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吴翠远这一形象
吴翠远的这个评判中分明有嘲讽,她是一个讨厌“好人”的“真”女人。 “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松的,没有轮廓。连她母女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 ”而这就因为是“真”的。“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可是这却使她不快乐,这个好人比真人多的世界,人的“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 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全部
吴翠远的这个评判中分明有嘲讽,她是一个讨厌“好人”的“真”女人。 “她长得不难看,可是她那种美是一种模棱两可的,仿佛怕得罪了谁的美,脸上一切都是淡淡的,松松的,没有轮廓。连她母女也形容不出她是长脸还是圆脸。
”而这就因为是“真”的。“在家里她是一个好女儿,在学校里她是一个好学生。”“她家里都是好人,天天洗澡,看报,听无线电向来不听申曲滑稽京戏什么的,而专听贝多芬瓦格涅的交响乐,听不懂也要听。”可是这却使她不快乐,这个好人比真人多的世界,人的“生命像圣经,从希伯莱文译成希腊文,从希腊文译成拉丁文,从拉丁文译成英文,从英文译成国语。
翠远读它的时候,国语又在她脑子里译成了上海话”,这让吴翠远感到与真实的生命有了隔膜,她讨厌这个“好”。 在封锁的非常态中,吕宗桢闯进了她的生活,“他搁在报纸上的那只手,从袖口里出来,黄色的,敏感的——一个真的人!不很诚实,也不很聪明,但是一个真人!她突然觉得炽热,快乐。
”男人的这只无心有意“调情”的手,却拨动了女人的真心。当男人有了一段抱怨太太的真心表白之后,她就有了做男人需要的“一个原谅他,包涵他的女人”的想法,于是他们真情自然开放,开始恋爱了。 恋爱中她似乎比那男人还要勇敢,这其中有其叛逆的成分。
“她家里的人——那些一尘不染的好人——她恨他们!他们哄她够了她。他们要她找个有钱的女婿,宗桢没有钱而有太太——气气他们也好!气,活该气!”这叛逆的心理似乎和那男子“气气他太太也好”的想法一样,可是只有她才是真心的,表现出她决意做一个真女人的勇气。
然而那男人只是“做戏”,尽管后来在她的鼓励下,弄假成真了,彼此确实有了一次闪电般的恋爱激情,可是随着电车封锁的开放,平庸又封锁了人的激情。一切再也不会像封锁中那样自然真实了。 吴翠远看着那个回到“好”里面去的男人,暗自伤心:“这人,这么笨,这么笨!”“白糟蹋了他自己的幸福。
那么愚蠢的浪费!”她哭了,“她简直把她的眼泪唾到他的脸上”,在心里骂:“他是一个好人——世界上的好人又多了一个!” 这样的伤心落泪,这样的嘲讽责骂,足以证明吴翠远确实是一个“真”女人。
“真”在这里,与“好”似乎成了一对反义词。女作家张爱玲的《封锁》是不是要来诠释“男人不坏,女人不爱”的真理性呢?我以为,没有这么简单。问题在于我们如何理解这个“好”(或曰“不坏”)与“真”。
以我浅见,“好”是一个道德问题,“真”是个审美问题;而道德与审美确实有着严重的矛盾性。道德是约定俗成的,有趋同性;审美是喜新厌旧的,有求异性。而男女结合,必须有婚姻家庭这种功利性的载体,同时又要有爱情理想这种超越性的追求;换句话说,男女共同生活,既有物质性的,还要有精神性的。
理论上说婚姻与爱情应该完美结合,所谓美满婚姻,就是充满爱情的婚姻,可是在现实中,婚姻又常常与爱情互相排斥。这是因为道德的趋同性往往会要“封锁”人的心性,而审美的求异性又总要“突围”“越轨”。 正因为如此,就有婚姻是爱情坟墓的说法,尤其当一个社会的道德本身有问题的时候更是如此。
从《封锁》的具体描写中,这个“好”本质就是当时社会的所谓道德规矩,包括社会的文化价值取向;它其实就是一种人的真情实感的“封锁”。所以作品对“好”男人吕宗桢是有嘲讽否定的。当然这也仅仅是对其不敢真心生活态度的否定。
同样如此,对于“真”女人吴翠远的赞赏,也只是赞赏反叛平庸虚假生活的真情。而无意鼓励男人抛弃男人的责任,怂恿女人可以为所欲为。 即便从审美的角度讲,也应该明白:美的东西一定是真的,但真的未必就美,更未必就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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