孙子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反之，如果打人者意识到打的成本很高，所获却可能甚微，它就不敢打。因此，这种理性的打架是智慧、勇气和力量的较量。国家间的打架是渐进的，强势方总是先摆出一付打架的样子，然后提出一些有限的条件，比如租借港口、承包铁路经营、要求开放门户、降低关税等，威逼弱势方接受。
如果弱势方不敢动员己方力量迎接挑衅，接受了这些有限条件的话，那么在强势方看来这就达到了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如此，强势者更强，弱势者更弱。过一定时间，强势方又会提出更加苛刻的条件。如此反复进逼，就可渐进地不断加速地征服弱势方。
但是，如果弱势方一开始就不屈从呢?最好的结果是强势方在一场得不偿失的战争面前退缩，弱势方胜利地保卫了自身利益，而且没有挨打。最坏的结果是强势方骑虎难下，不得不发动进攻，弱势方挨打。
也就是说，弱势方不屈服就必然要作好挨打的准备，如果一点不想挨打，赶紧趁早投降当俘虏。而所谓国家挨打，则必然会有一部分人民做出牺牲。于是一个伦理问题就摆在了弱势方决策者和全体人民面前，是现在做出部分牺牲保卫全局和长远利益呢，还是以和平的名义屈膝求降?我相信，任何一位有远见的决策人和公民都会选择前者。
其实同是挨打，程度不同。如果一开始就作好挨打的准备，则强势方还没有东西下肚，力量也还有限，真的打起来，无非是皮肉之痛。1894年甲午海战时，日方力量还没有占据绝对优势，在武器装备上北洋水师并不比日本海军逊色，但是由于清政府迷信武器，对日本侵略意图认识模糊，防备松懈，军队将领大多腐败无能，训练无方，虽有部分官兵英勇抗战，但总体形势一触即败。
北洋水师覆灭其实还是皮肉之痛，如清政府能受刺激而调动民众的力量，振作起来，则仍可能将日本从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驱逐出去，但清政府却采取了投降路线，向日本割地赔款，大大增强了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并进一步削弱了中国的力量，为日本并吞东北全境，进而发动灭亡中国的战争准备了条件。
事情很清楚，如果怕受皮肉之痛，则下一步就会遭伤筋动骨的打击。对于一个人来说，伤皮伤肉的挨打其实并不可怕，正好活动一下筋骨，增强一点勇气，锻炼一点打架的本领；对于一个国家来说，如果把军事基地、铁路、机场、港口比作筋骨，而炼油厂、油库、钢铁厂、化工厂、粮库等比作内脏的话，甚至动筋动骨、内脏破裂的挨打都问题不大，越南和前些时候的南斯拉夫领土就都伤到了这个程度，因为这些都是人们劳动创造出来的有形财富，不需要多长时间就可以恢复。
最可怕的是神经瘫痪，整个有机体失去统一协调指挥，或被炸弹吓出了精神病，一听说要挨打，赶紧答应人家的条件。
实际上，这和日常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处理准则是相似的，怕挨打的人老挨打，最后被打得唯唯诺诺，谨小慎微；不怕挨打的人却能赢得别人的尊敬，逐渐人际空间越来越大，成为号令一方的人物。
美国是典型的欺软怕硬的主。人们常常记得尼克松首次访华时那句名言：“我是为美国利益到中国来的”；但是，人们不知道的是，这位反共老手其实是在为自己的中国之行辩护和打气，因为美国在越南战场上败在了中越人民的手下，尼克松是被打怕了，是求和来了。
当尼克松在毛泽东的书房受到接见是，尼克松的心态就如同朝见历史老人一般。
实现从“落后就要挨打”到“以弱胜强”的心态转换
以上简略解析了“落后就要挨打”，但这名话透出的心态无论多么积极，多么团结，多么不怕挨打，都是被动的、防卫型的。
在敌我长期较量的事实面前，更加积极、更有作为的心态应该是主动的、进攻型的，众所周知，进攻是最好的防御。事实上，人们常常囿于“落后就要挨打”的思维定式，下意识地认为“落后必然被动”。因此，“落后”者说主动仿佛就是痴人说梦。
但是，这仍然是迷信武力的思维方式的产物。如果以孙子兵法判断战争胜负的五要素来思考问题的话，“落后”者常常可以利用“道”的优势使自己处于战略攻势地位。极端的例子便是陈胜吴广式的“道”，由于掌握政权的强者道义丧尽，一夜之间强弱易势。
比较有现实感的例子是抗日战争时期共产党的姿态，由于共产党号召全面抗战，揭露了国民党的片面抗战路线的危害，掌握了抗日战争的“道”，延安便成了人心所向的圣地，共产党在国共两党的斗争中从此处于攻势。
再如，在五六十年代，虽然东方阵营在经济和军事实力上仍不如西方，但由于西方刚刚经历了资本主义的惨败，而社会主义则是民族独立和解放事业的象征，因而东方阵营处于攻势。最富戏剧性的事件便是中国文化大革命能带动美国国内的黑人运动和反战运动的高涨，引起法国五月风暴。
西方统治者忙于应付工人和学生运动的高涨，哪有什么心思对外侵略扩张呢?
由此反观，今天美国之所以能在全球范围内说一不二，除了冷战结束后美国军事力量一极独大外，还因为美国倡导的新自由主义教条的成功泛滥，因为东方阵营的垮台导致了社会主义道义国家力量的丧失。
西方卫道士们可以腆着大肚子宣称历史终结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人却不敢谈社会主义优越性，有的也不相信社会主义还能再搞几年。既然早晚要走西方的道路，当美国的孙子，挨打挨骂、受辱受气也只好忍了。
可以说，正是这种国际形势上的被动极大地束缚了中国的战略选择空间。
对于中国来说，落后不一定挨打，但是懦弱就一定会挨打。收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