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故事,写十篇读书笔记
(一)美德的弊端 太史公说:“夏朝的政治奉行忠厚,忠厚的弊端,是使百姓粗野缺乏礼节,所以殷朝承续夏政而奉行恭谨。恭谨的弊端,是使百姓相信鬼神。所以周朝承续殷政而奉行礼仪。
礼仪的弊端,是使百姓讲究文饰而情薄不诚信,所以解救不诚信的弊端莫若奉行忠厚。 ……” 读了这段,我才发现“忠厚”、“恭敬”、“礼仪”这些传统美德也有弊端: 忠厚的人诚信,却容易莽撞,丧失理智。
恭敬的人谦逊,却往往沉默,逆来顺受。 讲礼仪的人礼貌,却渐渐虚伪,文过饰非。 那讲诚信的人呢?诚信的人真实却不现实。哎!竟然得出这样的结论。 《史记》读书笔记之二:可爱的孝文帝 《史
记》读书笔记之二:可爱的孝文帝 孝文皇帝,是汉高祖刘邦的儿子,汉武帝的爷爷。
我说他可爱,是因为他本不是“天子”,却作了“天子”,作了“天子”却没有“天子”的“样子”。 《史记》之《孝文本纪》我还只看了三分之一,先把我所看了的,他的开明之处列出来,至于他的生平我下次补上: 废除了“连坐”的法律,所谓“连坐”就是一人犯罪全家获罪。
废除了“诽谤”和“妖言”的罪名,鼓励臣民“进献善言”。 孝文帝是高祖刘邦排行中间的儿子。高祖逝世后,吕氏家族的人企图发动叛乱,被朝廷重臣所覆灭。最后大臣们谋划召还是代王的刘恒入长安并拥立他为皇帝,也就是后来的孝文帝。
孝文帝语录: “刑法竟达到断人肢体、毁坏肌肤、使人终生不能康复,这是多么痛楚而不讲求恩德的作法,这怎么能符合为民父母的主旨呢!应当废除肉刑。 ” “……我听说凡是天下万物若有萌出,没有哪一种会没有死亡的。
死是天地间的规律,物质的自然属性,有什么值得那么悲哀呢?当今这个时代,世人都喜欢生而厌恶死,厚葬死者以致使生者家业破亡,注重丧事而伤害生计,我很不赞成这样做。……应当对天下官吏、平民发布命令,令到以后只用三日为我举行丧礼,全都免除其余的服孝规定。
不要禁止民间取妻嫁女,举行各种祭祀活动和饮酒食肉。凡是应当参加丧礼的人,都不要光着脚。……布告天下,是天下人都知晓我的心愿。霸陵一带的山水保持它的原貌,不要有所改变。后宫中把夫人以下至少使全都遣送回家。
……” 孝文帝死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太子刘启即位。称为孝景帝。 孝景帝在他的诏书中说道:“ ……孝文帝君临天下,疏通关隘桥梁,远近没有区别歧视。废除诽谤之罪,取消割毁肢体肌肤的肉刑,赏赐年长的老人,收养抚恤孤独,以次养育众生,他抑减自己的嗜好和私欲,不接受臣子的贡献,不私自谋求利益。
犯罪人的妻子不受牵连,不妄杀无罪之人。取消宫刑,放出后宫的美女,慎重地对待割绝人情伦理及父子相继的事……” 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 太伯之饹荆蛮,自号句吴。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这一句话中需要作出解释的是,“荆蛮”、“句吴”。【索隐】:荆者,楚之旧号,以州而言之曰荆。蛮者,闽也。南夷之名;蛮亦称越。此言自号句吴,吴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
司马贞的解释很有道理,荆是楚国或是楚地的旧称,是地名。 蛮也称作闽,是南方各民族的通称,同时蛮也称作越,都是民族的称呼。那么“荆蛮”说的是在荆地域内生活的南方越族的一支。
“自号句吴”句吴从字面意思来理解应该是国家的名称, 而裴骃【集解】:宋忠曰:“句吴,太伯始所居地名。”说明当时句吴是太伯以及他的部族最终定居的地方,后来以句吴这个地方就作为部族发展之后的国家名称。
到底历史真实是如何的,下面历代史学家为此进行过一番争论。 颜师古注汉书,以吴言“句”者,夷语之发声,犹言“於越”耳。此言“号句吴”,当如颜解。而注引宋忠以为地名者,系本居篇曰“孰哉居蕃离,孰姑徙句吴”,宋氏见史记有“太伯自号句吴”之文,遂弥缝解彼云是太伯始所居地名。
裴氏引之,恐非其义。蕃离既有其地,句吴何总不知真实?吴人不闻别有城邑曾名句吴,则系本之文或难依信。吴地记曰:“泰伯居梅里,在阖闾城北五十里许。” 如果依照颜师古的解释句吴不是地名,宋忠则从《史记》中得出地名的解释。
而句吴从历代文献中并无记载,而当时也没有称作句吴的城邑留存。 那么要探究其真,只有从吴下手,吴从什么时候有了明确的称呼,裴骃【集解】:“吴名起於太伯,明以前未有吴号。地在楚越之界,故称荆蛮。
”太伯以前并没有吴的称号,当时中原华夏族称这里的民族为越、荆、荆蛮、闽等等。而当地民族自称句或是其它。是不是这样呢,还有待考证。 “荆蛮义之,从而归之千馀家,立为吴太伯。 ”司马迁则一句说的是太伯带着部族的老少来到百越民族聚居的地方,定居下来之后得到当地民族的认同,逐步融合,并有大批当地民族的人加入。
