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孙龙的“白马非马”如何理解其合理性？

    公孙龙的一个有名的辩论是“白马非马”。现存的《公孙龙子》中的《白马论》有关于“白马非马”的详细的论证。 

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这个命题，以及他的关于这个命题的辩论，也反映辩证法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同一性与差别性的关系的问题。
  他从另一个出发点讨论了上面说的“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这个问题，得出了与惠施正相反的结论。  惠施是从具体的事物出发来看这个问题。公孙龙是从命题出发，他看出了，在每个命题中，如“莲花是一种植物，玫瑰是红的”等，其主语和述语的内涵和外延都不完全相同。
  正是如恩格斯所说的：“不论是在主语或者在述语中，总有点甚么东西是述语或主语所包括不了的。”但是恩格斯指出，“述语是必需和主语不同的”；这正是“同一性在自身中包含着差别性”这个客观辩证法的反映。
    一般人都说：“白马是马。”公孙龙对于这个命题作了相当详细的分析，明确地指出主语和谓语之间的不同。但是他不知道这样的不同是必需的，是客观规律的反映，反而把二者割裂开来，加以抽象化、绝对化，由此达到客观唯心主义的结论，得出“白马非马”的结论。
  这就是把范畴固定化。其思想方法是形而上学的。   

这里又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即一般和个别的关系的问题。列宁说：“从任何一个命题开始，如树叶是绿的，依凡是人，哈巴狗是狗等等。
  在这里(正如黑格尔天才地指出过的)就已经有辩证法：个别就是一般。……这就是说，对立面(个别跟一般相对立)是同一的：个别一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  一般只能在个别中存在，只能通过个别而存在。
  任何个别(不论怎样)都是一般。任何一般都是个别的(一部分，一方面，或本质)。任何一般都只能大致地包括一切个别事物。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地包括在一般之中等等。任何个别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另一类的个别(事物、现象、过程)相联系。
    诸如此类等等。”(《谈谈辩证法问题》，《列宁全集》第38卷409页)个别自身的同一性，经过千万次的转化，而与千万类的个别相联系，也就是说，也与千万个一般相联系。这也是同一性自身所包含的差别。
   

在一个逻辑命题中，主词表示个别，谓词表示一般。在一个肯定的命题中，个别与一般是对立面的统一(同一)。  在“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中，白马是个别，马是一般。严格地说，这个具体的马是个别。
  白马也是一般，白马只会与一般相联而存在，马也只能在白、黄、黑等马中存在，只能通过白、黄、黑等马而存在。这就是说：凡实际存在的马总是有白、黄、黑等颜色的，不可能有没有颜色的马。这是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统一性。
     

就“白马是马”这个命题说，“白马”是个别，“马”是一般；但是对于这个具体的白马，那个具体的白马说，“白马”又是一般，这个马、那个马是个别。“马”这个一般是白马的本质；“白”是白马的一方面；“马”这个一般只能大概地包括一切马，因为个别的马有白、黄、黑等的颜色不同，而“马”则不表示任何颜色。
    因为同一理由，所以任何个别都不能完全归进一般。这是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矛盾性。 

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有矛盾又有统一，所以“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不是表示简单的等号而是表示一种辩证的统一。
  公孙龙一派发现了这个辩证统一中的对立面。他用“白马非马”这个命题表示个别与一般这两个对立面的矛盾。  这是他对于客观辩证法的某一方面的认识。 

就逻辑学的意义说，公孙龙发现了名词的外延和内涵的关系。
  就“马”的外延说，“马”这个名词包括白马在内，但就“马”的内涵说，“马”这个名词指马的本质属性，和“白马”这个名词所代表的概念是有区别的。不能把这两个名词混同起来。  这也是公孙龙的一个贡献。
   

公孙龙的《白马论》的辩论，可以分为三点：第一点是：“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命色者非命形也，故曰：白马非马。”(《公孙龙子·白马论》)这是就马之名及白之名的内涵说。马之名的内涵是马的形；白之名的内涵是一种颜色。
  白马之名的内涵是马的形及一种颜色。  此三名的内涵各不相同。所以“白马非马”。 