如果按照司马迁的记载千余家,没家三口统计的话,则有三千多人加入了太伯的部落。那是什么吸引当地民族的,笔者认为,中原农耕文化是主要的诱因。 因为太伯时的百越民族还处于原始公社时期,过着简单的渔猎生活,基本的生存都很难满足。
而这是太伯部落的到来,不仅是大量人口的迁徙,更重要的是中原农耕文化的迁徙和传播。为当地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方式,大大提高生产力的水平。这才是归之千余家的真正原因。 (二)史记》读书笔记 《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构建了一套新的史书体制,由西汉时期司马迁撰著。
此书记事始于传说中的黄帝时期,一直写到汉武帝元狩元年,叙述了中国古代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
在现代的中国,《史记》几乎是被视作是一部文学作品在看待。后世有许多文学作品借鉴了《史记》的笔法。 近人梁启超称赞这部巨著是“千古之绝作”。鲁迅誉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反而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 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史官,司马谈一心继承先人久绝的世业—太史令,重现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汉武帝元封元年,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此外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亦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司马迁笔下的人物个个栩栩如生,有着鲜明的个性。生动的语言,优美的文字让读者读起来仿佛置身于一个个优美的意境中。 随着情节的起伏,我的心情也在为之而改变,感受着主人公的感受。
轻松幽默的语言,紧张刺激的情节,在《史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绘声绘色。在此,我想评论书里面的几个人物。 第一位是留侯张良。他出身很富贵,也遭遇很多不幸,最后终于改掉了最初的莽撞脾气,成就了自己的事业。
但是我们看他的传记,却发现,当他改掉了莽撞的脾气后,就成了一个圆滑的人。 至少是内心深处是圆滑的。他会想怎么明哲保身,他会故意卖傻去学仙。 第二位是刘邦。书里讲了一些他的神奇传说,不过他的确是个奇怪的人。
他毛病多得不行,贪财好色好酒,又爱骂人,不讲道义,但却有足够的眼光。东汉初年的马援曾对自己的首领的隗嚣说,汉光武帝刘秀什么都好,就是太知礼守法,不如刘邦这样无赖。 隗嚣听了很生气,以为马援在捧刘秀。
其实马援当时或许说的实话,因为刘邦就是靠这一份无赖才成就了西汉大业。 第三位是孔子,他在中国的地位实在盖过了几乎所有的帝王。然而我却不知道他原来是一位身材高大的猛士,是一个喜欢策动叛乱的革命分子。
第四位是淮阴侯韩信为保性命甘受胯下之辱以及漂母舍之饭,信曰:“吾必有以重报母。 ”可见,韩信有多么自信,他好像明白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而胯下之辱与他的使命相比,当然算不得什么。
历史上另一个人也曾因贫困,受过一个老婆子的救济,他与韩信不同,却是大大方方的吃了一回,然后摸一摸嘴,抬起屁股走了。他的神情充满了高傲,很多年以后,他也以千金报之。历史学家们评价,他比韩信更有胸襟。
可惜他的名气却不如韩信响亮。 看完《史记》后,就仿佛作了一次足不出户的历史旅行,领略了时代的一切,回顾了难以忘怀的历史事件,体会了当时人们的思想。其中用生动形象的历史人物为你讲述他们身上发生的有趣的故事,带领你进入他们的世界。
看完《史记》后,就仿佛作了一次和历史学家面对面的谈话,深深的被他那准确到位的语言所打动。 在不知不觉中也增长了必要的历史知识,丰富了头脑。 (三)读书笔记——《史记》之刺客列传 豫让为智伯臣子时,甚得宠,后来赵襄子灭了智伯,割了智伯的头做酒杯。
豫让立志为智伯报仇,因为“士为知己者死”。 只有报仇才能让他心安。于是两次行刺襄王,不惜把自己搞成残废,丑陋不堪。 最后一次行刺时,襄王说,豫子啊,你这样为了智伯,于情于理都足够了,我上次放了你,也算尽了道义,你好自为之,我这次也不客气了。
便让人包围了豫让。这让我想起周星驰的《喜剧之王》种一个情节:一个文弱书生扮作黑社会去向一五大三粗的大汉收保护费,反被打得鼻青脸肿,最后涕泪交加还不罢休。 那大汉叹息一声,无奈至极---------我算是怕了你了。
便给了他几十块钱打发他走。 而豫让呢,最后也见了棺材还不落泪,问襄王要了衣服,拿匕首象征性的往衣服上捅了几刀,算是报了仇,接着便自刎见他的知己智伯去了。这实在比那收保护费的书生还尴尬。 豫让怀着报仇的信念至死不渝,这执著劲着实令人钦佩,但他所标榜的信念从根本上就很荒谬--------- 他誓死报仇只因要为智伯尽忠。
何谓知己者?这得从豫让的经历说起。豫让曾经侍奉章范,中行氏,都未受重用,直到给智伯做奴才,方才得到尊宠。他的这种‘知己感’不是子期伯牙的超世俗的心灵相通,而不过是种自我认同感。
一个屡屡受挫的臣子在一个宠信他予他荣誉,地位,厚禄的君主那里找到存在价值,这便是豫让所谓的“知己感”,实则是某种具有无数可变性的身外之物。 说白了他其实只是在为一个赏识他的死翘的君王尽忠。
他曾经辗转于那么多的诸侯国,并非如屈原那样可以生是楚国人死是楚国的死人-----他没有屈原那种视一国为心灵家园的根基。那么为一个动弹两下就被人砍了脑袋的君王从一而终,直到人家死了还不放过的行为我们称之为愚忠,既浪费自己人生,于百姓也无益。
豫让固执地要在一棵树上吊死,行刺之时,襄王为他的义气和拗劲儿感动,尊他为贤人义人,不惜自己谨慎些避开他免遭不测,遂将豫让释放。可以说,豫让在智伯那里找到的认同感和个人价值体现在襄王这里一样得到了。
他可以与智伯“知己”,同样可以与襄王“知己”这便再次证明他的“知己”有多空虚,经不起推敲。 最后呢,豫让刺不到襄王,转而刺刺襄王的衣服,形式做足了也就心满意足地找智伯重温知己旧梦去了。
咳,忍不住要为此人汗一把。 (四)项羽本纪》的读后感 司马迁把项羽写得如此强悍,历来有两个说法,一说是将汉高祖死敌写进本纪,是发泄对汉武帝的不满,二说是司马迁由于身遭大不幸,强悍如项羽这样的猛男,自然而然激起了太史公的崇拜。
要知道一个人的实力,就要看他对手的实力。所以把项羽写强一点,不会影响汉高祖的光辉形象,反而通过这一点,更显得高祖实力非凡,成为九五之尊也是众望所归。 楚汉相争,应该是中国历史舞台上第一次纯智力与纯武力争夺天下。
最后的结局,也证明了大脑远胜于拳脚。 项羽用过的计,似乎只有一个“破釜沉舟”,但照我看来,与其说这是一条计,还不如说是项羽的率性而为。 韩信的“背水一战”,那才是计谋。
只知屠城坑降卒的项羽,其谋略智慧,也许远远不及外黄城那个十三岁的孩子,更不要说深谙帝王之术的刘邦了。 刘邦和项羽,这两个人,从道德角度很难说哪一个更好一点。一个是为了天下可以置老子于不顾的流氓,一个是杀杀杀杀杀杀杀的西楚霸王。
一个诈,一个暴,这两个人,你会喜欢哪一个?更多人包括易安居士李清照却对楚霸王更加青睐。“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一位婉约女子能写出如此掷地有声的诗句,不能不说楚霸王感染力之强。
项羽感染后人的,是他的悲剧美。征战八年,一生经历七十余战的武将,仅仅遭受了第一次失败,却彻底失去了一切。 但这一败,项羽败得很潇洒。当身边仅余二十八骑时,刚过而立之年的项羽似乎已经知了天命,“天亡我,非战之罪”,这最后一战,更要战得漂亮,战得从容。
于是,战到乌江…… “天下苦秦久矣。”当项羽和刘邦们都不再以农民起义领袖的身份厮杀时,他们是不是还记得这句曾经流传以久的牢骚话。 这句牢骚,陈涉吴广说过,我想,项羽刘邦们一定也说过。
当项羽在故人吕马童面前自刎时,当刘邦登上帝位创下四百年汉家江山时,他们也许会感慨,天下终究不是天下人的天下。 (五) 司马迁著《史记》,其史学观念在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司马迁探求的天人之际,并非承认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视天人之间关系的演变,从而了解 “古今之变” 的关键,探求出历史动态发展变化的层面,最终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动机,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一、司马迁为了继承其父司马谈编订史书的遗志,完成撰述《史记》的宏愿 司马氏世代为太史,为继承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论述上代历史。