第二点是：“求马，黄黑马皆可致。求白马，黄黑马不可致。……故黄黑马一也，而可以应有马，而不可以应有白马，是白马之非马审矣。
  ”“马者，无去取于色，故黄黑皆所以应。白马者有去取于色，黄黑马皆所以色去，故惟白马独可以应耳。  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同上)这是就马之名及白马之名的外延说。
  马之名的外延包括一切马；白马之名的外延则只包括白马。“马”对于颜色，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无去取于色”)，所以如果我们仅只要“马”，黄马黑马都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但是“白马”是对于颜色有所肯定、有所否定的(“有去取于色”)，所以如果我们要白马，那就只有白马可以满足我们的需要，黄马黑马都不能了。
    对于颜色无所肯定、否定的，跟对于颜色有所肯定、否定的，是不同的，所以白马非马(“无去者，非有去也，故曰白马非马”)。 

第三点是：“马固有色，故有白马。使马无色，有马如已耳。
  安取白马？故白者，非马也。白马者，马与白也，马与白非马也。故曰：白马非马也。”(同上)这是就马这个一般、白这个一般、白马这个一般说明它们的不同。  马这个一般只是一切马所共有的性质，其中并没有颜色的性质。
  马就只是马，如此而已(“有马如(而)已耳”)。白马的一般是一切马所共有的性质又加上白的性质，所以白马非马。 

不但白马非马，而且白马亦非白。“白者，不定所白，忘之而可也。白马者，言白定所白也。
  定所白者，非白也。  ”(同上)此白物或彼白物所表现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是固定的意思。此白物所表现的白，固定在此物上面，彼白物所表现的白，固定在彼物上面，白这个一般，也可以说是“白如(而)已耳”，不固定在任何东西上面，它是“不定所白”的白。
  “不定所白”的白不为一般人所注意；这于其日常生活并无影响，所以说“忘之而可也”。  然“定所白”的白，是具体的、个别的白，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不定所白”的白。白马的白，是“定所白”的白，“定所白者非白也”，所以白马非白。
   

“白马非马”是公孙龙的一个有名的辩论。据说公孙龙曾与孔丘的后人孔穿对于这个问题进行辩论。公孙龙举了一个孔丘的故事。这个故事说：楚王遗失了一张弓，他的左右的人请设法寻找，他说：“楚人遗弓，楚人得之，又何求焉？”孔丘批评楚王，说：“楚王仁义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公孙龙说：由此可见，孔丘“异楚人于所谓人。
    ”如果孔丘的话是对的，我“异白马于所谓马”的辩论也是对的。孔穿不能回答公孙龙的话。在另一天，孔穿又和公孙龙辩论。孔穿说：孔丘的话是“异楚王之所谓楚，非异楚王之所谓人也。
  ……凡言人者，总谓人也。亦犹言马者，总谓马也。楚自国也；白自色也。欲广其人，宜在去楚；欲正名色，不宜去白。  诚察此理，则公孙之辩破矣。”公孙龙与孔穿的这个辩论的第一段见《公孙龙子·迹府》篇。
  第二段只见《孔丛子·公孙龙》篇。《孔丛子》是伪书，所说未必是历史的事实。但是所记的孔穿的话，在逻辑学上是很有意义的。他是对“白马是马”这个命题作外延的解释。照这样的解释，这个命题是可以这样提的。
    公孙龙是对于这个命题作内涵的解释。照这样的解释，这个命题是不可这样提的。孔穿并没有完全破了公孙龙的辩论，但是他的话确是有逻辑学上的价值。 

以上是公孙龙的《白马论》的基本论点。
  从这些论点中可以看出，公孙龙的确看到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矛盾对立的方面，看到了一般和个别的差别。  但是他仅仅停留在这一点上，并且把这一方面片面地夸大，因而否认了一般和个别的统一的方面，相互联系的方面。
  按着他的理论，既然一般和个别是相互对立的，一般也可以脱离个别而存在，一般可以不必包括个别，个别也可以不必列入一般。这就是公孙龙所说的“故可以为有马者，独以马为有马耳，非有白马为有马”。  (《白马论》)这样，就割裂了一个命题中主语和述语的联系。
  从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出发，势必将一般看成是独立自存的实体，其结果导致了客观唯心主义。“白马非马”这个命题，本来是从对于辩证法的一定的认识出发的，可是，结果转化为辩证法的对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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