《隋书·经籍志》说:“谈乃据《左氏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可见司马谈有意继续编订《春秋》以后的史事。 元封元年,汉武帝进行封禅大典,司马谈身为太史令,却无缘参与当世盛事,引为终生之憾,忧愤而死。
他死前将遗志嘱咐儿子司马迁说:“今天子接千岁之统,封泰山,而余不得从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司马迁则回答道:“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 ”可知司马迁乃秉承父亲的遗志完成史著。
而《史记》以《封禅书》为其八书之一,即见其秉先父之意。 二、司马迁想继承《春秋》精神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义,显扬志业人物的使命。
《春秋》的下限,到鲁哀公获麟之年,此后的史事就没有完整的史籍记载。司马迁是绍继《春秋》,并以汉武帝元狩元年“获麟”及太初元年改历下限,撰写史记。 然而,司马迁继承《春秋》,不仅是要形式上承继周公以来的道统,而且是重视《春秋》的性质,他在《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义,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春秋》。
” 可见司马迁对“春秋之义”和“春秋笔法”心仪已久,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贬精神,撰述《史记》。 三、司马迁要肩负史家职责 司马谈早有整理上代历史的计划,可惜却“发愤而卒”,临终前叮嘱司马迁,认为“自获麟以来,史记放绝。
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甚多,司马迁身为太史公,有完成论载上代历史的任务。 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为太史的职责说:“且余尝掌其官,废明圣盛德不载,灭功臣、世家、贤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
”因此,司马迁一心秉承先人世传及“述往事以思来者”的责任感,决意撰述《史记》。 在《报任安书》中也透露著述《史记》的目的,他说“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可见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责任,更要尽史学家的职责。
[编辑本段]【创作态度】 严谨实录 司马迁撰写史记,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是其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
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这便高度评价了司马迁的科学态度和《史记》的记事翔实。 客观公正 司马迁坚持“实录”精神,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
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 尤其揭露了汉代统治阶级的罪恶。
司马迁虽是汉武帝的臣子,但对于汉武帝的过失,司马迁丝毫没有加以隐瞒,他深刻揭露和批判了当时盛行的封禅祭祖、祈求神仙活动的虚妄。在《封禅书》中,他把汉武帝迷信神仙,千方百计祈求不死之药的荒谬无聊行为淋漓尽致地描绘了出来。
评价分明 项羽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 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
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 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
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 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同情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
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事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这便是司马迁作传的最大特点,即真实性和倾向性的统一。 [编辑本段]【内容体例】 内容结构 《史记》是一部通史,全书共一百三十篇,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五十二万六千五百一十五字。
其中的本纪和列传是主体。 “本纪”是全书提纲,按年月时间记述帝王的言行政绩。 “表”用表格来简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书”则记述制度发展,涉及礼乐制度、天文兵律、社会经济、河渠地理等诸方面内容。
“世家”记述子孙世袭的王侯封国史迹。 “列传”是重要人物传记。 文章内容 《史记》的文章可分成两个部分:前面的正文是人物的生平描述,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衔接交杂而成;正文后面会加上作者的评论或感想,通常以“太史公曰”为起头,内容或有作者的个人经历,或有对人物的评价,或有收集资料的过程,但仍以评论题材人物的性格与行事为主,这也呼应司马迁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际”的写作目标。
编撰主旨 按司马迁所说,编写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究天人之际”:是探究天道和人事的关系,作者批判了原来的“神意天命论”,提出了“帝王中心论”。
“通古今之变”:即探究历史的发展实况及其规律。 参考内容 《史记》参考了众多典籍,如《左传》、《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和诸子百家等,同时参考档案、民间古文书籍。
司马迁还亲自采访,进行实地调查,然后对材料精心选择使用,治学态度异常严谨。 汉代之前的历史著作在内容、史事、材料、作者编撰水平上都无法和《史记》相比。《史记》不但规模巨大,体系完备,而且对此后的纪传体史书影响很深,历朝正史基本都用这种体裁撰写。
同时,书中的文字生动性,叙事的形象性也是成就最高的。 体例结构 本纪 实际上就是帝王的传记,因为帝王是统理国家大事的最高的首脑,为他们作纪传而名之曰“本纪“,正所以显示天下本统之所在,使官民行事都有一定的纲纪的缘故。
同时,也是全书的总纲,是用编年体的方法记事的。在“本纪”的写作中,司马迁采取了详今略远的办法,时代愈远愈略,愈近愈详。 “本纪”托始黄帝,是因为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又是“正名百物”的祖师。
将项羽列入“本纪”,一是秦汉间几年“政由羽出”,一是推崇其人格。 书 是记载历代朝章国典,以明古今制度沿革的专章,非是熟悉掌故的史家,是无法撰写成书的。班固《汉书》改称“志”,成为通例。
“书”的修撰,为研究各种专门史提供了丰富的资料。 孔子世家 是记载诸侯国之事的。这因诸侯开国承家,子孙世袭,也就给了他们的传记叫做世家。从西周的大分封开始,发展到春秋、战国,各诸侯国先后称霸称雄,盛极一时,用“世家”体裁记述这一情况,是非常妥当的。
司马迁把孔子和陈涉也列入“世家”,是一种例外。 孔子虽非王侯,但却是传承三代文化的宗主,更何况汉武帝时儒学独尊,孔子是儒学的创始人,将之列入“世家”也反映了思想领域的现实情况。
至于陈涉,不但是首先起义亡秦的领导者,且是三代以来以平民起兵而反残暴统治的第一人,而亡秦的侯王又多是他建置的。司马迁将之列入“世家”,把他的功业和汤放桀,武王伐纣,孔子作《春秋》相比,将他写成为震撼暴秦帝国统治、叱咤风云的伟大历史英雄,反映了作者进步的历史观。
列传 是记载帝王、诸侯以外的各种历史人物的。有单传,有合传,有类传。 单传是一人一传,如《商君列传》、《李斯列传》等。 合传是记二人以上的,如《管晏列传》、《老庄申韩列传》等。
类传是以类相从,把同一类人物的活动,归到一个传内,如《儒林列传》、《循吏列传》、《刺客列传》等。 司马迁把当时我国四周少数民族的历史情况,也用类传的形式记载下来,如《匈奴列传》、《朝鲜列传》、《大宛列传》等,这就为研究我国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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